4 思想文化
清初诗坛创作活动比较活跃，流派众多。“遗民”是指清朝建立以后，不愿意归顺清朝的文人士大夫，他们不参加清政府的科举考试，也不接受清政府给予的官职，有的甚至还参加了抗清斗争，且多隐居山林，自称“遗民”。清初遗民诗人中最著名的代表有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
1.诗歌
遗民诗人 顾炎武作诗主张“诗主性情，不贵奇巧”。明清换代、异族统治，世事的巨变使他的诗沉郁苍凉，带有强烈的爱国之情。在他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对国破家亡的无限悲痛，对人民惨遭杀戮的无限悲痛，对抗清复明志士的热情歌颂和对恢复汉室江山的迫切希望。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对顾炎武盛赞道：“明遗民诗，吾深思一人焉，曰顾亭林，诚意之诗仓深”，“亭林之诗坚实，皆非以诗为诗着，而其诗境直黄河、大华之高阔也。首位两家（指明朝刘基与顾炎武），谁与抗乎？”
黄宗羲与王夫之的诗虽也多是咏古抒怀，满含悲壮，但又各有特色。黄宗羲作诗主张“情至”，他认为“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他比较擅长以景抒情。如在《出北门沿惜字庵止范文清东篱》中写道：“如此江山残照下，奈何心事菊花边。不须更觅登高地，只恐登高便泫然。”表现出作者对故国之亡的悲痛。王夫之主张“以意为主”。他的诗也多是悲壮苍凉，有表达亡国之痛，有同情人民苦难，也有抒发自己的抗清意志。但另一方面，他受庄子风格的影响，有的诗作也是情景交融，自然空灵。除了以上三位外，钱澄之、吴嘉纪、屈大均等也是当时著名的遗民诗人。
江左三大家 江左三大家指的是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他们都是由明朝旧臣转而仕清。其中钱、吴二人在降清后不久就辞官回乡，而龚鼎孳则官至刑、兵、礼三部尚书，地位尊荣。钱谦益的诗大多反映现实生活。明末时其诗作主要描写人民疾苦、权贵腐败、宦官肆虐，同时也有对抗敌志士的高度赞扬；明亡以后，则主要抒发对故国的思念，同时表达对清朝的不满。他的诗虽都比较悲壮沉郁，但读来却有“气格阔大，雄壮奇诡”之感。黄宗羲对他作过“四海宗盟五十年”的评价，足见他的成就与影响。
吴伟业的诗同样以感怀兴亡、抒发悲愤、反映社会黑暗和人民疾苦为主，以叙事诗最为见长，创建“梅林体”，影响也很大。龚鼎孳师法杜甫，但其诗作无创新之意，大多泛泛而谈，略显空洞。虽影响不及钱、吴二人，但他的诗很受皇帝赏识，因此影响也较大。
新起诗家 这些诗人大都生活、成长在清朝，因此诗风较之前也大为不同。施闰章和宋琬被称为“南施北宋”。施闰章最擅长五言诗，诗作大多反映社会现实，虽也有反映民间疾苦的，但诗调平和、温婉，与遗民诗人及江左三大家的悲壮沉郁全然不同。宋琬由于一生坎坷，因此他的诗作大多描写自己的坎坷身世和愁苦哀伤。他受韩愈、杜甫、陆游等人的影响，诗风雄健，气韵深厚。
新起诗家中最为著名的是王士祯。他作诗讲求“神韵”，在描写山水、抒发个人感情的诗作中，他的笔调含蓄温婉，清幽淡雅。但也有一些雄奇豪放、格调苍劲之作。《四库全书总目》对他有如下评价：“以清新俊逸之才，范山模水，批风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后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继王士祯之后，查慎行和赵执信也是新起诗家中的佼佼者。
清中叶诗人 清中叶，沈德潜提出的“格调说”影响甚大。他指出“诗贵性情，亦须论法”，强调诗歌的“体格声调”，最推崇唐朝诗作。他的诗大多为统治阶级服务，多为歌功颂德之作，但也有反映社会现实的。
袁枚，清中叶著名诗人，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他主张“性灵说”，反对沈德潜的“格调说”。他的诗体裁众多，有抨击社会现实的，有描写生活小事的，有抒情写景的，也有咏古感怀的。袁枚众体兼备，以七律最强。他的诗语言浅显流畅，但给人以清新空灵之感。主要著作有《小仓山房集》和《随园诗话》等。龚自珍，清中后期著名诗人，诗作具有强烈的反对封建、追求民主、要求改革的进步精神。“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充分表现了他对“万马齐喑”的场面的忧虑，以及对统治者破格录用人才的深切期望。他的诗大多想象奇特，风格多样，独具一格。清中叶，活跃于诗坛的人物还有郑燮、黄景仁、翁文纲、黎简等。
晚清诗坛 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民族危机的加重，中国出现了许多爱国诗人，魏源和林则徐是早期的代表。他们的诗大多颂扬抗敌卫国的爱国精神，而林则徐更是借诗抒发了自己的报国之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戊戌变法前后的梁启超、夏曾佑等提出“诗界革命”，此时最有影响的诗人是黄遵宪。他的诗多表现反帝、爱国的思想。且在他出使国外期间，将外国的风土人情、自然风光都收入其诗作之中，扩大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领域。在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的诗作慷慨激昂，充满爱国激情。如秋瑾、章炳麟、邹容、柳亚子等，他们都以诗歌的形式向人们宣传革命思想，影响极大。
2.小说
