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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自然资源越来越大的国际依赖引发了“新殖民主义”的质疑，而在国际气候博弈中，中国也在逐渐脱离发展中国家的大部队。“中国气候威胁论”、“中国资源威胁论”成为继“中国人口威胁论”、“中国粮食威胁论”后新的国际话题。而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伴随大国身份而来的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在国际环境事务中承担大国责任预期的不断上升。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在资源与环境方面将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国际压力。

（一）碳排放导致的国际政治压力

在国际社会，中国已经被刻画成一头不断狂吞着资源并喷出浓烟的怪兽。长期以来，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一起，坚持自己的发展权。这一立场，发达国家无法反对，发展中国家则给予了我国一贯的支持。

但时过境迁，我国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源消耗国和最大的污染物排放国。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化倾向，我国的能源消费水平、碳排放水平已今非昔比。根据BP发布的《2013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我国自2009年以来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开始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2012年一次能源消费量达到13.54亿吨油当量，占全球消费总量的21.9%；而且我国在2012年全球煤炭消费中所占份额达到50.2%，首次超过全球煤炭消费量的一半；2012年我国人均一次能源消费量达到2.02吨油当量，已经大大超过了1.77吨油当量的世界平均水平。

就碳排放总量来看，我国也已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如图2-1所示，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的总体排放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一，占据世界总体排放量的24%，远远高出位于第二的美国（17%）。从人均来说，目前中国人均碳排放量也超过了世界平均排放水平。从图2-2可看出，虽然目前中国人均排放水平还低于美国、欧盟、日本等高排放国家与地区，但以上国家地区的人均碳排放量在近年来出现了明显的减缓甚至下降趋势，而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却出现了明显的上升。

出于维护发展权的考虑，对于我国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的排放数据，我们总是以各种口径予以质疑。例如，我们会质疑外国人的数据的准确性；会提出我国人均数据还很低的事实，会强调我们的人均数据与各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距离；会指出我国是处于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需要拥有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甚至在排放的问题上，会指出发达国家历史上排放温室气体的累积量，因而发达国家应该为全球气候变化负主要责任之类。

但我们需要注意到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在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上，其他国家的公共舆论不会很关心历史的累积，甚至也不会很关心当前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总量甚至排放总量。对人们心理形成压力的是增量。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种很深刻的印象是气候变暖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呈正相关函数关系。无论这在科学上是否合理，但我们不得不注意，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之下，造成的大众印象是难以打破的。只要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上升，人们便会不安。那些导致排放量上升的国家，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粗略划分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源，中国、美国、欧洲、中国以外的亚太国家、世界其他国家，这几个板块处于一个数量级上。当欧盟国家在致力于减排的时候，如果我国的增量抵消了这些国家的减排努力，这一局面会对我国产生怎样的压力，是不难想象的。

事实上，中国的高碳排放量已然受到国际社会的种种压力，要求我国承担强制性减排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前后，英国环境大臣埃德·米利班德公开宣称中国挟持了哥本哈根会议，并且得到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等政要的附和。类似的国际政治压力还有很多，暂不评论是非对错，这些事件至少反映出中国政府在碳排放方面受到很大的国际舆论政治压力。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石尚柏认为国际社会已有一些矛头针对中国的碳排放，或者可能会极大影响未来中国经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会强化针对中国的绿色贸易壁垒或征收碳关税等，例如已计划开征的碳排放调节税，可能对以钢铁、水泥等生产过程中碳排放量高的产品为主的我国出口贸易造成毁灭性的打击。⁽¹⁾同时，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会充分利用公众的这种担心，甚至会刻意地发酵之。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何种压力，最终都会产生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以CDM⁽²⁾市场为例，《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以市场为手段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CDM运行机制。如图2-3所示，中国一直处于CDM市场中的优势地位，这一机制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得到资金和技术，推进温室气体减排。但当前中国的高碳排放和经济高速发展，使得国际社会希望中国退出CDM卖方市场的呼声愈发热烈。山东科学院能源研究所副所长许崇庆表示：“中国当初的承诺是到2020年退出卖方行列，但如果发达国家施加的压力不断增大，中国也有可能提前退出。”退出CDM卖方市场意味着中国将失去发达国家一定的资金技术的支持，这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中国CDM交易情况，降低企业参与低碳活动的积极性，也部分加大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成本。

资料来源：Guoyi Han，Marie Olsson and etc.，China's carbon emission trading，an overview of current development.FORES Study 2012.Available on website：http：//www.sei-international.org。

