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经济发展

两宋在政治上虽然软弱可欺，但经济却高度发达，令许多史学家称奇。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对外贸易在两宋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在两宋时期，中国最终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以后中国经济格局的基调。

1.农业

经过了五代十国的动乱，北宋基本上统一了中国。虽然宋与辽、西夏、金等之间都有战争，但总的来说政治还较为稳定，社会生产和社会经济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北宋年间，宋朝人口一直处于增长的趋势。从宋太宗至道年间的413万户增至宋仁宗天圣年间的1000多万户，到了宋徽宗崇宁元年，则达到了一个顶峰——2026万户。南宋时期由于战乱，人口相对北宋有所减少。但从整体上来看大体与北宋中期相当，并无人口锐减的迹象。宋朝人口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在经济重心彻底南移以后，长江流域的浙江、福建等地的人口密度已超过了北方地区，甚至已超过了京畿地区。

人口的增长势必造成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进而推动耕地面积的增加。北宋初期，由于年年战乱，土地荒芜的现象十分严重。为了巩固统治，增加税收，宋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安抚流民，刺激垦荒。966年，宋太祖颁布《劝栽植开垦诏》规定：“自今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地者，并令只纳旧租，永不通检。”994年，太宗又下诏规定：“凡州县矿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蠲三岁租。”政府的鼓励性措施大大激发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朝的耕地面积最多时是在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达到了5.25亿亩。但由于宋朝土地隐漏现象严重，许多学者认为宋朝的实际耕地面积比5.25亿亩这个数字要大得多。

宋朝农具的改进与耕作技术的完善与其大力垦荒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才会有不断的改进和创新。水车是一种灌溉用的运水器，宋之前较为少见，甚至在唐朝，关乎水车的记载也寥寥无几。到了宋朝，水车已经非常普及。除了有人力运转的龙骨车，还出现了借水力运转的筒车。水车的普及大大增加了农民抵御旱灾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作物的丰收。

在王桢的《农书》里记载着一种宋朝农民创造的水田农具——秧马。秧马的形状像只小船，农民骑在上面用两腿在泥中撑行，插秧时既省时又省力，大大降低了农民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曲辕犁在唐朝就有使用，到了宋朝更为普及。它是将以前的直长辕改为短曲辕，故称曲辕犁。它的特点是轻便、灵活、省力，深受广大农民的喜爱。曲辕犁在形状和功能上都跟现在的犁相似，是我国古代农民的一大杰出贡献。此外，宋朝还有平整农具耖，整地农具踏犁、耥，中耕农具耘爪，收割农具推镰等农具。

在耕作技术上，宋朝人因地制宜，根据各地不同的气候、地形、水土等条件选择种植不同的农作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推广种植占城稻。占城稻原产越南，具有耐旱、生长周期短、适应性强等特点。1012年，江淮、两浙遭遇旱灾，宋真宗下令让当地农民试种占城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于是占城稻在江淮、两浙地区迅速推广。随着占城稻的推广，农民把它与当地的稻种相搭配结合，逐渐培育并推广双季稻和三季稻。在施肥上，宋人不仅用人畜粪便做肥料，还以河泥为肥，并且懂得适时适量地施肥。这一切措施都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特别是在长江下游地区，粮食不仅能自给自足，还能大量地销往外地。于是“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便广为流传。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且自然灾害频发，因此农田水利的兴修在历朝历代都很受统治者的重视，宋朝当然也不例外。《宋大诏令集》中记载：“修利堤防，国家之岁事。”由此足见宋朝统治者对农田水利事业的关注。北宋时，政府对北方的一些农田水利工程做了修缮，如至道年间修关中的郑、白二渠，使灌溉面积达到一万多公顷。此外，宋太宗还命人在雄、莫、霸、沧等州修筑堤堰，引水溉田，使大面积的旱田变成了水田。宋神宗时，在福建莆田修建了木兰陂，可以算作是北宋水利兴修的一个代表。木兰陂不但能蓄水，而且具有抵御海潮的功能。它的修建使受益农田达到万余顷，粮食增产颇多。

宋朝的农田水利工程虽然主要是为了解决灌溉问题，但也不乏其他类型。江南地区雨量充沛，但有些地区地势较低，雨水聚集便形成沼泽，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宋朝统治者便以太湖流域为中心，挖出许多排水沟渠，逐渐形成了一个水田灌溉网，使许多的沼泽地不但能种粮产粮，而且产量还相当高。也就在那时，江南的苏州、常州、湖州等地成了宋朝著名的粮仓。

宋朝农作物的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是茶叶、甘蔗、蚕桑、果树等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茶原产于云南，到宋朝时茶已经成了人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两宋时期，茶叶的种植面积较之前代有了进一步的增加，福建、浙江、四川、云南、安徽、湖北都广植茶树。宋朝的茶不但产量高，而且品种多，著名的有：四川的蒙顶茶、湖州的紫笋茶、绍兴的日铸茶等。宋朝统治者还在产茶区设立官茶园，征收茶税。茶税在当时成为国家税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甘蔗原产中国，起初人们主要是生食，到了隋唐人们开始用甘蔗制糖。随着制糖业的兴起，宋朝的甘蔗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福建、浙江四明（今属浙江）、番禺（今属广东）以及四川的广汉、遂宁等地都以产甘蔗著名，其中以遂宁为最。

