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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需要怎样的农村？这其实是相关联的两个问题：上海要不要农村？需要怎样的农村？对前一个问题，一些人是不想要农村的。在其眼中，农村与城市相比意味着落后，农业对GDP的增长几无贡献。在其眼中，农村最大的作用就是作为建设的备用地，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实现其商业价值。

但在国家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下，上海已经确定了3 260平方公里的城市建设规划面积，可以说这是城市建设用地的“天花板”。也就是说，另外一半土地将来是农村用地。所以，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农村，未来上海的农村是不会消失的。从城市化的逻辑讲，既然城市化是一种效率提高的过程，则最终导致的结果，也不应该是农村土地面积的减少，反而应该是增加。只是由于受全国城市化的推动和抵御老龄化的需要，上海未来的人口增长还会继续。但即便未来上海人口规模增长至3 000万人以上，目前的规划面积也已足够容纳，农村不应该进一步缩小。所以，我们更需要关切的，是上海需要怎样的农村。

农村最为传统的功能是农产品的提供。对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说，其大宗农产品的需求可以通过远程生产基地的规模化生产得到满足。黑龙江、新疆、山东等地与上海的关系发展说明，这种远程基地对于双方的发展都是有利的。但上海依然需要本地的农产品，包括那些不适合远距离运输的蔬菜、高附加值产品和地方特产等。尤其重要的是，在蔬菜发生季节性或灾害性短缺时，利用本地的设施农业，可以在较短期间内补上市场缺口。

上海真正稀缺、而且不能通过市场缓解这种稀缺的，是来自农村的生态服务。如果上海要真正成为国际一流的大都市，就必须拥有一流的农村。而一流农村的尺度，首先是一流的环境质量。农村可以向城市提供的生态服务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首先，是培育和充分发挥农村的环境净化功能。

净化包括水、土壤和空气三个方面。其中，又以水体的净化更为重要。虽然上海已经建成青草沙水库，由此满足了市区70%的供水需求，但黄浦江上游水源地依然重要。尤其是在长江沿江重化工业过度发展和东线中线南水北调的背景下，单纯依靠青草沙水库，在某些极端条件下并不安全。

当前上海郊区、长三角地区及至我国腹地广大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导致这一现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于拘泥于末端治理工程，缺乏将自然净化、产业优化、环境适用技术和社会动员融为一体的集成化治理思路，而大量适用的单体技术处于闲置状态。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黄浦江、苏州河上游在青浦、松江、嘉定等郊区，其水质的好坏取决于上游水体生态系统的健康和水质的好转。上海可以通过综合发展战略的制定，改变农村传统的农业生产区规划，通过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推广精准施肥等环境友好技术治理农村生活污染，清除散布在农村的污染小企业。通过综合整治，致力于整体地将已成为面污染源的农村转变为净化器。

其次，让农村成为优美乡野景观的提供者。

一是要让工业基本退出农村。发展是必要的，工业化是必要的。但是，并非工厂和城市就是先进，农田和乡村就是落后。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种整体化过程，始终不应该将农村和农业排斥在外，更不应该消灭农村。发展的结果不是消灭农村，而是获得更美好的农村、发达的农村。在欧洲，从马克思时代开始，人们对工业的反人性特点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当代虽然工厂的生产条件有了极大改善，有了花园式工厂，但流水线的这一本质并未改变。工厂只是一个社会没有办法的选择，因为它以富有效率的方式向社会提供产品。但是，工厂又应该是受到限制的，办法就是努力提高其效率，然后缩小其范围。在上海郊区，曾经的乡镇企业用地多数已经成为“散小低”和“脏乱差”问题企业的集聚地，在浪费土地资源的同时还污染环境，使得村落不复美丽，因此已经到了全面治理的时候。

与此相关联，是对农村聚落的整治。“散小低”工业在农村的集聚，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由此产生一系列导致脏乱差的问题：大量农村违章建筑；环境卫生极差；适合于农村借住人群的低端商业等。对这些事实已经城镇化但却低端混乱的郊区农村，应该在产业调整的同时，通过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污染治理和加强管制等手段，使之恢复具有较好的环境质量。