其二，以往我国对发展权的坚持能够获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声援，甚至被许多发展中国家视为代言人。但当前，我国的人均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已经超过中等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已经渐行渐远。甚至在某些方面，我国与某些发展中国家之间已经产生一定程度的利益分歧，典型的表现为已有几十个岛屿国家对因气候变化而导致的海平面升高抱有严重忧虑，进而对中国的排放表现出高度关注。

因此，尽管我们可以在人均排放或历史积累角度坚持我国的发展权，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但必须以科学、客观、理性的方式获得支持我国立场的证据，同时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和坚持低碳经济，才能从国际上争取更为广泛的支持。

（二）跨界污染与资源争夺导致的国际纠纷

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源环境形势总体趋于恶化，各地污染事件频发，部分水体、大气的污染也跨越了国界，而因资源紧缺而进行的资源争夺也愈加激烈，由此引发的国际纠纷也越来越多。

在大气污染方面，随着我国大气污染日益严重，周边国家例如日本、韩国等，也日益认为其国内的大气质量下降受到中国越境污染的影响，并且有愈来愈大的趋势。2007年日本九州岛大学应用力学研究所的鹈野伊津志及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的大原利真等联合研究小组人员指出，该年5月上旬日本九州岛北部到关东一带观测到的光化学烟雾可能是发生在中国的臭氧境外传输的结果。⁽³⁾2013年初中国多地连续出现PM2.5严重超标的雾霾天气，隔海相望的日本表示出对中国跨境污染的高度紧张。日本环境部2013年2月发布新的安全警示指南，认为虽然有关PM2.5内容物的研究还有待进行，但这些污染物很有可能来自中国。2013年2月，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特别是日本西南部的PM2.5浓度高的原因有很大可能是因为跨境大气污染。

甚至有美国学者（丹·贾菲）指出，在常年席卷北半球中纬度的西风作用下，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空气污染物（如汞、臭氧、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炭黑和沙尘）可以在短短几天之内越过太平洋到达美国西海岸，造成美国城市污染指数的超标。美国环境保护署在一份名为《空气污染的国际传播》的报告中指出，来自亚洲的空气污染将抵消近年美国全国污染气体排放项目所取得的成果。⁽⁴⁾

相比之下，跨界水污染与水资源争夺引发的国际纠纷则更为敏感。表2-1列出了中国主要15条跨境河流面临的问题。可以发现，大多数跨境河流遭遇的国与国之间的纠纷是因为水资源分配造成的，如上游国家修建水库大坝导致下游国家水量减少并使生态受损。此外，其中部分河流遇到的问题是水污染跨境纠纷。河流的中国段遭到一定程度的污染，从而影响该河流经的其余国家，由此给中国带来外交方面的隐患。例如2005年吉林省某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致使松花江水体受到严重污染，严重影响了黑龙江下游的俄罗斯远东地区部分城市，并且损害了俄罗斯境内的部分水生资源。污染事件后中国外交部“代表中国政府对此次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给下游的俄罗斯人民可能带来的损害表示歉意”。

资料来源：Luwei Ying and Xianlong Hou，The accomplishment and strategy in developing transboundary waters in China. Available on website：http：//www.caee.utexas.edu/ prof/mckinney/ce397/Topics/China/China2（2012）.pdf。

（三）关于新殖民主义的质疑：中国资本如何走出去

新殖民主义原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经济优势，对非西方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使非西方国家成为自己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近年来中国与包括非洲、中南亚等国在内的广大能源与原材料出口国/地区双边贸易发展迅速，在进口方面一直以初级产品为主，天然能源和矿产占绝对优势，并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08年，中国从非洲进口的能源及矿产类产品价值达494.9亿美元，进口额排在前五的商品大类分别是能源、矿产、有色金属、原木、半成品。⁽⁵⁾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一些国家提出“中国资源威胁论”，指责中国搞的是“新殖民主义”，“只对非洲的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感兴趣”，“试图控制和掠夺非洲国家”，由此引发了一些纠纷和摩擦。2011年6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赞比亚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在中国不断加强与非洲关系的同时，非洲必须当心中国的“新殖民主义”。⁽⁶⁾有一部分非洲的高级政治家也同样忧虑。尼日利亚国务外交部长班古度·希尔色说，中国正在向腐败和专制政权注入资金。埃及的独立议员穆斯塔法·阿·金迪认为东西方正在展开争夺非洲的斗争，这是非常剧烈的竞争，非洲内旧有的关系正在经受考验，他对中国做生意的方式非常担心。“不论他们怎么说，有一个事实是中国人不仅仅带来了工程师和科学家，他们还带来了农民，这是新殖民主义”。⁽⁷⁾