中国的古典小说在清朝达到了它的黄金时代，不但数量空前，而且风格多样。《水浒后传》《说岳前传》《隋唐演义》《说唐演义全传》属于历史小说。作者都以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为主题，怀古而抒今情。
《水浒后传》主要描写了尚存的32位梁山英雄重举义旗、反抗官府的故事。在《水浒后传》中涉及很多的历史事实，有北宋联金伐辽、徽、钦二帝被俘、张昌宗降金、宋室南渡等。揭露了北宋末年政治的腐败、皇帝的昏庸、金人的残暴，同时也歌颂了人民的反抗斗争。小说情节曲折生动，人物刻画饱满，而且充满爱国情感。然而小说的最后，梁山英雄勇救高宗，最后接受高宗的册封的结尾，仍然说明了作者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思想，削弱了小说的积极性。
《说岳全传》由钱彩和金平二人合力完成，主要描写的是岳飞的英雄事迹。书中的人物形象非常鲜明，岳飞不但是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和卓越的军事统帅，还是个遵从封建道德的典范。牛皋则是本书中形象最为鲜明的一个人，他敢痛骂皇帝，有大胆的反抗精神，但又能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抗金。《说岳全传》中的许多故事都被改编成戏曲，搬上舞台，影响很大。
《隋唐演义》主要描写隋炀帝和唐明皇的后宫生活，中间也穿插着隋末农民起义。书中揭露了宫廷生活的糜烂和宫廷斗争的残酷。但作者把隋炀帝写成是风流多情的贤君以及把唐朝的衰落归罪于女人，则显示出作者的思想庸俗肤浅。
《说唐演义全传》主要描写的是隋末农民起义，可以说是清初历史演义小说向英雄传奇小说演变的代表作，书中刻画的瓦岗英雄个个栩栩如生。如秦琼的宽厚侠义、程咬金的粗放直率、尉迟敬的威猛英勇等都颇具特色。
除了历史小说，一些描写才子佳人和家庭生活的小说在清朝也有发展。如《平山冷燕》《定情人》《好逑传》《歧路灯》《绿野仙踪》等。这些作品在文字技巧上都显示出作者很不错的文学功底，然而有的封建思想浓厚，有的格调低俗，影响了作品的文学性。《歧路灯》可以算是一个例外。虽然书中充满了封建伦理道德，但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及形形色色的人物关系，甚至对典章制度、风土人情都有精彩的描绘，堪称一部社会风俗历史，不失为一部佳作。
《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代表了我国古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最高水平，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大放光彩，影响深远。《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出身于一个缙绅世家。其父吴霖死后，家道中落，使他认清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和丑恶；又因科举考试的失败，使他产生了对科举考试的怀疑。这些都为其创作《儒林外史》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儒林外史》中，作者刻画出多种多样的儒林形象。有周进与范进之类一生醉心于科举的科举迷；有如严监生、严贡生之类在高中之后，依仗功名富贵勾结官绅，欺压百姓的贪官劣绅，也有表面上为名士高人，实则虚伪透顶、行为丑陋、灵魂肮脏之辈。如景兰红、支剑锋、杜慎卿之流。但书中同时也有轻视功名利禄、不贪恋富贵、重义轻财、不畏权贵的真儒贤人。
《儒林外史》全书有人物300多个，虽没有连贯全书的中心事件和中心人物，但却以反对科举制度为中心思想，让各色人物相继出场，环环相扣，首尾相连。同时作者以其高超的讽刺艺术，刻画出儒林的芸芸众生相，抨击了科举制度对士人灵魂的腐蚀和精神上的折磨。它是我国古代讽刺小说的杰出代表，鲁迅曾对其高度赞扬道：“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
《红楼梦》，我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最高峰，相传由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得。曹雪芹只作了前80回，后40回由高鹗所续。曹家原为百年望族，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曾任江宁织造，曾祖母为康熙帝的乳母；其祖父曹寅先任康熙帝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并兼任两淮盐监察御史，康熙帝六次南巡有四次是住在曹家的。总之，康熙一朝，曹家极盛一时。然而从雍正朝开始，曹家开始遭受一系列的打击，到了乾隆朝已彻底没落。家族的巨大变迁使曹雪芹能从各个方面接触社会生活，并能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封建大家族内部的复杂矛盾。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以宝黛的爱情悲剧为主线，故事在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中展开，思想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婚姻、伦理、文化、道德各个方面。作者通过描写四大家族错综复杂的关系，揭露了封建官场的腐败和政治的黑暗；通过描写贾府穷奢极欲、铺张浪费的生活以及家族内部婆媳之间、兄弟之间、妯娌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暗示封建伦理纲常的沦丧和不断加深的统治危机；通过对贾宝玉这一中心人物的刻画以及宝黛爱情悲剧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和对女性的同情。《红楼梦》以其高超的艺术造诣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份宝贵遗产，而它的深远影响也超出了国界，在世界文坛上都大放异彩，影响深远。