在对村落进行整治的同时，需要对农田进行景观改造。其目标是让上海农村的农田、村落、河湖和森林以不同的方式结合成宜人的景观。经过合理的设计和维护，这些景观应富有足够的多样性，具有鲜明的四季特点和地方特征，与郊区城镇结合，形成具有上海特点的田园城市风光。

有必要指出，当前存在一种生态教条主义，认为城市绿地或水面越大越好。于是，城市之间攀比绿地指标，竞相上马大型绿地，甚至在干旱缺水地区造人工湖，似乎这样就是生态城市了。学术界也在其中推波助澜，例如生态学家热衷于计算城市绿地产生的生态服务价值，规划学家常常援引“世界一流”的城市绿化案例，而经济学家则为城市旧貌换新颜鼓掌叫好。所有这些声音的背后，无人考虑由此引发的成本。

一座城市的绿地应以多大比例为宜，不应该是教条化的。例如，滨海城市由于可以享受到海洋的生态服务，绿地的比重就没有必要太高。在周边山地森林保持完好的情况下，山区城市的绿地比重也应该缩小。水田有着良好的甚至高于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这一点已经为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学者所证实，因此我国南方平原地区的城市尤其是城镇，也没有必要拥有较高比例的绿地。我国江南水乡的那些著名古镇历史上林木都甚少，是很有道理的。营造高质量的农村景观，其成本远低于绿地建设。随着上海高速经济增长时代的过去和老龄化时代的来临，需要我们认真探寻以低成本开展生态建设的路径。而营造高质量的乡野景观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

第三，郊区农村应该提供传统文化传承的服务。

时尚的对应是传统。上海这座城市是时尚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商业流行潮来潮去。但对于一座伟大的城市来说，仅有时尚是不行的，还应该有鲜明的传统。欧洲国家早就认识到，对农村的保护是继承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的最有效手段。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不能仅仅通过博物馆和名人故居来保护，更重要的是生活的传承。相对于变化迅速的城市而言，农村显然是更为适合的传统文化保留地。美丽、宁静、充满传统文化风情的农村，可以成为繁华而喧嚣的大都市居民的精神家园。

作为一座城市，上海开埠以来的170年一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汇集之地，“海纳百川”是其文化特征。但从农村角度看，上海地处锦绣江南，千年来一直是我国精华所在，其文化特征又是什么？上海的文化精华首先表现为世界上最为优秀的人类生态系统。上海从几千年前的沼泽地，逐步演变为中国最为富庶的水乡农村，又在此基础上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无论如何，一个维系了几千年而不退化的农业系统已经是人类历史的奇迹，何况如果不是城市化的话，它似乎还有能力千年万年地维持下去。如此高度和谐而可持续的人类生态系统，其本身就是人类的瑰宝。两河文明衰退了，尼罗河与黄河三角洲已变得面目全非，世界上数得过来的古文明几乎都发生了严重的生态退化，而上海在内的苏、松、太和杭、嘉、湖却越来越富庶，并一直保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所以，其农村的田园风光，鱼米之乡，本身就是这里的人民最伟大的创造。

江南水乡的这一特点与历史上持续不断的水利建设密不可分。即使从春秋吴越时期算起，其水利史也足以令人肃然起敬。这种数千年的大区域网状水利建设不可能不对社区结构和组织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传统社会，这种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维护和权益分配，要求更依赖协调、合作、互助和宽容。一定程度上，这是江南水乡文化柔和的来源。应该说，这也是江南近代工业化最早起步，并且较为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

20世纪初，美国人明恩溥（阿瑟·史密斯）曾指出，中国的农村居民缺乏公共意识，乡村缺乏公共物品。⁽¹⁾应该承认他的观察是正确的，但不包括江南水乡。在太湖流域，国家级河道、州县级河道、乡村水网，是人们生活、生产、出行、运输、防灾的依靠，是决定人们盛衰存亡的公共系统。如此重大的公共物品，它的建设和维护必须有相应的组织，也必须有相应的思想意识。所以，按地区区分，水乡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强调公共意识的。年复一年地对这一巨大系统的维护固然需要组织、协调和管理，但也必须以人们的自愿为基础。在传统社会，修桥铺路是乡间邻里最为认同的义举善举，雨天被行人踩坏的路面，天晴后总会有人加以修缮。这种普遍的公共意识，是江南现代化极为有利的要素。