类似基于“资源重商主义”对中国的批判声音也不少。中国在非洲投资最集中的五个国家是南非、尼日利亚、赞比亚、苏丹和阿尔及利亚，几乎全部是资源丰富的国家，中国在非洲新建的六个经贸合作区也基本集中在这些地区。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中国问题专家乔希·艾森曼（Josh Eisenman）指出：“总体而言，中国与当地资源出口国和非资源出口国所保持的关系是不同的。例如埃及对中国而言，既没有资源，也缺乏资金和劳工优势，因此中国对埃及的投资缺乏实际成效，双边贸易极不平衡，埃及最后沦为中国的产品市场。”⁽⁸⁾这种注重资源的政策不仅让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不安，也引发了非洲当地不少民众甚至政府的不满。他们批评中国企业投资缺乏透明度，只顾着开发自然资源，没有顾及当地的产能建设和发展需求，没有加紧对当地制造业进行投资，让当地经济蒙受了损失。对此中国官方曾通过多个渠道表达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和立场，认为中非经济互补性很强，合作潜力巨大。西方宣扬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根本目的是破坏中非合作，从而维护少数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既得利益。由此可见中国“新殖民主义”提法的出现背后有着政治考量，但不可否认中国企业在非洲、东南亚等国进行投资及自然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掠夺式开发、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

一是中国式的污染输出。许多投机性极强的中国商人在非洲等国开办小水泥、小造纸和小冶炼等高污染高耗能企业，这些地区的人满怀热情盼望中国企业能带来发展机遇，但他们的生存家园也随之遭到破坏，于是从开始的欢迎到抱怨、乃至冲突。

二是掠夺性的资源开采。中国的一些商人和企业，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无论是在东南亚还是非洲进行资源开采时，不是有序地科学开采，基本上是采取掠夺式的开采，先保证自我效益的回收，不顾及当地的地质地貌情况，胡乱地把最优质资源掠夺后，其他就废弃不管。而在开采资源后，对于地貌的植被恢复和土地的复垦，根本不管。绝大多数矿产采掘企业在国内开矿后，根本就不进行植被的恢复和土地的复垦，到了国外更是肆无忌惮。掠夺式开采资源，给当地民众带去的生态灾难几乎是致命的。

此外，中国的投资让当地民众受益太少。许多中国企业在他国投资办企业，在当地占了土地、建了工厂，却雇佣大量中国人而不是当地人作为员工，无法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更无法改善当地民众生活，于是除了一些当地政府乐意接受大量的投资，但老百姓未能得到实惠，故而遭到当地人的排挤和质疑。加上一些中国企业不尊重当地文化、信仰，更是激化了此类矛盾。

于是在中国资本走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之时，以下几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这决定了中国资本的长期国际形象。一是如何尊重对方的文化、信仰；二是如何让对方在中国资本进入的过程中获得经济、社会等方面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即互惠互利，而不是一味地利己；另外就是在开办企业和资源开发过程中注意如何保护对方的生态环境，不能欠下大量的生态债转身离去。

二、国内政府公信力受损隐患凸显

在国内，资源滥用与环境恶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在不断累积发酵，其危害正在从隐性转向显性，从局部转向整体。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对国民生活质量的威胁正在转化为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威胁。而政府在环境信息公开上的滞后，在企业污染问题上的遮遮掩掩，在环境治理上的事倍功半等，加剧了人们对于政府偏袒资本而无视乃至伤害公共利益的质疑，使得政府公信力不断下降。

公信力是一种极为宝贵的政治资源，而且与所有其他资源一样具有动态性，可以发展，可以削弱。孔子曰：“信，国之宝也。”公信力是人民对党和政府履行其职责的满意度和信任度的一面镜子。建国以来，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一直是强大的，尤其是在团结力量抗击各类重大灾难时得到强化。例如每逢大的地震、洪涝、泥石流等灾害时，广大人民群众会坚定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共同抗灾和救助。但是，在环境领域，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政府的公信力不断遭到削弱。