清初至中叶长篇小说得到发展的同时，短篇小说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聊斋志异》这部书在塑造人物形象上栩栩如生、想象丰富、构思奇特、情节曲折，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对清朝后期的文言文短篇小说有很大的影响。
蒲松龄19岁时就考取秀才，但此后却屡试不中，直到71岁时才援例成为贡生。《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倾尽毕生心血而作，是我国古代短篇小说中的一朵奇葩。《聊斋志异》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有短篇小说近500篇。它的取材非常广泛，有的是作者的亲身见闻，有的则是根据民间的传说而来，也有的是作者的虚构。在书中，蒲松龄批判了科举考试的弊端，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同时还通过描写花、妖、狐、鬼与人相恋的故事抨击了封建的婚姻制度，表现了作者对婚姻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向往。
清朝后期，随着社会的巨变，小说在内容、叙事手法、语言等各个方面都与之前有较大的不同。这一时期，狭邪小说和侠义公案小说占据重要地位。狭邪小说由才子佳人小说演变而来，只是妓女代替了佳人而成为主角。代表作有《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海上花列传》等。在侠义公案小说中以《三侠五义》的成就最高。它叙述了包拯断案及展昭、白玉堂等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故事。此外还有《小五义》《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等类似作品。《荡寇传》和《儿女英雄传》则更侧重于侠义方面的叙事，与《三侠五义》等作品略显不同。
近代以后，谴责小说的出现与增多，大大扩大了小说的题材范围。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对官场的刻画最为详尽。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被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这类作品主要抨击社会黑暗、针砭时政，但并不触及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因此积极性有限。在资产阶级革命兴起的时候，陈天华和黄小配是当时比较有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都宣传了革命思想，影响深远。
3.书法与绘画
书法 清朝书法之盛有“书道中兴”之说，足见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
明清换代之际，有一批书法家思念故国，不满清朝的统治，寄情于书法，以傅山、朱耷、石涛最为有名。傅山早年学晋唐楷书，后又习董其昌墨迹，最后改学颜真卿。他主张“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真率勿安排”。他的隶书浑劲遒丽，草书自由飞动，代表作有《七律四条屏》《草书孟浩然诗卷》等。
朱耷与石涛都是以书画著称于世。朱耷师法钟、王、颜等名家，但又有所创新，风格奇特，以行草为最佳。他的书法字体大小参差，偏中求正，但又不失大气灵动。代表作有《草书轴》与《百字铭》等。石涛行、楷、隶诸体皆精，最为推崇颜真卿的书法。他在行楷之中参以隶书，仿六朝造像记笔意；而隶书则“散朴有致，不坚绳墨”。王铎也是清初另外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众体皆精，楷书师法钟、颜，庄重而又灵巧；行书习二王，又兼米芾之长，苍劲有力、飘逸洒脱，却又能收放自如。
清初帖学相当盛行，因皇帝的喜好不同，一时间流行的风格也不同。康熙喜欢董其昌的书法，因此当时许多帖学名家多宗法董其昌，著名的有姜宦英、沈铨、汪士
等人。到了乾隆朝，他推崇赵孟
，此时的宗法名家有翁方纲、刘墉、铁保、王文治等人。但此后，帖学逐渐衰落。
