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疆域的治理

行省制度　元朝入主中原之后，建立了一个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庞大帝国。元朝统一全国后的疆域非常辽阔：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北至鄂霍次克海。此时“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盛”，其疆域比以往任何朝代都辽阔。《元史·地理志》中记载到：“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靠骑马打下来的天下不能继续在马背上治理，面对如此一个大国，如何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管辖，如何加强中央集权制，这些都是关系到政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元世祖即位后，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决定“帝中国当行中国事”。中统元年（1260）四月，忽必烈在开平设立中书省，作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以后随着统一的进程，陆续在全国设立了十一个行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它们分别是岭北行省、辽阳行省、陕西行省、甘肃行省等，每个行省下辖路、府、州、县四级地方行政机构。

行省在元朝经历了一个由临时办事机构到常设机构的演变。“国初，有征伐之设，分任民军之事，皆称行省，未有定制。中统至元间，始分立行中书省，因事设官”。元朝初，朝廷委派中央中书省官员分赴各地处理军政事务，行使中书省权力，各行中书省只是作为中央中书省的临时派出机构，事毕即撤。其后，出现了“临时处理事务的行省”与“统治外地的行省”并存的局面，“统治外地的行省”逐渐形成定制，其职能也由只管军事的单位变为兼及民政、财政的地方最高行政单位。随着全国的统一，行省制最终成为定制，我国建立省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的时代由此开始。

元朝行省制度这一创新型的政策有以下几个特点：一、行省的双重性，既是朝廷的派出机构，又是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有利于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二、行省制度既有利于中央集权，又给地方留出了部分权力，达到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平衡；三、行省的领导体制是一署多员与长官节制相结合的制度，有利于官员的相互制约，可以说是实行集体领导与民主集中相结合的领导方式；四、行省权力大而不专，较成功地解决了地方势力坐大的积习。行省制度的实施，既保证了中央有足够的力量统治全国，又保障了地方有适度的权力建设好地方，比较顺利地解决了唐末之时的集权弊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朝创设的行省制度，是对秦朝以来郡县制度的发展，也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制度和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其建立不仅加强了元朝的中央集权统治，也对明、清等朝代的政治制度和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制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也巩固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初步奠定了今天中国的行省规模和政区划分。

元朝在行省之下设置了地方行政机构，其下依次为路、府、州、县。路设总府，有长官、正官、首领官等长官；府设达鲁花赤、知府、指事等官吏；州县都按照户数的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等。元朝的府州设置比较混乱，而路县设置比较稳定，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元朝时实行了省、路（府、州）、县三级行政制度。在县以下元朝还设置了基层的行政组织，主要包括坊里制和社制。坊里制包括农村中的乡、都组织和城镇中的隅、坊组织。充当里正、坊正的属于当役范围，一般按照田地、资产的多少进行选派。坊里制度以外，元朝还大力推行社制，这主要是元初为了恢复战后残败的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以五十家为一社，设置社长督促农业生产。同时还设立义仓、社学等，要求社众在生产上相互帮助。

边疆地区的管理制度　元朝的边疆地区，无论是否设置行省，他们的行政管理都和内地不同。一、在漠北地区，于1272年设置和林转运司，在1282年改置和林宣慰司督元帅府，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管理政府所属军民、城郭、工局等事务。后来又改名为岭北行省，作为元朝在漠北的最高行政机构，一般由蒙古勋旧贵臣担任行省丞相。二、在东北地区，此地的民族成分比较复杂，元初设立了山北辽东道、开元等路宣慰司进行统治。1287年设立辽阳行省，其面积很大，下统七路一府。三、在云南地区，1274年始设云南行省，下辖三十七路、两府。云南行省统治的最大特点是在各级地方机构广泛任用土官，土官一般是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担任，有品秩而不入流，即使犯罪也仅罚不废，死后由子侄兄弟妻继承。土官制度的设立对以后边疆政策影响深远，以后出现土官势大、改土归流等事件都是因在元朝就埋下了种子。四、在吐蕃地区，元朝将其视为一个单独的大的行政区，由中央宣政院直接统辖。宣政院是元朝掌管佛教事务的特设机构。在宣政院下，吐蕃共分为三道宣慰司，三道之下设立元帅府、宣抚司等机构。此外在临近内地的汉藏杂居地点防内设置路府州县。当时吐蕃等级较高的官员大都由宣政院、帝师、皇帝予以任命；等级较低的官员一般由当地的僧侣首领充任，可以世袭其职。

发达的驿站制度　元朝的地域广阔，政治也空前统一，在这广阔的领土上元朝建立了宏大的驿站制度，它成为加强管理、巩固政治的一个重要环节，四通八达的驿站制度使得各地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非常密切。元朝的驿站习惯上又称“站赤”，设置的主要目的是“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但实际上其作用更大。

最初的设立是成吉思汗时期为了军情的交往便利，后来窝阔台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规模庞大的驿站系统，忽必烈即位以后更加重视驿站的建设和完善，建立了以大都为中心贯通整个国土的驿站系统和管理制度。驿站由站户管理，而站户从民间属于中等或者中等以上民户中选派。当时元朝的驿站有1500余处，约有二三十万户为其服役。驿站分为水站和陆站，水站用船，陆站交通主要用马，也有地方用牛、车、轿等，东北还用狗。驿站是当时最为便利的交通，政府对其严格控制，不过后来很多王公贵族、官僚千方百计利用乘驿特权，导致站户赋役沉重、逃亡。元朝后期，驿站制度逐渐废除。

与驿站相辅而行的还有急递铺，专门为朝廷和官府递送紧急文件。元制，每十里、十五里或二十五里设置一铺，置卒五人（重要的可能有十五六人）。当时的铺卒都统一着装，腰扎皮带，带有悬铃，手持缨抢，披戴雨衣，夜间行驶还举着火把。按规定，文书一昼夜要传递四百里。驿站和急递铺的设置都是为了保证政治和军事上的便利，但同时又加强了各地的经济联系，商品的繁荣也与此有着相应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