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追求节俭的发展
资源环境因素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严厉的制约，正因为如此，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社会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启动了扩大内需项目。在保增长的要求下，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手段基本还是大项目，依旧是起吊机经济。大量工程项目拉动了重化工业，我国的资源环境形势因此出现反复。中央派员在各地督导节能减排，就是这种反复的表现。问题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对增长速度的惯性依赖。在当前的发展模式下，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意味着资源消耗的增加，由此会产生与资源节约目标的碰撞。我们将一个社会的经济运行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随着能量和各类物质输入的增加，其污染物的输出也会增加，由此增加了环境治理的任务。需要指出的是，污染的控制是需要大量资源投入的，由此又会形成对资源节约目标的阻力。于是，如何处理资源节约与扩大内需或者说保持强劲的增长动力之间的关系，是必然面临的难题。
一、资源节约与扩大内需的矛盾解读
从理论上说，资源节约与扩大内需不是一对矛盾的概念。
首先，资源节约不是限制消费，而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需求。事实上，节约本身是发展过程中资源有效配置不足的一种信号。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不存在资源节约的需要。一是这种资源是无限供给的，二是这种资源的配置是在最优水平之下，已经不存在节约和改进的空间。显然，前者对于资源是不成立的，因为资源的基本属性就是稀缺性，如果存在无限供给，就不可能称为资源。而后者也难以在现实中存在。因此，现实中总是存在资源优化配置的空间，存在资源节约的必要。而资源节约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在于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更高的效率、更好的发展。比如企业通过合同能源管理，节约了能源，降低了企业运行成本，而节约的成本又有助于企业扩大再生产。从这一点上来说，资源节约与作为发展动力的扩大内需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其次，扩大内需不是扩大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下需求规模的扩大和需求结构的优化。需求的满足和扩大是需要资源的，但是满足不同的需求，其资源代价并不相同。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一个人消费某种产品所获得的满足或者说效益是随着其消费量的增加而逐渐减少的。如果将边际效益递减到一定水平的消费节约下来，用于其他边际效益更高的地方，那么这种通过节约而改变的消费结构和消费规模对于个人以及社会总效益的提高是有利的。因此，扩大内需不是简单地扩大消费规模，而是包含着内需结构的合理调整，从而也意味着需要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即利用最少的资源满足最大的需求。从这一点上来说，资源节约应当成为扩大内需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标杆。
第三，扩大内需解决的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问题，而资源节约关系的则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两者可以说具有相同的目标，具有一致性。
尽管在理论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实践中，资源节约和扩大内需的矛盾非常突出，根本的原因在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发展效率低下，资源有效配置不足，即在现有的发展模式下，扩大内需不是在优化资源配置，而是在扩大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从而造成扩大内需与资源节约之间的冲突。
说我国经济发展粗放，人们往往特别关注单位产品的物耗和能耗。其实客观地说，由于我国以煤炭为主要能源，主要矿产的品位较低，如果剔除这些因素，单位产品的物耗能耗与国外的差距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巨大。当前，我国产品能耗是发达国家的1.5倍。但是，单位产值能耗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维持着高速度经济增长的动力，学术界有着“出口拉动型、投资驱动型和资源依赖型”的说法。这种归纳有过于简单之嫌，但如果将“资源依赖”定义为单位资源利用产生的附加值低、生产的技术含量低，则是有道理的。由于单位产品的附加值低下，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就不得不诉诸产品数量的增加。在单位产品资源耗费本身又比较大的情况下，依靠数量来取胜必然导致资源消耗的增大。从而在增长目标指引下，必然导致资源节约与扩大内需之间的矛盾。