清中叶，“扬州八怪”的一些书法家开始冲破帖学的藩篱，融合各朝之笔意，创作出与帖学截然不同的书法。金农书体人称“漆书”，密中见疏，拙中藏巧，结构紧凑，魄力沉雄。郑燮，其书体自称为“六分半书”，将楷、隶、行、草、篆等体杂糅于一体，其字章法疏密相间、正斜相揖、参差错落，故人称“乱石铺街体”。汪士慎在晚年双目失明后，还写狂草，且尤盛未盲之时。高翔最精隶书，其草书也放纵恣意，笔力遒健。清朝后期以来碑学大兴，最著名的有何绍基、赵之谦和吴昌硕。何绍基为道光年间进士，他早年行书效法颜真卿，中年尤喜北魏，后上至周秦、下至六朝南北魏，无所不习。篆、隶、楷、行四体皆行，最精楷书。他笔力雄健、挥写如意、变化莫测。赵之谦，初师法颜真卿，后改习北魏，众体皆备，且各具特色。其楷书加入篆、隶笔法，沉雄丰美；隶书柔和而楷书神采巧丽，篆书融合三代金文石刻，又融入隶书和北魏的笔意，字体方圆合度，而行草则流畅洒脱。
吴昌硕，晚清著名的书画家和篆刻家。他的楷书师法颜真卿与钟繇；行书初学王铎，后习欧阳询、米芾；篆书初学石鼓文，后参以两周金文及秦代诸石刻。他的楷书刚健苍劲，行书飘逸灵动，篆书凝练遒劲、刚柔相济。特别是晚年以后，常以篆隶笔法作狂草，别具一格。
绘画 清朝前期画派林立，但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四王”为代表的正统派，一类是以“四僧”为代表的野逸派。“四王”指的是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王时敏位列“四王”之首，他师法董其昌，兼学黄公望，作品题材多取自于山林水石。他注重干湿笔互用，其画仓浑而不失秀润。到了晚年，他博采众长，所作之画运笔空灵、意境疏剪，代表作有《云壑烟滩图轴》《仙山阁楼图轴》等。
王鉴，少年时临遍五代以来的名画，推崇董原，仰慕王维、董其昌。他的画构思奇特、笔墨精谨、密中见疏。他所作山水之画色彩清润；山石之画厚重华滋。代表作有《梦境图轴》《山水屏》等。
王翚，王鉴的弟子，是“四王”中技法比较全面的一个。中年时期的画作最能代表他的绘画造诣。《仿王蒙秋山草堂图轴》山峦俊秀，严谨而又洁净明朗，精妙而有生气。他60岁时所主绘的《康熙南巡图卷》，画面有半里之长，场面之宏大，内容之浩繁，笔墨之多样，乃清朝手卷中的鸿篇巨制。
王原祁，王时敏之孙。他笔墨功底深厚，作画层次丰富。色中有墨，墨中有色，给山石增添云气腾溢、模糊蓊郁之感。70岁时，又被任命为《万寿盛典》的总裁官。由于他一生得皇室恩宠，政治地位显赫，因此影响很大。
“四僧”指的是髡残、弘仁、八大山人、石涛四个和尚。髡残俗名姓刘，明亡后不愿臣服清朝，便遁入空门，寄情于画。他的画多以自然景物为题材，“山水奇辟，树木古怪”都可以在他的画中得见。他的艺术特点是章法稳妥，反复严密，平凡中见幽深，笔法浑厚凝重。画史上称他的画格为：“草木华滋，缅邈幽远。”代表作有《层岩叠壑图》《报恩寺图》等。
弘仁原名江韬，他的画大多以黄山为主题，所作《黄山真景图》五十幅，用简淡的皴法和新奇的结构，画出了黄山崎峭的岩峦骨骼。石涛称其为“能得黄山之真性情”。
八大山人即朱耷，出身明朝宗室，在国破家亡后落发为僧，借诗文书画发泄内心悲愤。他的山水画从枯索凄凉之景中透出雄健简朴之气；他的花鸟画构图艰险、造型夸张、表情奇特。总之，他的画新奇警颖、逸气横生，善用极其简练的图形表达复杂的情绪。他在世时影响不大，但到了清朝中期，备受“扬州八怪”的推崇，影响逐渐扩大。以至于后来的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等画坛泰斗都深受其影响。
石涛原名朱若极，也是明朝宗师子孙，出家为僧后，又称苦瓜和尚。他一生行踪飘忽不定，漫游名山大川。因此不论黄山云烟、南国水乡，还是峭壁长松、柳岸清秋以及枯树寒鸦都出现在他的画作里。他的山水画有的笔墨恣意纵横、狂放激昂，有的运笔灵活、墨色清淡，有的画面简单却意境苍异。他的花鸟画以豪放著称，极富纵横宕逸之韵味。石涛在世时影响就很大，郑板桥对他高度赞誉道：“比之八大山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清初还有一批遗民画家，其中有一派被称为“金陵八家”，他们的画也颇具新意，独具一格。
清朝中期，“扬州八怪”是这一时期画坛的代表。八怪即金农、黄慎、郑燮、李方膺、李
、汪士慎、罗聘、高翔八人。他们大多生活清苦，对时政的腐败非常不满，同情民间疾苦，蔑视权贵，狂放不羁，故他们的画都重视发挥个性，力求创新。
金农位列“八怪”之首，年轻时因博学多才而闻名，50岁以后才以画作闻名，并成为一代名家。他最擅长画梅，所作之梅枝繁花密，以淡墨画干、浓墨写枝，黑白分明，生机勃发。代表作有《玉壶春色图轴》和《梅花图册》。黄慎，人物、花鸟、山水都精，但最擅长人物画，他的《渔翁渔妇图轴》刻画了一对打鱼人栩栩如生的形象。郑燮即郑板桥，他痛恨官场黑暗，关切民间疾苦，最精于画竹。他画的竹枝叶交叉、杂而不乱、浓淡相间、豪气风声、天趣洋溢。李方膺，善于画松石兰竹和梅花，以抒发其不得志与“孤傲之情”。李
处事玩世不恭，他的画参以书法韵味，自成一格。高翔以擅长山水画著称，他的画用笔简练、气象空灵。汪士慎主要画花卉，他所作梅花笔墨清劲、兰竹雅韵清逸。罗聘为金农的入室弟子，受其师的影响颇深，但又有独创而自成一格。人物、山水、花卉，莫不工妙。《二色梅图》《观音梅花图》都是其名作。
清朝前中期，宫廷画院中也不乏作画名家。禹之鼎最擅长人物像，白描手法成就很高。焦秉贞山水、花鸟皆善，而以人物最精。《仕女图册》《耕织图册》均为其代表作。此外还有冷枚、金廷林、丁观鹏等都是比较著名的宫廷画家。清朝宫廷画院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一批西洋画家来到中国，他们带来了西洋画的明暗透视法，产生了中西合璧的新画风。
郎世宁，意大利人，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来华，历经康、雍、乾三朝，擅长人物、肖像、花鸟走兽。他使用中国的绘画工具，运用西洋画的明暗和透视技巧，形成了惊喜逼真的艺术效果，对当时宫廷画家的影响极大。代表作有《竹林西猎图轴》《弘历平安春信图轴》《弘历观画图轴》等。其他的西洋画家还有法国人王致诚，擅长肖像走兽；波西米亚人艾启蒙，擅长人物走兽。
