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北宋中央集权的加强

“五代十国”的分裂混乱给宋初统治者以警惕，他们思考着怎样才能使自己建立的宋王朝长期而稳定地统治下去。对于中唐以来分裂割据、战乱不断的根源，宋初宰相赵普认为是“节镇太重，君弱臣强”。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宋太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其核心举措是“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首先，加强中央的军事权。宋太祖赵匡胤是通过发动兵变夺得的帝位，他深知军权的重要性，在他即位之初，一些禁军将领所拥有的强大的兵权令他深感不安。为了防止陈桥兵变的重演，建隆二年（961），宋太祖设酒宴请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禁军将领。酒酣处，“上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尔。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众将听完，“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宋太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除了石守信等人的军权，从而把军队的最高统帅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同时宋太祖对禁军进行了改革。他淘汰了禁军中的残弱者，并命令各地长吏将本地的精兵选出来，用于补充中央禁军。这一措施使得各地精锐尽入中央，地方再也没有与中央对抗的优势兵力。改革禁军的措施之二是禁军不再设最高统帅，改由“三衙”，又称“三司”（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统领。同时设置枢密院，统管全国军政。“三衙”长官统称为“三帅”，由皇帝任命，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有领兵权而无调兵权和发兵权。枢密院则恰恰相反，“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这样，“三衙”和枢密院相互独立，互不统属且相互制约，从而有利于皇帝的直接控制。

除了领兵权与发兵权相分离外，宋朝还对禁军实行“更戍法”。即不断更换士兵的戍守地点，通常每三年更换一次，但将领并不随之调动。从而造成“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局面。这些举措虽然消除了地方将领拥兵自重、威胁中央的可能，但也为后来宋朝对外战争的连连失利埋下了伏笔。在兵力的布置上，宋朝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即禁军的一半戍守京师，另一半戍守全国各地，造成了一个“强干弱枝”的局面。

其次，加强中央的行政权。宋以前，宰相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极大。宋太祖即位后，大大削弱了宰相的权力。他把相权一分为二，分为中书和枢密院。中书为最高行政机关，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关，这就分割了宰相的军事权。稍后，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逐渐使其地位和职权与宰相相近，以分割宰相的行政权。此外，设三司统管全国财政。这样，宰相、枢密院、三司共同对皇帝负责，相权所剩无几。地方官吏的权力也大为削弱，宋太祖规定各州郡长官只负责本州事务，而其“支郡”（节度使所管辖的除其驻地以外的州郡）归中央管辖。朝廷选派文臣担任该地区的知州、知县。随后，建隆四年（963），在知州之外又设“通判”，用来监督牵制知州。

科举制度历经隋唐的发展日益成熟，已成为统治者笼络人才、巩固统治的一项重要举措。宋朝在继续推行科举制度的同时，又对它进行了一些改革和完善。宋朝大大增加了科举取士的名额。太祖在位时，共开榜15次，取进士188人。到太宗时，开榜仅8次，共取进士1487人。不仅如此，录取者的待遇较之以前也有很大的提高。为了避免徇私舞弊的现象，北宋创立了“糊名”、“誊录”制度，使科举考试更加公平、公正。为了杜绝官员们通过科举考试结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宋太祖后期，举人通过“省试”后还必须要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才算合格。这样，新中的举人就是“天子门生”而不再是那些主考官的门生。

宋朝还实行官、职、差遣相分离的制度。“官”用来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职”指文官的荣誉头衔，并无实际职务；“差遣”则指官员们担任的实际职务。这一制度的实行，一方面有利于统治者选拔贤能人才身居要职，维护中央的选拔管理权，但另一方面造成了管理的混乱和官僚队伍的迅速膨胀。

最后，加强中央的财政权。自中唐以来，地方财政大权几乎都由方镇把守，他们把收缴的财富一大部分供自己享用，只向朝廷供奉其中的一小部分。宋太祖即位后，着力改变这种状况。他下令规定：各地所收的财赋留一部分充当地方政府的必要开支，其余的悉数上交中央，不得私自留用。宋初将全国划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司即“漕臣”，掌管地方的财政收入并监察地方的管理，以保证地方对中央的足额上供。同时设提点刑狱司、安抚使司、提举常平司分管地方的司法、军事以及生产等事务。此外还禁止地方政府互通贸易，经商获利。

宋初所采取的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巩固统一、稳定政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日益显露，给宋朝带来严重的统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