江南这样的自然环境，传统社会过低的人口密度是难以维持的。粗放的广种薄收不会比精耕细作有效。本质上，还是与水网体系有关。水网非自然所赐，而是地区社会集防灾、交通、灌溉和供排水于一体的基础设施。既然是基础设施，就要求供给的效率，要求人口的集中。而人口的集中则要求对土地相对于当时的集约经营。所以即使在古代，江南水乡农作精细化的趋势也比其他地区更为明显。这种对精细的追求成为一种传统，并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过去，田埂不整、农具生锈、路面不平、穿戴不洁，都是不光彩的事情。即便是贫寒之家，干净会受人尊重，邋遢会遭人耻笑。锦绣江南其实是这种精细文化的果实，而非大自然的恩赐。

精细造就个性。与中国多数传统农业地区不同，江南传统农村，在个人、家庭、村落，都更为注意对个性的追求。人们之间的竞争往往是比赛谁更别出心裁，谁更不同凡响，织布、编织、竹木手艺、耕作、酿造，都是如此。没有特色就是平庸，不会获得邻居的尊重。在宏观层面，这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村村有特点，镇镇有特点。

江南地区是传统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水与绿是聚落的主旋律。无论宅院还是村落，都是一种近乎完美的人类生态系统。乡间民居往往同时具有生产和生活双重功能，对自然要素的利用和保护发挥到极致。抗旱、防涝、御寒、避暑，各种功能和谐统一。经典的农宅通常由一条宅沟环抱。为了抗台防涝，故开掘宅沟的泥土用以填高宅基，具有避洪作用。理想的农家住房是白墙黑瓦。地上也许铺以青砖，也许就是泥土地面，但都会被勤劳的主人打理得平滑如镜。屋后则竹林环伺、林木茏葱，那既是主人的财富，又是抗风、防寒和避暑的屏障，还代表着主人的品位。这样的布局也许不被“现代”的规划者看好，但实际上其效益极高。沟中的鱼虾，树荫下的鸡舍猪圈，竹林的春笋、夏日的林荫和主人工余饭后的竹制品，农宅中的一切都那么和谐，看不到丝毫浪费。能不能实现“零排放”的争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江南的农宅就是一种零排放系统。

对于这样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丢失抛弃。但必须承认，在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中，以上文化已受到相当彻底的破坏，对此不应该有任何异议。造成这种损失的思想根源，是认为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无论其形式和内涵，都有固有的正当性，从而可以肆无忌惮地割断现在与过去的联系，传统和保守被视为绝对意义上的落后。我们应该保护好上述文化，让国际大都市的上海能够延续锦绣江南的农村。

二、以价值叠加的思路治理农村

上海土地资源极为紧张，且具有典型的大城市、小农村特点。其典型的农村地区已集中在崇明和青浦西部等为数很少的地区。所以，农村保护、治理和建设的目标，必须使未来农村同时具备上述产品生产、环境净化、乡野优美景观、传统文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重功能。可以称之为“价值叠加”策略。

“价值叠加”意味着在传统的产品功能基础上叠加上述服务功能，而不再以提供有形农产品为唯一使命。它往往与都市农业相提并论，是一种为满足居民高层次需求，受地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的，强调农业生态与社会价值更优于经济价值的一种农业发展模式。它来源于产品农业，以产品农业尤其是质量农业为前提，是产品农业质变的结果。