清朝后期，中国画坛受到传统模式的束缚，显得创意不足，生气不旺。但仍出现了一些山水人物的名家，特别是鸦片战争后，“海上画派”与“岭南画派”的兴起，影响极大。
道咸年间，最著名的山水画家有黄易、奚冈、汤贻汾和戴熙。他们虽然都师法古人，但都能有所突破、有所创新。黄易的画多景物简括，境界静寂，山水形象颇具真意。汤贻汾认为“到眼云烟且静看，师人不若能师物”，所作《罗浮十二景册》为其代表作。戴熙受“四王”影响颇深，但又汲取各家之长，在当时极享盛誉。代表作有《秋林远轴图》《忆松图卷》等。
鸦片战争后，“海上画派”兴起，代表人物有赵之谦、“三熊”、“三任”和吴昌硕。赵之谦，咸丰年间的举人，最擅长写意花卉。他的画笔墨酣畅而严整，泼墨写意中不失形象真实。他的绘画风格创立了海派的基调。“三熊”指任熊、朱熊和张熊，以任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他工人物、肖像、山水、花鸟，尤以人物为最。他的画大多构思奇异、布局新巧、笔墨精微、色彩缤纷，代表作有《姚大海诗意图册》等。任熊与任薰、任硕又合称为“三任”。任薰为任熊之弟，肖像、人物、花鸟皆精，代表作有《红叶秋蝉》《杨柳鸳鸯》等。任硕把中国传统画法与西洋技法相融合，形成了风姿绰约、生动新颖的独特风格。他画的人物画往往通过眼神、手势和细节来表现人物的神情；他的花鸟画则把多种技法相结合，形成兼工带写、明丽活泼的画风，开辟了花鸟画的新天地。
吴昌硕，“海上画派”后期的集大成者，诗书刻篆无所不精。他把书法以及篆刻的技法运用于绘画之中，用色喜欢浓丽对比。他的作品不拘泥于形式，着重表现形象之势，并把物象的自然属性与自己的主观感受融合起来。《墨梅图轴》《双勾兰轴》《葫芦图轴》等都是他的上佳之作。
“岭南画派”的代表有苏六朋、苏长春、居廉、居巢，以及受他们影响而出现的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他们在开拓绘画题材、独抒性灵、革新创新方面都为当时的广东画坛带来了生气。
清朝绘画的另一种形式——年画也不断地发展与兴旺。到了清朝后期，最著名的有天津的杨柳青、苏州的桃花坞和山东潍县的杨家埠。
4.戏曲
清朝前期，戏曲文学的兴盛，使传奇和杂剧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长生殿》与《桃花扇》代表了这一时期戏曲文学的发展水平。《长生殿》作者洪昇，主要描写的是唐明皇李隆基与杨玉环的故事。全剧以李、杨的爱情为主线，穿插以“安史之乱”，使爱情线与政治线交错进行。整剧给人以规模宏大、流动起伏、对比鲜明之感。有人评价它说：“离合悲欢、错综参悟，扮演者无劳逸不均之虑，观听者觉层出不穷之妙。自来传奇排场之盛，无过于此。”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在这本书中借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抒发了对南明弘光王朝历史兴亡的感慨。在这部剧中，作者揭露了南明弘光政府的腐败，揭露了上层统治者及各军事首领间的尖锐矛盾，同时也热情讴歌了抗清殉国的将领史可法。在艺术结构上，他把“离合之情”同“兴亡之感”进行了恰如其分的结合；在塑造人物上，他善于用人物的言行以及动作的细节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中对《桃花扇》的评价是：“通体布局，无懈可击。”
从清初至道光年间，中国的戏曲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即昆曲逐渐衰落，各种民间地方戏种兴起。清初，昆腔在戏曲舞台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随着地方戏的兴起，到乾隆年间，昆腔逐渐显示其颓衰之势。而地方戏种则越来越多，有以地域命名的如秦腔、襄阳腔；有以乐器命名的如梆子腔、弦索腔、唢呐腔等，也有根据声响的特点命名的如吹腔、勾腔、罗罗腔等。地方戏的兴起也促进了戏曲艺术形式的变化。
清朝后期，由南方来京的徽班，以徽调为基础，同时汲取汉调，融合昆腔、京腔、梆子腔等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剧种——京剧。京剧在道光年间逐步成熟，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则开创了一个兴盛的局面。老生程长庚、卢胜奎、杨月楼、张胜奎，小生徐小香，武生谭鑫培，旦行梅巧玲、余紫云、时小福、朱莲芬，老旦郝兰田，丑行刘赶三、杨鸣玉被称为同光十三绝，足见当时京剧在北京剧坛的地位和影响。京剧在民间的盛行也逐渐引起了清统治者的关注。咸丰时京剧戏班被选入宫中演出，慈禧太后酷爱此腔。京剧在进入宫廷的同时，也开始流传到各地，影响日益扩大，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国粹。
5.史学
