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北宋中期的社会矛盾及其变法

宋初实行“不立田制”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即：允许土地买卖，不限制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的数量。这一政策使“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并且成为北宋社会矛盾的根源。北宋农民的赋税负担也是极为沉重的，宋朝在沿用唐朝两税法的同时，还采用了“支移”和“折变”的苛法。“支移”是指官府借口需要，强迫农民把所要缴纳的税粮送往他处，途中所需费用自付；“折变”是指官府借口需要将征收之物换成其他的物品征收。不仅如此，宋朝的农民还要缴纳丁口税，服劳役。

繁重的苛捐杂税再加上对外战争的失利，迫使农民的反抗斗争不断。993年有王小波、李顺义起义，他们不但建立了农民政权，还发行了“应允元宝”和“应运通宝”两种货币，1430年有山东的王伦起义，京西的张海、郭邈山起义和湖南的瑶民起义。1407年又爆发了河北的王则起义。这些起义虽先后都遭到镇压，但极大地震撼了北宋的统治者。

北宋中期社会问题严重的另一个表现是“三冗”和“两积”，即：冗兵、冗官、冗费和由此带来的积贫、积弱。宋朝为了应对严重的边患，军队数量猛增，从太祖时期的20万增至仁宗时期的140多万。军队数量虽多，但素质很低，战斗力十分低下，是为“冗兵”。官、职、差遣相分离的制度致使宋朝官僚机构重置，官僚队伍膨胀。再加上科举取士的增加及恩荫制度造成宋朝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官吏泛滥，出现“冗官”现象。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官吏的俸禄再加上每年要向辽、西夏缴纳的钱物，使宋朝的财政出现危机。国库从略有盈余到收支相抵再到财政赤字，是为“冗费”。“三冗”使北宋社会呈现积贫、积弱的状态。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呼吁变法，进行改革。于是便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

1.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范、富二人联名上书宋仁宗《答手诏条陈十事》，陈述改革的意义及内容：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十项内容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和加强军备。“庆历新政”的重中之重放在了整顿吏治上，改革者希望通过提高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进而达到克服统治危机、稳定封建统治的目的。

新政的推行触及了大官僚、大地主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1045年初，范、富、韩等人相继被排挤出中央政府，“庆历新政”宣告失败。“庆历新政”没能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相反，它在某种程度上使北宋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在这种局势下，王安石带着他的变法思想和变法举措登上了历史舞台。

2.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的改革变法呼声由来已久。早在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就曾上书宋仁宗要求变法，但未被采纳。1067年，宋神宗即位。他很想有番作为以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于是力排众议，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

1069年，王安石开始逐步颁行新法，并推向全国。新法的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富国”、“强兵”、“育才”。“富国”方面的举措主要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和免行法。“强兵”方面的举措有：保甲法、保马法、设置军器监和将兵法。“育才”方面的举措有：改革科举制度，对太学实行“三舍法”和编纂并颁行《三经新义》。由于王安石变法是在熙宁年间推行的，因此又叫做“熙宁新法”。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其中的一些举措也确实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如青苗、募役等法，大大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农田水利法也促进了宋朝农业的发展。强兵方面的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总之，王安石变法的推行使北宋的国力有所增强。

然而王安石变法并非一帆风顺。他所推行的新法沉重打击了大地主、大商人以及一些大官僚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再加上后期改革派内部的分裂，新法的推行更加困难。但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并未中断，然而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改元元，由反对新法的太皇太后高氏把持朝政。高太后很快任用司马光入朝执政，逐步废除新法，并将变法人士相继排挤出中央政府。史称“元祐更化”。

1093年，哲宗亲政，改元“绍圣”。他一方面重新启用原变法官员，另一方面沉重打击守旧大臣，史称“哲宗绍述”。但哲宗的举措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北宋的社会矛盾依然尖锐。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仍不失为中国11世纪的一次伟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