洛文斯等人就曾经指出我们这个社会现有的经济在使用资源方面效率很低。(1)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加工、运输、处置等行为给生物圈带来了危害，威胁着地球对生命的供给能力以及进而支持经济活动的能力。我们所需的产品和服务本可以用比现在所需更少的资源来生产。而额外资源的使用可能是由非定价外部性、过时的经济思维和活动、不正当的动机以及缺乏系统的运营结构导致的，其本质是发展模式问题。传统的发展模式需要不断增加能源和物质投入来维持经济增长，从而加剧资源环境问题。
在传统发展模式中，生产力的提高是以劳动生产力为尺度的。由此产生两方面对环境保护不利的后果。首先，劳动生产力提高可以被看作是两种力量的结果，一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包括技术进步、知识普及、管理改善和技能提高，二是物质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前一种力量显然同时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而后者则排挤了劳动力。这种对劳动力的排挤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失业问题难以治愈的根本原因，而环境保护则因此受到拖累。其次，环境与自然资源的作用被严重忽视，以至于我们缺乏某种客观的尺度来衡量经济运行中的环境损益关系。由于缺乏这样一种尺度，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得到正确的处理。
在传统发展模式中，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加工的环境成本普遍被低估或忽略。由于其导向作用，技术进步的方向往往朝向规模化开发和利用资源，而劳动力越来越被资本替代。这些作用力的综合结果是初级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在客观效果上，这造成了自然资源丰裕的假象，鼓励了社会对环境与资源的滥用。
要改变这种情况也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例如，消除外部性需要重构市场价格体系，使之将流失于市场价格之外的价值得以体现。其背后，则是国家税收财政体系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导向的重构。而“过时的经济思维和活动”无非指的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改变的路径则是节能减排、循环经济、“从摇篮到摇篮”等模式。但问题是，这样的转型会弱化经济增长的动力吗？
二、增长的动力与资源节约
18世纪，一个叫曼德维尔的荷兰人写了一本《蜜蜂的寓言》，其中令后人关注的情节是，一群蜜蜂追求豪华的生活，大肆挥霍，结果这个蜂群兴旺发达了起来。而后来，这群蜜蜂痛改前非，放弃了奢侈的生活，崇尚节俭，结果却导致了整个蜜蜂社会的衰败。这就是所谓“节俭悖论”。
凯恩斯对此给出了经济学解释。他认为在微观上，勤俭持家，减少浪费，增加储蓄，可以导致财富的增加。但在宏观上，节俭对于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好处。消费者捂紧腰包的结果是使社会总消费支出下降，于是导致社会商品总销量下降，进而使厂商生产规模缩小，失业人口上升。最终，节俭反而造成国民收入下降、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下降，并且该过程是往复循环的。凯恩斯的解释后来发展成为凯恩斯定理，即需求会创造自己的供给，一个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通过刺激消费、拉动总需求来达到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国民收入的目的。
凯恩斯定理的意义已无需在此讨论。每逢经济不振，经济学家总是首先寻求扩大需求的药方。在我国，政府从1997年开始关注调动内需，依据凯恩斯理论，通过各种途径刺激内需，如增发国债以大兴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黄金周”的节假日政策等。在世界性经济危机来临之际，我国各级政府更以大规模的公共投入来拉动内需。经验证明，在大量资源闲置、商品供过于求、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或存在严重失业时，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措施，对恢复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
但是，“节俭悖论”所表达的规律不能被随意扩大和滥用。说到底，其表达的是某种特定状态下的消费与增长关系。其一，它并非万应灵药，不能滥加施用。其二，扩大内需的药方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方式和强度会有重大差别。其三，这并不是要求我们选择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更不能演绎成“奢侈爱国、挥霍光荣”之类。我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禀赋严重不足，挥霍不起，走一条节俭的发展之路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我们追求的是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增长，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能将内需简单理解为老百姓掏腰包消费，甚至理解为吃喝玩乐，更不应该因此倡导奢侈豪华。能够为我国带来长远发展动力的内需，是人的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的内涵包括提高民众的物质福利水平，以此为发展的终极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人的欲望和需求是无限的，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消费需求都是合理的、都是应当满足的。特别是对于政府而言，“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需要有一个尺度。如果一切欲望都被理解为人民群众的合理要求，显然是荒谬的。