清朝史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官修和私撰有明显的界限，且都比较繁荣。1645年，清政府设立明史馆，开始修撰《明史》，一直到1735年才修订完成，历时近百年。《明史》332卷，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明史》有这样的评价：“在《二十四》史中，除马、班、范、陈四书外，最为精善。”《明史》之外、清朝官修史书还有续“三通”和清“三通”。续“三通”就是对唐朝杜佑的《通典》、宋朝郑樵的《通志》和元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敕修续作。1747年修《续文献通考》，1767年又修《续通典》和《续通志》。清“三通”又为“续三通”的续作，即《清通典》《清通志》和《清文献通考》。1787年三书都已完成。
清朝官修史书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清实录》的编撰。《清实录》是清朝历朝实录的总称，共计4433卷。这部编年体的系列史书，详尽地记载了清朝历代的重大史事，反映了清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的状况，也记录了清王朝由兴到衰的历史过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在私家撰述方面，清人不但有大量的著作问世，而且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史学思想，较之官修史书更代表清朝史学发展的水平。清初史学家黄宗羲的史学力作《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这两部书都是记载前代学术思想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是我国学术史著作的最高成就。而《明夷待访录》一书则显示了黄宗羲的历史批判精神。在这部书里，黄宗羲对为臣之道、君主世袭制、封建法律，甚至是封建的不良习俗都进行了批判。这部书是一部具有鲜明的民主思想的史论，对中国古代启蒙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顾炎武对此书的评价是：“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宋论》是两部历史评论著作，代表了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最高成就。《读通鉴论》是作者借着阅读《资治通鉴》而撰写的一部历史评论。《宋论》则详细评论了宋朝的得失。这两部书中，主要体现了他发展进化的历史观、辨析精辟的兴亡论以及重视以史学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对经世致用之学最为提倡的是顾炎武，他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最能反映其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代表作是《天下郡国利病书》。此书主要详述了各地山川地貌、物产资源、风土人情、农田水利、工矿交通、户口赋役等“利病”之所在，对明朝的经济、政治得失尤其关注。在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上，顾炎武主要批判了封建郡县的弊端，同时也抨击了封建的腐败。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以地理为基础，以阐明军事成败为主要内容，以总结政治兴亡为目的的巨著，同样反映出作者经世致用的思想。
乾嘉时期，史学发展的两个表现是考据学的兴盛和章学诚对史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乾嘉时期，考据学盛极一时，时称“乾嘉学派”。他们治史的宗旨是：“唯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和崔述的《考信录》代表了这一时期历史考证的辉煌成就。
章学诚，乾嘉时期史学的集大成者，最重要的著作是《文史通义》。这本书是史学评论的专著，作者主张史学要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义理、专务考据，并提出“六经皆史”的看法。最为重要的是他主张史学家要有四长，即学、识、才、德，对后世影响很大。
清朝后期，由于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巨变，史学也发生了分化。一类是继续延续古老的史学传统，而另一类则与时俱进萌生出了中国的近代史学。总的趋势是传统史学逐渐衰落，近代史学日益兴盛。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危机的加深，也促进了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具有代表性的有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和姚莹的《康
记行》。此时外国史的研究也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代表作有魏源的《海国图志》、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记》《扶桑游记》以及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
