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几点基本判断
上海的生态文明之路该怎么走？这首先就要看，在环境与发展关系上，上海与全国的共性在哪里，特点又在哪里。就共性而言，上海与我国其他地区一样，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总量和城市建设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都处于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都面临众多的资源环境难题。而个性上，则以下方面更为值得注意。
一、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所谓后工业化阶段，并无非常严格的定义。按贝尔的定义，后工业化意味着服务经济、专业技术人员、知识及其拥有者大学和研究机构占据着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这样的定义有其道理，但不得不说，贝尔似乎过度站在了发达国家的立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发达国家率先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由微笑曲线决定，这些国家倚仗自身技术和人力资本雄厚的优势，可以将技术研发、金融、品牌等保留在国内，而将利润最为微薄的加工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贝尔并未令人信服地描述出当全球所有或多数国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情形。另一个问题是，一个国家与一座城市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其内涵也应该是有所区别的。上海在以下方面已经具备了后工业化的特征。
首先，经济增长速度在长期高速增长后出现趋缓。这是所有经济体由工业化转向后工业化阶段的必然特征。发达国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最终其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0—4%的区间。这种必然性是几种因素的合力决定的。就上海而言，其经济规模总量已经非常大，要维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所需的经济增量也越来越大，实现高增长也越困难。同时，在上海的城市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重大工程会趋于减少。从建设水平上来看，上海基础设施建设的历史欠账已经基本还清，甚至已经建设起了不亚于发达国家的公共交通体系、高速公路系统，这意味着大规模基础设施高潮已经过去，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趋于下降。
其次，从民众生活质量提高的轨迹看，当人们衣食无忧以后，会形成物质消费的浪潮。与此对应，是各类耐用消费品的排浪式发展，直至汽车和住房的产业成长。为了满足汽车和住房的需求，则出现了道路、其他基础设施和城市的扩张，并进一步拉动上游钢铁等基础工业的扩张。从发展阶段看，户内耐用消费品的大发展对应于工业化的中期，而汽车、住房及其配套建设对应于工业化的后期。此后，当人们需要的物质生活条件基本得到满足后，其需求会转向各种服务，尤其是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当这种转变开始的时候，就意味着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
当然，这并不是说，后工业化社会的人们不需要家电、汽车和住房，只是表现在宏观上，服务业增长的速度快于制造业，而表现于微观，人们会越来越渴求高质量的服务。在上海，这些现象萌发于20世纪末。只是由于世博会之前的城市建设高潮，一定程度上冲淡了相关迹象而已。
第三，后工业化阶段的重要表现，是人们对个性、自由和回归自然的追求。反映在市场，意味着消费者更重视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尤其是产品与个性化服务的结合。这一点，在上海已显露无遗。另一方面，则表现于人们对户外生活质量的追求。在生活质量提升过程的早期，人们更关心生活的基本需求；到了中期，则表现于户内消费为特点的大件耐用消费品的购置浪潮；此后，人们消费函数中户外环境的重要性开始上升。其具体表现，一是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不断提高，反映在购房的选择和房价、邻避行为，以及对居所附近导致脏乱差的各种经济活动的投诉或抗拒；二是人们更多地追求旅游、郊野活动和其他以较好的环境质量为背景的休闲娱乐。所有这些方面，在上海居民中已表现得相当普遍。
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意味着什么？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这样的认识和觉悟。既然后工业化阶段已经到来，就应该放弃那种竭尽全力维系高速增长的做法，致力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运行效率的提高；致力于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获取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增长速度的下降毫无疑问会伴随某些痛苦。最重大的挑战会是财政收入增速的下降和就业机会增量的下降。对于前者，意味着公共财政不能大手大脚，放弃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而是要尽可能地将钱用在民生最为需要的领域。在就业问题上，也应该放弃传统上那种通过大量投资拉动就业的想法，转向通过制度创新、人力资本积累、鼓励创业活动、推动社区为基础的就业机会成长等。
回顾发达国家的经历，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型的时期，一般同时也是民众环境觉悟空前觉醒的时期。人们会审视一切对其身心健康可能产生影响的环境因子，会越来越在乎自身的环境权益。在上海，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后，过去未得到及时或得当处理的环境问题会累积下来；早期兴办的工业企业和园区被城市包围；各种导致邻避效应的设施往往引起居民的排斥；由于市民对环境的要求不断提高，同时由于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即便在政府作出巨大努力的前提下，人们的满意度也很难有明显的提高。不断恶化的空气质量，难以显著改善的水环境，谁也说不清楚的土壤质量，连同占路设摊、违章搭建、各种噪音等，甚至会破坏人们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城市未来的人口规模
对上海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产生极为重要影响的一个因素是其人口规模。从长期看，上海的人口规模必须继续上升。核心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如果人口总量保持稳定，2050年上海老龄化将达到40%以上，是迄今全球任何一个城市或国家未曾有过的。如此高的老龄化水平将对上海的社会保障体系、财政、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城市人口规模的无节制扩大也不可取。因此需要在过度的老龄化和过大人口规模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需要指出，当前上海之所以尚未感受到老龄化带来的沉重压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存在庞大的事实迁移人口。这一现象不仅意味着上海实际老龄化水平远低于依据户籍人口计算的老龄化率，还意味着常住人口中的非户籍部分一方面为上海的GDP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上海却无需承担其社会保障开支。可以预见，在未来，这一现象将随着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而消失，届时老龄化对上海的影响会真实地体现出来。
由人口预测结果可知，为了将上海的老龄化控制在较低水平，需要迁入较多的青壮年人口，从而导致较大的人口规模；为控制人口规模而减少人口的迁入，则又使上海面临较高的老龄化水平。大致上，如果规避最高的老龄化率和最大的人口规模，到2050年上海的老龄化率为32%，人口总量约为3 080万。无论如何，上海未来都将面临沉重的老龄化负担和巨大的人口规模压力。
这不是预测，而是情景分析，指出的是应对老龄化压力和城市人口规模之间存在艰难的权衡。从生态文明的视野看，由此值得我们注意以下问题。
老龄化程度越高，公共支出不可避免会随之上升，与此同时，政府的收入则会受到严厉制约。也许今后再也不能像前些年那样，政府可以在环境与生态建设上大手大脚地用钱。如公共绿地，建设一块，就需要长期管养一块，财政包袱会越来越重。事实上，上海现有城市绿地中已经出现很多管护不能到位的情况。未来公共支出的艰难权衡体现在两个层面：较高的层面，政府需要平衡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诸多民生需求，但很明显，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将会使养老和医疗的重要性凸显；在较低的层面，生态环境领域必须将有限的资金尽最大可能用好，以成本最小化为导向，完成生态环境领域建设和运行的使命。
其次，城市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张，会使上海原本极为狭小的空间更容易产生环境领域的矛盾。城市的扩张会压缩生态服务的空间；不同的城市功能区之间更容易产生矛盾；以往的工业区或企业会因城市的扩张而被居民区包围；各种不受欢迎的市政设施，如垃圾焚烧厂之类，也会与居民小区相邻。所有这些改变，都会增加环境矛盾。狭小的郊区如何同时承担农产品供给、环境净化和水源涵养、景观美化、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等多重功能，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难点。
环境问题细分是无尽的。针对上海的特点，最为重大、最具综合性的问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