以农田耕作为例，农田生产的作物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产品，是一种农民自己种植、自己消费或出售的产品。种植的方式虽然大同却不乏小异，有着农民各家各户的心得与体会。这就为参与和体验创造了巨大的空间。种植出来的粮食到市场上出售，叫产品经济；根据顾客或游客的需求种植，让人们在享用的时候享受与种植有关的各种服务，就进入了服务经济；如果让人们学习耕种，在其过程中享受各种乐趣，与村民一起探讨种种耕作技巧，参与所有过程，就是体验经济。而服务经济与体验经济都属于我们所说的服务经济，只不过分属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已。

可见，服务经济的价值链是可以不断延伸的，每一环节都可以有新的价值产生。同样的一片土地，一间房屋，一件物品，一种现象，可以唤醒、挖掘和实现消费者不同层面的价值。服务农业由于涉及多种价值的叠加，农民可从中获得更高的收益，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城市发展尤其是大都市的发展，其经济越发达，其绿色越稀缺，其文化需求、精神寄托也就越强烈。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随着人们消费需求模式的转变，农村特有的不同于城市的价值日益彰显。发达国家曾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城乡结合部突飞发展等现象，表明人们有远离城市、回归自然的愿望强烈。许多城市居民选择与农民为邻，因为他们认为农民创造了郊区宜人的自然景观，提高了人们的福利水平。可见，农村非经济价值随着经济发展逐渐得到人们的认识与重视。

老龄化趋势引发了对农村服务需求的增强。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大都市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年人口的增多，意味着休闲时间的增多、对健康和环境质量的更多关注、对过去生活的向往与回忆。而农村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保持、安静与悠闲都能与老年人的需求相吻合，从而对农村的生态与社会价值有更多的肯定。

上海日益增多的白领引发对农村服务需求的逐渐增强。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由于其高速的发展，对其他地区的生产要素有着非常强的集聚作用。为了谋求自身的良好发展，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学历人才汇聚于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构成大都市里的中产阶层、白领，且数量逐渐增长趋势明显。随着收入增多的同时他们也在积累自己的压力与疲惫，急切寻求一个可以舒缓压力、放松心情的地方。而农村以其特有的慢节奏、安静与悠闲吸引着白领们前往。更何况，今天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日渐完备，双休日与长假的工作制度安排，甚至将来带薪休假制的推行以及私家车的普及等等，都可以让城市居民有条件很便利地在城乡间往返，在传统与现代间穿梭。

大城市里的孩子感知过去、接受教育的愿望强烈，从而对农村服务的需求增强。在都市成长起来的孩子，日渐成熟的外表掩饰着对过去的无知。在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的今天，父母更多了一份让孩子重拾自己儿时快乐、感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的心愿。而农村，其清闲的空气、独具传统的劳作方式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有了一个可感知过去的教育场所。在这里，生活在城市里“五谷不分”的青少年群体，可以在游玩中了解农业、热爱劳动，并从中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科普知识。

总之，上海已经具备消费农村服务的经济实力。在经济学上，需求和供给是相辅相成的，有什么样的需求才会产生什么样的产品；同时，只有经济水平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产出符合较高层次需求的产品。发达国家如欧洲，是在19世纪工业革命后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大量的城市中产阶层才开始把农村作为休闲旅游之地，改变了原来的仅出于探亲访友的目的。到了20世纪，去农村旅游则成为一种时尚。

基于上述分析，居民消费模式由原先的产品消费逐渐向服务消费与体验消费的转变，预示着农产品、农村不仅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价值，还拥有能反映周边环境质量、标榜社会地位、充分实现其拥有的生态与社会价值。这也意味着农村应从产量农业向质量农业转变，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通过向大城市提供建立在自身区位优势基础上的水源保护、优质的环境、景观旅游休闲等服务，来获得未来的发展空间。

将森林、农地和农村视为一体，将传统文化、绿和水视为全体城乡人民的共同财富，是国民共有的生活空间和闲暇空间。因此，21世纪的农业和农村，除食物的稳定供应外，其任务还包括国土和环境保全，提供令人心情宁静的丰富的绿色空间。保护多样性文化，要注重农村与城市的共生和互补，防止城市化对农村的不适当冲击。

从服务农业的内涵可以看出，服务农业的发展与传统农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强调了农村的生态、文化、景观等在服务农业中的重要性，同时将其作为农业的重要价值所在，并通过服务的发展不断延伸价值链，因此，服务农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农村自然资本经营的有效方式。