戊戌变法以后，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呼吁“史界革命”。他用西方的历史哲学和史学方法论来研究中国历史，对一系列史学理论问题进行讨论，推动了传统史学的结束，对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古籍编撰方面，清朝的成就也非常突出。康熙、雍正时编撰的《古今图书集成》约一万卷，是我国现存的最大的一部类书。乾隆时期，由纪昀等人编辑的《四库全书》则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共收录书籍3457种，79070卷，保存了大量宝贵的文献资料。但在编撰《四库全书》时，曾大量销毁和删改旧书，使我国的古代文化遗产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四库全书》成书后，又编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它是一部目录学著作，将清朝目录学推至高潮，并推动了各类书目学的全面发展。
6.哲学思想
清朝的思想发展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清初、乾嘉时期和清朝后期。国学大师王国维对清朝学术思想的特点作了概括，他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清初思想家中有许多生活在明清易代的时局之下，社会的巨变促使他们在更广的领域和更深层次上的探索、思辨、沉思和著述，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又一个绚丽的时代。
清初思想 黄宗羲的社会政治思想都体现在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中。这本书的第一部分讨论了君民关系、君臣关系、中央政治体制等问题，也是他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在君民关系中，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提出了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质疑，实为一大进步；在君臣关系上，他认为“故我之而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一姓也”，君臣二人“名异而实同”。同时作者还对文化、教育、科举取士等问题作了讨论。在戊戌变法时期，这本书被维新人士作为理论武器，宣传民本和民权意识，足见其影响之大。
顾炎武，被誉为“开国儒家”，他一生著作颇丰，倡导讲求实学和学以致用，最著名的代表作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在“明道报世”的思想指导下，他提倡“利民富民”。在他看来“今天下之大患，莫大民贫”，“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紧”。同时他还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众治而刑措矣”，表现了他对君权的怀疑，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顾炎武对理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提出“经学即理学”，并建立了“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思想。
王夫之，清初的哲学大家，把我国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发展到了顶峰。在哲学本体论中，他提出“太虚即气，太虚一实”的观点，认为“气”的聚散形成宇宙万物，同时还认为“气”是真实存在的，是永恒不灭的，否定了佛道的“于无生有”的“空”、“无”论。在辩证发展观中，王夫之提出“太虚本动”、“变化日新”的观点，认为运动是客观物质世界所固有的本质属性，而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事物的变化是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在知行观上，他驳斥了前人的“知先行后”的观点，提出“由知而知所行，由行而行则知之”。
清初除了黄、颜、王三大思想家外，还有颜李学派。这是清初一个提倡实学的学派，由颜元创立，他的弟子李塨将其发扬光大，故称颜李学派。此外思想家还有陈确、顾祖禹等。
乾嘉思想 清初思想呈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然而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巩固，考据学开始在学术界中占据统治地位，分为吴、皖两大派，并在乾嘉时期达到极盛。其中惠栋、戴震、钱大昕、王念孙、王孙之为这一时期思想界的著名人物。吴派创自惠周惕，成于惠栋；皖派创自江永，成于戴震。乾嘉汉学家继承古代经学考据训诂的方法，加以条理发展，治学以经学为主，以汉儒经注为宗，学风平实严谨，不尚空谈。他们在经学、史学、文字训诂、金石、地理、天文、历法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两派中又以皖派的成就为大。
