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海外贸易

宋朝经济的繁荣不仅在国内经济上有充分的体现，而且表现在它的对外贸易上。由于宋朝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再加上政府的支持与鼓励，宋朝海外贸易成了我国古代海外贸易的一个高峰，在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以来，陆路贸易频繁发达。随后虽然出现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但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一直无法与陆路贸易媲美。可到了宋朝，中国的海外贸易却迅速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其原因主要为宋朝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一个国家不管是国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的发展与频繁，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作支撑。只有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才会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宋朝农业、手工业、商业的长足发展无疑促进了宋朝海外贸易的繁荣。

在经济重心南移以后，经济发达的南方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成了海外贸易的产品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一些进行贸易出口的沿海城市逐渐发展成港口，如泉州、广州。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里说道：“海港而不是古老陆地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由于海外贸易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因此宋朝政府对国民进行海外贸易是支持鼓励的。为了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宋朝政府还建立了完备的市舶制度来管理和控制对外贸易。

宋政府不仅支持本国商人出海贸易，还对外国商人有许多的优惠政策。对于本国商人，宋政府规定：商人出海前到政府指定的地方领取出海贸易凭证，在回来时按国家要求上交抽解和博买（宋朝市舶司对出海贸易商船所征收的税，所收钱物全部交给政府），但不能交易国家法律禁止的货物，并对一些获利优厚者给予一定的奖励。对于外商，宋政府承认其在中国的贸易权，并允许其享有在华居住、入学、入仕的权利，同时保护他们的财产和风俗习惯不受侵犯。在这种鼓励政策下，宋朝商人为获取更多的利润，积极地发展贸易规模，扩大海外市场，掀起了宋朝海外贸易的高潮。

市舶司在唐朝就有建立，到宋朝日趋完备。它是封建国家为管理对外贸易事务而设立的专门的政府机构。北宋时共设五处：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和密州板桥镇；南宋时则有广西、福建、两浙三司。市舶司体制的建立，使北宋政府直接控制国家的对外贸易，而且随着这一体制的不断完备，海外贸易逐渐发展成一个独立的行业，并被纳入有序的发展轨道。

两宋时期，造船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生产的船舶载重量大大增加，在张舜民的《画墁集》中记载着：“丙戌（1106）观万石船……钱载二十万贯，米载一万二千石。”在造船技术上，宋朝推广了唐朝的水密舱技术，增强了船只的抗沉性。对世界航海史影响最大的就是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它的使用大大保障了航海的安全性，增强了航海的目的性，成为世界航海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宋朝造船技术的进步以及指南针的运用，减少了海外贸易的成本与风险，无疑对宋朝海外贸易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

宋朝的海外贸易十分繁荣。唐朝的对外贸易港主要有广州、泉州、扬州。到了宋朝，对外贸易港口的分布不再呈点状，而是形成了区域：广南、福建和浙江。每个区域内又有较多的大小不同的港口，形成了一个对外贸易港口网。如广南的主要港口有广州、潮州、琼州，福建有泉州、福州、漳州，两浙有杭州、明州、温州等。宋政府在每个区域内最大的港口都设有市舶司以统管对外贸易事务。

宋朝海外贸易的范围也逐渐扩大。由于造船技术的进步和航海罗盘的使用使宋朝的商船可到达更远的地区，从而大大扩大了贸易范围。中国的商船到达东亚、东南亚、孟加拉湾、红海周边以及东非沿岸，与今天的朝鲜、日本、越南、马来群岛、印度、印尼、斯里兰卡、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埃塞俄比亚等都有过贸易往来。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番志》中都有中国宋朝对外贸易的记载，尤其是《诸番志》中对许多国家的风土人情、物产地貌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是研究宋朝对外贸易的珍贵史料。

此外，海外贸易物品的种类也大幅增加。随着宋朝对外贸易范围的扩大，宋朝对外贸易物品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自西汉开辟丝绸之路以来，丝绸一直在中国出口商品中占支配地位。到了宋朝，丝绸虽然仍是主要的出口商品，但其第一的位置已经被瓷器取代。在宋朝商船所到之处，瓷器非常受欢迎。据《诸番志》记载，在东南亚如果“投以瓷碗则俯拾忻然跳呼而去”。现代考古在东亚、东南亚、非洲都发现了大量中国宋朝的瓷片，足见宋瓷的受欢迎程度。除了瓷器和丝绸，中国的陶器、茶、药材也广销海外，深受欢迎。在进口方面，宋朝除了依旧进口海外珍宝，还进口香料、日用品和军事用品。这些在《宝庆四明志》中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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