我们应对农村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资源及人文资源等通过服务业的发展进行市场化运营，以实现农村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序利用，实现农村资源的保值与增值，提高农村在城乡互动中的适应性和竞争力，实现农村的发展。

服务业的发展依赖于市场，农村服务农业的主要对象是城市市场，因此其发展需要依赖城乡一体化。其实质，就是在资源相对稀缺的状态下，通过适当方式促使这些资源在社会不同聚落形态实行最有效的配置与流转。以生态服务为例，农村水田提供的生态服务要比在城市中建一个绿地更为经济有效。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就是城乡协同作用日益加强的空间经济过程。城乡市场的一体化，包括构建城乡之间的生态服务市场，以实现城乡间的有效分工，在这种分工和需求的引导下吸引城市的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管理、服务等参与到农村服务农业的供给中。

服务经济模式能够克服产品经济模式的缺陷，实现农村的生态文化景观等服务价值。传统农村产品经济模式下，农村价值仅通过土地征用、租赁、农产品生产部分实现，其拥有的生态与社会价值则由于认识上的不足、市场的不完备、转移支付不足而无从实现。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土地资源的保护所产生的成本与其收益不成比例，因此农民不看好农村的未来，不愿从事具有正外部性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建设，导致农村的边缘化。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当前被忽视的农村生态、文化与景观等服务功能由于消费者消费观念与消费模式的转变日渐稀缺，从而其商品性潜质凸显。在顾客导向下重构农村价值体系有了可能性，但它需要农村这部分服务价值的市场实现来保证，因此农村要从产品经济发展模式向以服务为主要特征的服务经济模式转变。

在服务经济模式下，农村土地使用方式可以不变，但由于其叠加了多种价值，从而具有了高于传统使用方式的价值，进而可以改变农村的经济状况，提升农民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使农业、农村与农民重回发展的主流。如用于种植的耕地，其价值除具有农产品销售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外，还具有农村旅游业的大地景观价值，传统农业耕作方式的文化与教育价值，为生态农业发展提供示范与样板功能的社会价值，以及涵养水源、作为城市之“肺”提供生态屏障功能的生态价值，等等。这些价值的叠加，通过相关途径的实现，都可以体现服务经济的内涵，修复产品经济断裂的价值链。可见，在服务经济模式下，农业不同于传统的一般农业和城郊农业，不仅生产高质量的粮食、副食品，而且还生产出具有相应生态与社会功能的服务，但主要以生态与社会服务为主。相对于产量农业的发展需要大量投入各种最终造成污染的物质，服务农业不但不需要这样做，还可以利用土地、植被、水体的净化能力，使已经进入环境的污染物得以降解和清除。

需要指出，价值叠加模式能否成功，核心是要建立相应的制度。这是因为，农村可以提供的服务非常复杂，最重要的问题是，有的服务属于市场物品，而另一些则属于非市场物品或两类物品的过渡，即混合物品。生物多样性基本上是纯粹的非市场物品，而农产品则较为偏向于市场物品。至于景观的培育，既可能通过旅游之类的途径实现市场价值，也可能成为正外部性。为此，农村提供的服务需要建立相应的投入和维护运行机制。对于市场物品，通过建设和完善市场机制以保障其发展。对于非市场物品，政府需要承担投入责任。而大量的混合物品，则需要建立政府、社区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的机制。其中，政府通过直接投入、补贴补偿和转移支付方式购买郊区农村非市场实现的服务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是农村河道，也就是村级以下河道的维护。过去，农村水系由农村维护，这是合理的。因为当时农业是农村人口赖以生存的基本手段，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民以劳动的方式投入水利天经地义。但当前，所谓农民已经变成了一种身份。人们的土地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量损失，农业收入对于农户已经无足轻重。因此，水利的重要性对于个人而言，农民与市民已经没有差别。