戴震，清朝著名的考据学家、思想家。在哲学上，他认为物质的气是宇宙本原。理是事物的规律，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而且“理化气中”。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人通过五官接触外部事物，就能发现外物的规律。在学术风格上，戴震既注重汉学师承又锐意创新，以“精专”为最高的学术追求。他认为：“贵精专不贵博，与其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而为真。”他和他门下的弟子以求实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进行考据，对中国古典文献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清朝后期思想 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列强入侵的加深，中华民族危机的加剧，涌现出一批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驱，开辟了我国近代思潮的新阶段。
魏源所作的《海国图志》是我国近代第一部论述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著作，传入日本后，被称为“枕中鸿宝”，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影响很大。他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向西方学习的呼声。虽然他认为西方的“长技”只限于“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三种，但在当时清统治阶级认为西洋先进的技术乃“奇技淫巧”的时局下，魏源的这种向西方学习的呼声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是早期维新思想的发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冯桂芬、郑观应。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详细阐明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观点，同时他认为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必须学习“彼何以小而为强，我何以大而为弱，比求所以如之”。暗示在向西方学习时需要改革我国的某些制度，较之魏源的“师夷长技”有了很大的进步。
郑观应也主张学习“西学”，但他对洋务派之着眼于“坚船利炮”持批判态度。他说：“泰西之强，强于学，而非强于人也。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在其名著《盛世危言》中，他全面解释了自己的“西学”主张，即：“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考别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收、保商务，使货畅其流。”他主张“先立议院，达民情，而后能张国威，御外侮”。他的这些思想对孙中山有很大的启发。
甲午海战后，早期维新学派的改良要求发展成为变法维新思潮，学习西方，变法图强运动随之高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都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他们都继承了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观点，提出了完整的变法纲领和变法措施。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都是维新思潮的代表作。在这些作品中，他们要求实现“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提出“工商立国”的经济思想，批判旧学，提倡建立以“新学”为基本内容的道德伦理观念。而且为了变法的需要，他们积极提倡新学，宣传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说，如生物进化论、天赋人权等思想，促进了民主思想的传播与人民的觉醒。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思潮迅速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民主革命思想。章太炎、邹容、陈天华则是这一时期三位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他们都以饱满的激情宣传反清革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逐渐成熟，并第一次全面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和理论，即“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最终成为推翻清王朝武装斗争的思想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