桑蚕业在宋朝备受统治者的青睐。在产桑之地，宋政府禁止砍伐桑树，若有违反者，酌情处理，最重可至死刑，于是许多地方官员鼓励百姓广植蚕桑。据《宋史》记载，范仲淹在襄城上任时“劝使植桑，有罪而情轻者，视所植多寡除其罪，民益赖幕，后呼为‘著作林’”。除了以上的经济作物外，宋朝的果树和花卉种植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柑橘、荔枝、香蕉；牡丹、菊花、芍药等有广泛的种植，大大丰富了宋人的日常生活。

2.纺织业

宋朝纺织业有了非常大的发展，其表现之一是生产规模的扩大。为了供应皇室和国家的需要，宋朝政府在许多产地都设置了丝织作坊，其中规模最大的是967年冬在汴京设立的绫锦院。绫锦院规模最大时有工匠千余人，织机400余张，主要出产锦、罗、绫等高级丝织品，专供皇家服饰之用。

1104年，宋徽宗又设文绣院，有绣工300多人。皇城北边还有一个后苑作坊，作坊内分有缂丝作、织罗作、绣作、染作、绦作等部门，专门生产皇室衣物以及皇室婚嫁所需之物。除了中央政府设立的丝织作坊外，宋朝还有许多地方政府建造的作坊。最为出名的应属1083年建立的成都机院，主要出产四种蜀锦：土贡锦、官告锦、臣僚衣天子锦和广西锦。

宋朝不仅官方丝织作坊遍布全国各地，民间的纺织业水平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在北方主要是河北路和京东路；南方则有成都府、梓州（今属四川）、两浙地区，出现了南北并进之势。据记载，宋朝在1050年左右，政府的绢帛丝绵收入为8745535匹，到了1086年，这一数字达到了2445万匹，为唐朝最高纪录的三倍多，足以说明宋朝纺织业生产规模之大。

宋朝纺织业发展的表现之二是丝织工艺的提高。在宋朝，丝织品仍然是纺织品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宋朝政府征收赋税的十种布帛中有八种是丝织品。在当时，蜀锦和“东绢”（出产于京东路的绢）并列为天下第一，极负盛名。宋朝的丝织品有“细、密、轻薄”的特点。单州成武县的纱“修广合于官度，而重才百铢，望之若雾”。陆游对亳州轻纱则叹道：“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明朝文震哼等人则评论：“唐绢粗而厚，宋绢细而薄，元绢与宋绢相似而稍不匀净。”由此可见宋朝丝织工艺的高超。

宋朝的劳动人民创造了一种新的工艺——缂丝。缂丝大体分为花、素两种，但因各地的织法不同又种类繁多。明朝张应文在《清秘藏》中向我们展现了宋朝缂丝工艺水平高超的程度：“宋人缂丝，不论山水人物花鸟，每痕割断，所以生意浑成，不为机经掣制，如妇人一衣终岁方成，亦如宋绣有极工巧者，元刻迥不如宋也。”

宋朝纺织业发展的表现之三是棉花种植的推广和棉纺织工艺的发展。入宋以来，中国南方的广东、福建种棉者逐渐增多，后又发展到江浙地区。彭乘的《墨客挥犀》中说道：“闽岭以南多木棉，土人竞植之，有至数至千株者。”宋人赵汝适在《诸番志》中也记载道：“吉贝，数类小桑，萼类芙蓉，絮长半寸许，宛如鹅毳。有子数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铁筋碾去其子，即以半握茸就纺，不烦缉绩，以之为布。最厚者谓之兜罗锦，次曰木棉，又次之曰吉布。”1975年，浙江兰溪出土了一条长2.51米，宽1.16米的棉毯，成为宋朝棉纺业发展的有力实证。

3.制瓷业

一说起瓷器，人们首先就会想到景德镇。然而，在宋朝除了景德镇，还有汝窑、官窑、定窑、钧窑和龙泉窑这五大名窑。汝窑窑址位于今河南汝州市，所产瓷器均为宫廷使用，市场几乎不见。汝瓷的土质细腻，釉中含有微量的玛瑙末，致使产出的瓷有特殊的色泽。主要有天青、豆青、虾青、葱绿、天蓝等色。尤以天青色最为珍贵，有“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美誉。在烧制工艺上，用满釉支烧的方法烧成支丁痕。故汝瓷有“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晨星稀，芝麻支丁釉满足”的特点。汝窑烧制的时间极短，仅为二十年左右，因此传世的极少，件件汝瓷都弥足珍贵。在当时民间就流传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汝瓷一件”的说法，而今全世界尚存的汝瓷不到七十件。