但是，河道依然是重要的，除了航运、灌溉、排涝这样一些传统功能外，其他功能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从生态角度看，涵养水源，净化水体，这些作用对上海城市而言具有战略意义。农村河道是上海水系的毛细血管，其生态上的重要性甚至超过骨干河道。这样，维护农村河道其实是在为大城市服务，相应的，城市应该为此买单。

二是农田的生态价值。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水田的价值。其实，水田在生态意义上，如在净化空气、维持地下水、保持生物多样性等各个方面，重要性甚至超过人工林。但农田的生态价值却无法通过市场来实现，因此应由政府买单。例如，为了保护农田的生物多样性，应该避免使用有毒有害农药，尽可能少使用化肥，并做到配方施肥或精准施肥。但对于农民来说，这一切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其经济成本或时间成本会因此上升。于是，就需要政府在加强管理的基础上，布局更优良的生产服务，为农民建立市场品牌，投入相关设施，并对符合要求的农户加以补贴。

三是农村作为河流的上游为下游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上游郊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对下游水质的改善至关重要。如上海市内河流的污染多数来源于上游农村的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所造成的面源污染，因此，要实现下游水质的长效改善，则需上游居民的配合，转变其生产与生活方式，在此过程中，上游对河流提供了生态服务，政府应为此服务买单，实现补偿。

四是政府采购有机肥，促进农村生活垃圾的就地消纳。随着农村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原先农村零循环的垃圾运转模式转变为线性模式，从而导致垃圾成灾问题。为此，上海市政府将农村生活垃圾纳入城市垃圾收运体系，这无疑加重了原本就负荷很重的城市垃圾处置的压力，造成巨大的损失。事实上，农村垃圾主要由农业垃圾构成，且多为有机垃圾，可通过堆肥方式进行消纳。然而为何得不到实施呢？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制约堆肥开展的最关键因素不是技术，而是市场需求问题。如果农村能实现有机垃圾就地消纳，对其有机肥产品政府给予采购用于林地绿化建设，则能促进堆肥的开展。可见，这样做的生态利益巨大，能够减少化肥污染，消纳垃圾的同时保护土地。因此，政府购买具有完全的正当性，能够鼓励农村这一环境友好的行为持续下去。

五是政府对有机农业生产、农村生态服务与文化景观服务的生产提供培训或配备技术指导人员，这部分费用由政府承担。

此外，政府应意识到农村生态品牌的建立有利于上海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对于上海而言，其生态建设也急需某种品牌和模板。其作用在于示范，全方位地向世人展示，生态建设和生态型经济究竟是怎样的，如何在维护良好生态状态的前提下推动经济的繁荣。这个模板应该与时俱进，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生态理念和实践的进步。如果郊区农村能打造出很有价值的品牌，则这一品牌不仅是郊区农村的，也是上海的。一个更有内涵、更为先进、更具有示范价值的郊区农村，可以为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增光添彩。为此，上海应加大对这些具有示范价值的郊区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将其发展纳入上海市总体发展规划之中，长远考虑，给予相应的政策与财力支持，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同时，也能提高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促进城市的发展。

三、关于美丽农村的几个重要问题

其一，指导思想问题。

原则是保护和治理优先于建设。保护的真实含义，是将前人留下来的东西尽可能完整地传承给后人。这里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哪些事物是“值得”传给下一代的？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裁判权或话语权应该掌握在谁的手里？对此应该明确，裁判权既不应该由政府掌握，也不应该由专家掌握，原因是他们都属于精英阶层，不一定能够客观反映城市广大居民对农村服务的需求，也不一定代表农村居民对家园的选择。在GDP和政绩的刺激下，他们有可能更倾向于大拆大建。更何况，未来世代是缺席的。由此导出的就是著名的“谨慎原则”：尽可能地不改变现状，而只是改善现状。

“治理”，意味着消除那些导致农村丑陋、肮脏和混乱的因素，还农村以干净、宁静、传统与祥和。污染的河道、违章搭建、因外来人口过密而导致的环境卫生恶化、污染或脏乱差的小企业属于整治的对象。通过整治还农村的本来面目，然后才谈得上有效的保护和建设。