对于个人而言，消费需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需求，包括营养、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生存性需求以及基本的政治需求。一类是享受性需求。对于一个现代社会而言，其责任是让全体公民能够获得基本的教育、营养、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以营养为例，社会需要满足人们的，也就是应该作为发展目标的，是使之普遍获得基本的营养条件。在一个贫困社会中，人民群众普遍达不到这样的要求，所以导致较高比例的儿童发育不良、疾病和过早衰老。使民众普遍获得合理的营养条件，就应该成为社会发展也就是政府需要努力的目标。而花天酒地、纸醉金迷，非但不应该成为发展目标，反而不应该在一个社会中得到提倡。
其他方面原则上也是如此。发展的目标，政府的责任，必须是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基本的、非歧视的和全覆盖的医疗服务、养老保障、教育和培训机会，以及体面的工作和创业机会，这些才是社会目标和政府的基础性使命。而奢侈和挥霍，如果对实现社会发展目标无碍，则可以视为一种不值得提倡，但可以包容的市场行为。反过来，如果有违社会公平正义，或有违环境生态道德，则应该通过法制和社会公德力量予以抑制。
另一方面，从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来看，需求还可以简单分为物质性需求和非物质性需求。有证据显示减少物质消费或者转向低物质强度的消费可能达到环境和社会目标。强调引导消费活动并不意味着减少消费，而是引导人们消费更多能令我们开心的事物，比如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引导人们消费产品提供的效用而不是消费产品本身，比如选择租赁而不一定是购买。因此，需要强调福利作为测度进步的重要性，而不是仅仅依赖于经济测度的GDP。(2)福利的增长并不在于物质消费的增长。随着收入和财富的增长，鼓励消费者找到物质消费和非物质消费的平衡的政策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很重要。
因此，扩大内需不仅要考虑内需的规模问题，而且要考虑内需的结构问题。但是，现实中，在扩大内需规模的惯性思维下，内需的结构性问题被长期掩盖或者忽略了。事实上，需求增长中的物质含量是高度可变的，在正确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下，人们可以通过消费较少的物质和能源增量获得尽可能大的福利。传统发展模式显然缺乏这样的激励机制。事实上，广告和生产者的营销机制整个地是在诱骗消费者去消费更多的物品。精英们整天津津乐道的是豪华和奢侈，以此为社会发展方向或“世界一流”。更为深刻的影响是，在一个崇尚物质主义和享受主义的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会变得与资源环境敌对，造成资源节约和内需扩大间的对立。
虽然技术进步、效率的提高使我们能够以同样的资源消耗获得更多的财富，实现更多的享受，但是，技术进步不能使我们免除全球环境问题的困扰。美国是全世界技术创新活动最活跃的国家。但其人均能耗的增加过程告诉我们，在自由放任的市场条件下，由人类自身的贪婪决定，技术进步过程造成的是更多的能源消费。目前已经有研究指出，如果中国要达到日本的人均收入水平，单靠技术进步是不可能使排放不增加的。(3)所以，虽然效率和技术进步依然很重要，但是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来捕捉目前尚未启动的通过生产和消费结构的转变来减少排放的潜力。要使社会经济生活从根本上转向环境友好，生活方式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具有更为根本的作用。
当前由工业化国家领先创造的物质文明和消费模式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模式，这种生产和消费模式是环境压力的主要根源。由于世界贸易的高度发展，发展中国家不但在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方式上都在向工业化国家现有的经济发展和消费模式靠拢，否则就难以形成足够的需求和经济增长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消费者社会，尽管依然存在贫困，但是或多或少朝着西方的能源和资源消费标准迈进。(4)
当前，我国最大的挑战在于以较少的资源实现一个发达社会所必须的基本发展目标。履行这些基本使命需要大量投入。对此，反对者也许不多，但认为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力还很薄弱，还没有力量投入上述领域的观点却相当流行。
新中国建立已六十多年。在此期间，我国经济始终保持着较为快速的增长。即便在前30年，速度也是相当快的，改革开放以来则更快。于是问题就产生了：如果这么长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还不能让我国获得全面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全面治理环境和推进生态保护、全面提升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那么，我们的发展模式真的是出问题了。
