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经济发展

习惯于金戈铁马生活的元朝统治者，随着民族融合的逐步深入，逐渐抛弃了原来落后的游牧生产方式。在中原地区为了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地位，开始吸取汉族农耕经验，郑重地宣布“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

1.农耕和畜牧业经济

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元朝政府一再下诏“敦谕劝课农桑”，并采取了一系列“以农桑为急务”的重农政策和措施：

狩猎图

第一，设置专门机构。从中统二年（1261）开始，先后在中央政府设立了“劝农司”、“司农司”、“大司农司”，逐步把一种临时差遣变成固定的官衙，同时相应地扩大了机构和属员。第二，奖励垦荒。元世祖时，曾多次颁布奖励垦荒的命令。如至元二十五年（1288）“募民能耕江南旷土及公田者，免其差役三年，其输租免三分之一”。第三，大力屯田。为了充分开发荒地，元朝还大规模实行屯田。屯田分军屯、民屯和军民合屯等形式。至元十七年（1280）七月，元朝政府“收集逃民屯田涟、海”，至元十八年（1281）十月，“募民屯田淮西”。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到元武宗时，全国屯田多达120余处。第四，兴修水利。元朝政府认为“农桑之术以备旱为先”，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在中央设置督水监，地方置河渠司掌管水利，并且规定“凡河渠之利，委本处正官一员，或民力不足者，提举河渠官相其轻重，官为导之”。第五，保护农田，限制抑良为奴。忽必烈即位以后，多次下诏禁止占民田为牧地，至元八年（1271）颁布《户口条画》，对户籍进行大规模的整顿，将被豪强、贵族非法占有的奴隶编辑为良民。

纸币

此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元朝还减免租税，从至元到大德四十多年，政府多次下令减免全国或地方的租税，以防止“人心离散”。政府还设置粮仓、常平仓以供养贵族官僚、军队并且赈济灾民、发展生产等。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到仁宗和文宗年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繁荣。如本来北方以粟、麦为主，南方多水稻，元朝水稻的栽种北传，使南方粟、麦、豆的栽种也得到推广，棉花的种植业更加广泛。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总结和推广生产经验成为可能和必要的事情，所以元朝的农书在世祖至元十年（1273）以后得以相继问世。政府加强了农业科技的总结和普及工作，司农司编辑的《农桑辑要》是中国古代政府编行的最早的，指导全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中国月令体农书中最古的一部；王祯的《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对全国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农书。这三部农书乃元朝的三大农书，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农业生产经验总结归纳的三部农业巨著。

此外畜牧业在元朝也得到重视，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历来重视畜牧业生产。当时畜牧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官私牧场迅速扩展，畜牧产品成为官民日常生活的重要来源之一。马匹等牲畜在军事、交通、农业生产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畜产品加工日益发达，畜牧业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手工业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以后，十分注意经济的发展。据统计，元朝的手工业无论从种类还是规模上看都是很发达的。手工业部门分为官办与民办，元朝的官办手工业，其规模、产量和分布均超过了前代。官办手工业的官府机构主要有工部、将作院、大都留守司和地方官府系统。当时仅供皇室所掌握的为其提供专利和生活用品的手工业部门就达到了五十余种。在平江、杭州、成都三处织锦院各有织机数百台，工匠数千人。在官办的手工业中实行工匠和匠户制度，即将怀有一定技术的工匠所属的人户另立户籍。

元朝私营手工业虽然受到官府对工匠的限制，但是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当时在南京、平江、杭州各地的丝织业很发达，在杭州出现了来去自由的雇佣劳动者。此外，宋朝的纺织技术有了很大提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松江黄道婆将黎族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和内地原有的纺织技术相结合，创制了搅车、三锭脚踏纺车等纺织工具；在染织技术上出现了配色、错钞等工艺，可以织出美丽的图案。元朝松江乌泥泾（今属上海）成为“衣被天下”的全国棉纺织中心。此外，陶瓷业、印刷业、民间矿冶业在元朝都有发展。

3.商业

随着元朝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重农抑商”的观念受到冲击，元朝国内国外的商业都有了重大发展。元朝政府鼓励发展商业，当时政府禁止北方人迁居南方，却允许商人南下贸易，南方人也可以到京师贸易。当时在商品市场上，北至北冰洋，南至南海诸岛，西至西藏，都使用统一的货币，遵奉着统一政令，驿站邮传遍布各地，商队往返络绎不绝，元朝的商业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商业繁荣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城市经济的繁荣，全国出现了以大都、杭州、泉州等城市为代表的商品贸易中心。当时的大都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北方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元朝的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耀眼的城市，西方人称其为“汗八里”。意大利的马可·波罗称赞大都是“商业繁荣之城”，世界诸城无以能比；杭州是当时最大的城市，也是江南经济文化中心，马可·波罗赞扬它是“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据《元史》记载，1329年全国税收的35%以上都是江浙省提供，而江浙省的商税以杭州最多；还有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泉州，它集中了国内外无数的珍宝与名贵商品，当时外国的旅行家认为其贸易额远远大于亚历山大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

元朝政府还鼓励海外贸易，并于1277年起陆续在沿海设立了泉州、上海、温州、广州、杭州、庆元（今属浙江）等七个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对外贸进行专门管理。首先，由于元朝军事的强盛、疆域的扩大，为中西方经济交流奠定了基础。其次，当时的蒙古帝国是以元朝中国为核心，横跨欧亚的诸汗国的松散联盟，这一联盟使东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景象。第三，航海技术的发展为元朝的海外贸易创造了条件，元朝的对外交流技术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提高。元朝优惠的通商政策、通畅的商路、富庶的国度，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广州已具有国际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为最大的国际对外贸易岸口。

元朝也是中国与外国正式交往的开始，旅行家、商人、传教士、政府使节和工匠，由陆路、海路来到中国，他们当中的部分人长期旅居中国，有些人还担任政府官员。据统计，这些人分别来自波斯、伊拉克、高丽、不丹、尼泊尔、印度、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阿富汗等国。中国与海外经济交流的范围空前扩大，元世祖以后海路贸易逐渐占据主要地位，据记载，元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由宋朝的50多个增加到140多个。海路到达非洲海岸，陆路往来直抵西欧，统一的环境为各地区各国的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史称“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