其二，建立适当合理的农村规划机制。

在上海，包括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和郊野公园建设，都需要规划。然而目前的规划原理和过程都有很大的缺陷。一是规划原理和方法往往是城市或小区规划的翻版，由此产生的结果不是建设农村，却是消灭农村；二是难以避免大拆大建，“保护”在规划中几乎没有地位；三是很难避免商业化的冲击，招商引资往往具有压倒的重要性，而在商业利益的碾压下，真正需要保护和建设的内容往往被边缘化。

因此需要优化农村建设的规划机制，核心机制是以下三点。一是大幅度增加对规划地区的本地调查。必须掌握的资料不仅包括常规的书面资料和数据，更应该对区域内的自然历史资料有详细的了解，如古树、历史上水系的演变、关于地形风貌的传说、特产与地理地质的关系、本地居民对住宅地形的理解等。在传统文化方面，不仅要了解村落的演变，甚至需要对家族故事、人物和传统技能进行全面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对规划的农村地区如何传承和发扬其特点有系统全面的认识。二是在前述工作基础上，征求所有农户的意见，以确定对其家园未来的选择。这种选择不仅应该包括形态上的内容，还应该确定村落的个性特点、发展方向和品牌。三是依据以上的工作成果，首先决定需要保护和传承的内容，然后才是建设方案。

其三，严格管理和规范村工业用地。

农村工业用地的产生、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社队工业，也就是人民公社解体后的乡镇企业。90年代，乡镇企业因体制原因陷入困境后改制，尤其是村企业一般转变为私人企业。此后的经验证明，转制后的企业由于依然保留了“散小低”的性质，其市场弱势并未从根本上发生变化。除少数企业发展较为健康外，多数企业的状况并不令人乐观。其中部分倒闭，部分成为“僵尸企业”或“开关企业”。但由于转制过程的不规范，企业用地及其地表建筑仍属私人业主所有。这些土地和建筑被转租、违章搭建用于各种用途。其中不乏对环境造成种种负面影响者，甚至成为藏污纳垢之地。

还应指出，生存于村工业用地上的小企业主体上并不为本地村民创造就业机会，对地方税收的贡献也微不足道。土地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流失的。地方政府从这些企业的所得远远抵消不了其污染和脏乱差造成的环境和景观损失。

所以，需要对村级工业用地进行系统整治。一是全面清理村集体与企业签订的转制合同，废止其中违规违法的部分，收回工业用地和相关集体资产。二是对于合同到期的集体建设用地一般不再延期。如果相关企业发展较为健康，则鼓励其进入园区，政府对搬迁进行补偿。三是村落范围内一般不再兴办工业，但可以用一村一品的建设方法，兴建有利于本地村民就业、农产品深加工和生产特色产品的小企业。四是村级工业用地可以复垦为耕地或转变为宅基地。由此腾出的工业用地指标原则上由区政府获得，但政府应给予村集体合理补偿。

其四，需要形成村级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运行管理的制度。

所谓环境，这里的含义是广义的，从企业污染、生活垃圾、污水、村容村貌一直到田野景观和农药化肥污染，都属于管理范畴。

为此，有必要进行相关制度的调整。一是免除村基层组织的经济增长和财政创收责任，这一点与工业用地指标进入园区同步，未来村组织的主要责任是服务社会和环境保护。二是围绕环境形成相关的考核考评体系。三是形成农村环境保护的投入和运行体制。其中第三点是最为根本的，而考核体系则在此基础上形成。

原则上，农村环境投入的资源来自政府、市场和社区，根据具体的环境保护内容，这三方力量在恰当的制度架构下形成合力。对于村容村貌的日常维持，应由村基层组织负责，并通过村规民约的方式，组织村民共同参与。如果是开展乡村旅游的农村，村基层组织还需通过协会等行业组织，落实环境卫生的责任。对于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如河道清淤、生活污水处理、堆肥设施等，应该通过官办民营的方式建设运营。具体地说，就是政府投入设施建设，而基层组织承担设施运营的责任。对于乡野景观的维护，更多地应该通过利益相关方的契约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