官窑，宋徽宗政和年间设立，最初在开封，南宋时迁往杭州。因此有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之分。官窑生产品主要用于宫廷的生活和陈设。北宋时，官瓷有淡青、粉青、灰青等色调，而以粉青为尊。釉的开片细纹好似蟹爪。南宋在沿袭北宋风俗的同时，又有所创新。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是“紫口铁足”，即所产瓷器的口沿处呈现灰紫色，底部呈黑褐色或深灰色。

定窑窑址在定州，在今河北丹阳境内。定瓷以白色瓷为主，另有红、黑等色，但宋人甚喜红。苏轼曾用“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诗句来赞美定瓷的绚丽。定瓷产品主要用于宫廷的贡品，但生产规模较大，品种多。在纹饰上，有画花、刻花、印花等工艺。孩儿枕是该窑的名品之一。南宋之后，定窑发展大不如前。

钧窑又称均窑，窑址在今河南禹县一带。由于烧制钧瓷的釉土中含有微量的铜铁元素，出产的钧瓷绚丽多彩。有天青、天蓝、海棠红、胭脂红、火焰红等诸多的颜色。烧制时形成的“蚯蚓走泥纹”更是堪称一绝。由于钧瓷在宋朝是皇室专用瓷，数量和样式都受到及其严格的控制，因此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

龙泉窑又称哥弟窑，位于浙江龙泉县。极盛于北宋后期和南宋，产品多出口。相传该窑由章氏两兄弟共同主持，兄主持的称为哥窑，而弟主持的称弟窑。哥窑出产的瓷器釉质莹润，表面布满裂纹，有术语称“冰裂纹”，又叫做“金丝铁线”。弟窑却无此种瓷器产出。

景德镇原名昌南镇，宋真宗景德年间，在昌南设官窑。此处官窑所产瓷器底部都要注明“景德年制”的字样，故昌南镇更名为景德镇。景德镇的瓷器洁白细密，白中透青，有“影青”的美名。宋人彭汝励在《送许屯田》中大赞道：“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景德镇瓷吸收了定窑的刻花技术，在所刻花纹上涂上青白釉，这一技术在明清发展到极致，出现了誉满天下的青花瓷。

除了以上六大名窑外，耀州窑、磁州窑、余杭窑等也都是宋朝重要的产瓷地。

4.冶矿业

宋朝的冶矿业与前代相比又有一个大的飞跃。金银铜铁等各种矿品的产量都比唐朝有了很大的增长。宋朝在产量大的矿区都设有矿监，委派官吏，对其进行直接的管理。宋初设置的冶矿务有200所左右，到了宋英宗时期增加到了270余所。这一数字比唐朝高了近百。到宋神宗时期，承包制得到发展，大大推动了宋朝冶矿业的发展。宋朝冶矿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煤炭开采业的发展　煤炭的采掘在中国很早就开始了，据顾炎武推测，两汉时中国人就已经开始采掘煤了。到了宋朝不管是在技术上还是在规模上较之前代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宋朝煤炭采掘主要集中在北方，“今西北处处有之”，而最多的地区则集中在河北、陕西、河东（今属山西），其中又以河东最多。在河东“地塞民贫，仰碳为生”。由于北方地区煤炭丰富，当地人除了家用外，还把它当做一种商品出售。又因煤炭“火候且较薪为优……而其价贱于木”，在许多手工业中也使用煤炭。宋仁宗时，在河东路铸造铁钱就使用煤炭。用煤炭冶铁，所产铁品质优良，有苏轼的诗为证：“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

冶铁业的发展　中国的冶铁史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到宋朝，冶铁水平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不仅规模扩大，品种繁多，而且出现了新的锻造方法。北宋的冶铁业主要集中在北方，有两大产铁中心：兖州莱芜监和徐州利国监。莱芜监从秦汉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的产铁区。徐州利国监是宋朝新兴起的产铁中心，最初叫做邱冶务。经过30年的不断扩大，由最初的8冶发展为30冶。铁产量巨大，年均约可达50万斤。铁产量的增加使朝廷的铁课量也逐年增加。从宋太宗末年的5748000斤增长到宋英宗治平年间的8241001斤，虽然在宋神宗时期有所减少，但仍是唐朝铁课数额的近3倍。

由于冶铁业的发展，铁器的品种也越来越多。兵器、铁制农具、铁制生活用品无所不有。在锻造技术上，宋朝人民除了将前代的一些锻造技艺进行推广，还有了新的创造——淋铜钢。随着冶炼技术的不断进步，宋人将钢运用于农具的制作，有力地推动了宋朝农业生产的发展。

冶铜业的发展　铜在封建社会是用来铸造货币的，因此铜的开采与生产受到封建国家的严格控制。北宋时期，铜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南方，以韶州岑水场、潭州浏阳县永兴场和信州千山场最为有名。宋朝冶铜业的发展可以从铜税收入的增长得以明显的展现。从宋太宗至道末年到宋神宗元丰元年，除了宋真宗时期有所下降外，其他都逐朝递增。特别是宋神宗时期收入达14605959斤，是宋太宗至道末年4122000斤的3倍多，唐宪宗元和年间266000斤的数十倍。其他的矿业如金、银、铅、锡等也都有了较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