应该勇于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通过这么多年来的发展，我国已经蓄积起巨大的社会财富。虽然粗放的经济增长导致了可观的效率损失，但是，我们应当有能力承担前面讨论的那些基本使命，哪怕是勒紧裤腰带也必须履行。之所以在相关领域欠了账，只是因为发展成果被不当配置。如果不正视、不解决这一问题，利益主体化的各级政府依然会继续依赖粗放的增长方式追求尽可能高的速度，从而使资源节约成为一句空话。因此，需要有合理的制度安排，保证公共财力向上述领域的充分投入。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近年来我国对许多重要的基础性领域的投入已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公共财政向科技领域的投入即使按照汇率计算，也已经超过了日本。对教育的投入同样有着巨大增长。但总的来说，这些投入中的很大部分也是使用不当的。在“世界一流”之类好大喜功的目标引导下，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忙着造大楼、建新区，以花拳绣腿为时尚，以烧钱为光荣。加大的投入很大程度上被奢侈吸收。
由这些现象可知，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遏制住当前的奢侈和浪费，就有多大能力来推进那些基础性使命的履行。在很大程度上，发达国家不是发达以后才重视这些领域的投入的，而是反过来，因为始终将这些领域置于优先地位，一个国家才能进入发达状态。任何人类文明走向辉煌的历程，都不可能是由奢侈推动的，只可能因奢侈而消亡。在考虑我国资源前景时，不能回避这一历史的铁律。
三、节俭发展的使命及其引导扩大内需的投入方向
这里讨论的节俭与传统意义上的已有所区别。它实际上与社会总消费无关，因而也与“节俭的悖论”无关，本质上是资源配置的方向和结构的调整。节俭，意味着确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合理的发展目标，进而寻求以最少资源环境代价实现相关目标的发展战略和策略，例如以最少的资源消耗换取最大的福利。反过来，我们也必须依据我国的资源禀赋特征，确定与此相适应的发展目标。为了实现确定的发展目标，我们需要遏制浪费、奢侈、豪华与挥霍，需要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来破除增长主义之下资源节约与扩大内需之间的矛盾，在资源节约的规范下引导扩大内需的投入方向：
投向之一：健康的城市化。
城市化是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内需的主要来源，也是资源节约和优化配置的主战场。但是，不是任何方式的城市化都是高效率的，都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因此要求投入于发展健康的城市化。至于什么是“健康的城市化”，也许不应该有绝对的标准，主要还是要遏制其过程中一切浪费土地和能源的现象。或者说，健康的城市化是与发展的目标相一致的，即健康的城市化可以实现土地资源的节约和保护，实现以最小的能源消耗来支持我国全体人民获得虽然是基本的，但有尊严的生活。
直观上，城市化会导致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要求庞大的城市基础设施投入。但从内需角度看，这只是很有限的一部分。在整个城市化过程中，来自民间的拉动作用是巨大的。一般而言，迁移本身的消费会非常可观，每年数千万人由此造成的市场需求难以估量。迁入者的生活方式也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不仅包括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还带来商业化服务需求的增加。部分迁入者还会有在城市开业和创业的需求。城市化的另一重要作用是为城市注入活力。当前，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已步入晚期，城市人口的老龄化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有效缓解其负面作用的基本途径，就是吸收农村相对年轻的人口进入城市，为城市补充劳动力，引入更为吃苦耐劳、发愤图强的创业人口。劳动力进入城市能够导致明显的效率改进。在此基础上，由城市反哺农村一定优于二元结构下的情形。
数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他们应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拥有基本体面的工作，享受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其基础教育和医疗需求应该得到满足。于是，健康的城市化应该为人们提供覆盖更广范围的、无歧视的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基本需求服务；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这意味着必须破除地方之间的市场壁垒和公共物品供给壁垒，使得人们能够在自由流动的同时获得公平的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养老保障等公共资源，同时具有非歧视的就业机会。显然，我国在以上这些方面的投入远远不足。地方保护主义加大了扩大内需的成本，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些方面做得越好，城市化对缓解我国环境资源问题的贡献越大。
投向之二：大幅度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
舒尔茨将人力资本投资集中分为五类：一是医疗和保健，二是在职人员培训，三是正式教育；四是非企业组织的成人学习项目；五是个人和家庭为了适应迁移而进行的投入。(5)从这一点上来看，人力资本投资与城市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交叉性，但是并不完全。健康的城市化保障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能力，但是要提高人的发展能力，还需要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这意味着让所有社会成员能够获得适当的教育和培训机会，所有的劳动者拥有合格的技能水平，并具有不断提升自身知识和技能水平的机会和能力，并以此获得更有效的资源认识、开发和利用，以全体国民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能水平的不断提高实现更高质量的生产，实现资源的低消耗和减少浪费；通过改造低端劳动力为主的人力资本培育来跳出低端经济发展陷阱，实现我国经济从粗放的、简单劳动力密集的增长向人力资本密集型的发展，缓解资源与环境的约束。同时，通过完善的制度和政策体系激发全体国民的创业、创造和创新积极性，进而内化为发展的动力。
此外，推动人力资本的积累需要与产业升级紧密结合，使之互为动力。以农业生产为例，当前原有的农村知识普及和技术扩散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用。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业很难承担提高农民收入的使命，同时，滥施化肥和弃用有机肥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已构成水环境的严重威胁；农产品质量的参差不齐则造成诸多的食品安全隐患。所有这些问题需要一揽子解决。较好的方式是像日本那样，由政府聘用农业专业技术人员，以每村一到二人的强度承担培训农民和传播农业技术的责任；并以此为基础，重建农村的技术扩散体系。该体系应与农产品质量保障体系和市场组织化程度互通互动，共同推动农业的产业升级。我国各类以“散、小、低”为特点的产业活动，都有类似产业升级的必要。
投向之三：将发展的成果投入于可持续性，对国土资源的自然生产力进行系统、全面和大规模的投入，其目标是提高土地承载人口及其经济活动的能力。
我国前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既然是粗放的，就必然有其掠夺性的一面。为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全面地反哺农村、反哺自然、保护环境、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系统。有效率的城市化意味着能将更多的土地还给自然，能将社会财力的很大部分用于可持续性的保护，包括大规模地推进草原生态系统修复、西北节水农业、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零次产业发展。而人力资本的积累一方面是人本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是提高人类反哺自然的能力，即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替代自然资本能力，从而减少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除以上这些投入领域外，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维持强大的国防力量，需要保持对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充足投入，需要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以保证企业的研发投入，需要在全社会形成鼓励创新和创造性活动的氛围，从而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
因此，在资源节约与扩大内需的双重压力下，与其投入于门庭冷落的机场、车马稀少的高速公路以及大量的面子工程，还不如投入于以上这些方向，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真正的动力。
【注释】
(1)Lovins，A.，Lovins，H.＆Hawken，P.，“A Roadmap for Natural Capitalism”，Harvard Business Review（Ma-June 1999）：145—158.
(2)Kahneman，D.，Krueger，A.B.，Schkade，D.，Schwarz，N.，Stone，A.A.，“Would You Be Happier lf You Were Richer？A Focusing lllusion”，Science，2006，312（30）：1908—1910.
(3)Hubacek K，Guan D，Barua A.，“Changing Lifestyles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Scenario Anal sis for China and lndia”，Futures，2007，39（9）：1084—1096.
(4)Reusswig F，Lotze-Campen H，Gerlinger K.，Changing Global Lifestyle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The Case of Energy and Food［C］// PERN Workshop on Population，Consumption and the Environment.2003，19.
(5)［美］西奥多·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