环保部门发布的环境监测数据，老百姓不相信。广州市环保部门称2012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率高达98.4%，报告刚一发布就遭遇“数据注水”的质疑；湖南省平江县环保局在2013年初的多份监测报告显示，平江县长寿水厂的水质符合国家标准，该县疾控中心在媒体上公布的检测结果也称水质合格，但平江县长寿镇2万居民却不相信这些报告，坚持购买山泉水，“凡是进肚子的水都不用自来水”，原因是有传闻称长寿镇的水源遭到了污染；2013年3月遭遇数千头死猪漂浮事件之后，上海市水务部门的检测结果称“水质指标正常”，很多上海市民对此报以嬉笑怒骂的态度；北京官方PM2.5监测数据发布后，总有市民将其与美国大使馆公布的数据加以比较。2012年10月8日，美国使馆通过推特发布的空气质量报告显示，北京的空气质量为“危险”级，当天北京环境监测中心的空气质量试运行监测报告也是“严重污染”，但同一天北京环保局基于粗颗粒物数据的官方报告则仅为“轻微污染”，这样的巨大差距引起了公众的质疑。而后官方就监测点分布和质量标准不同的解释不仅未能解惑，反倒引发强烈不满。此类案例数不胜数，一方面政府花了大量资金和人力建立环境监测体系，另一方面民众却对监测结果不认同，宁可相信自己的肺、自己的眼睛和鼻子，更愿意相信非政府背景的民科或NGO公布的数据。

而作为第三方的环评机构出具的环评报告，老百姓同样不以为然，甚至认为这不过是由政府、企业和环评机构达成利益同盟的产物。环保部在2013年公布了针对全国超过1/3的环评机构的检查结果，501家单位中有88家环评机构的环评报告质量低下，甚至有2家机构隐瞒情况、材料造假。调查显示，环评机构在工程方和政府面前普遍缺少话语权，在报告的真实性上也有很多水分，很难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作出公正的评价。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常务副院长马中在2011年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的基本建设项目环评通过率达到了99%。这样的一个比例，显然是令人十分尴尬的。”⁽⁹⁾即使环评机构给出严格的报告，也未必能得到严格的执行。此外，我国的环评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过程，只有报告简本是公开的，且《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规定公示时间下限仅10日，这种规则，更是加剧了公众对环保部门、企业和环评部门的不信任感。尤其是这些年随着环境意识的增强，公众对周遭关乎切身利益的项目建设非常敏感，一旦环评环节不够公开公正、报告用词含糊不清或有漏洞，立马会被扩大传播，并很有可能成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就算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提出要加大投入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也会有不少民众对治理效果和资金投向等方面表示质疑。2012年我国环保投入大幅增加，环保部参与分配的中央环保投资超过260亿元，比2011年增加50%以上。“十二五”期间，我国生态环保投入将达3.4万亿元。但是，巨额投入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相反在诸如重金属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领域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例如“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历经6年，投入资金910亿元，虽取得一定成效，但整体水质依然较差。政府和企业的环保投入在账面上连年增加，为何环境质量却不见好转？公众对“越治理越严重”的环保怪象产生质疑，称政府投入的大多是“面子工程”，“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根本就没有专款专用。2008年北京高安屯垃圾填埋场曾因污染环境，引起附近居民集体游行，政府公开道歉，并承诺追加9 000万元投资用于防治污染。但有居民向市政管委申请公开此笔资金的具体使用信息，得到的答复却仅是承认污染事实，“保证努力改进，谢谢关注”，只字未提9 000万元用于何处，这让百姓如何认可这笔投入的去向和效果。2009年国家审计署曾发布调查结果称，在环保投入中5亿多元的水污染防治资金被挪作他用、虚报多领，36亿多元的污水处理费及排污费被少征、挪用和截留。

在环境领域政府公信力受损的原因，首先是信息不透明和缺乏公众参与。各类信息不透明是个老问题，而环保方面的信息因其敏感性，政府不愿公开、不完整公布，甚至不真实公布的现象尤为突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2013年法治蓝皮书指出，个别政府机关通过网站主动公开信息时，法定要求公开的信息未公开，或者虽然公开但公开不全面、信息链接无效、查询不方便、更新不及时、信息放置混乱、不同栏目公开的同类信息不一致。特别是环境保护信息、食品安全信息等方面，信息公开标准不明确、不统一的问题十分突出，信息公开工作流于形式。“自然之友”等7家草根组织曾于2010年前后对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度进行了调查，以评估各地方环保部门是否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履行了提供环境信息的职责。调查结果显示，尽管这些年地方环保部门的信息公开意识有所提升，但信息公开以大量环境法规、环境规划以及行政设置与规程相关的信息为主，而因为担心会影响经济发展或带来负面新闻压力，涉及污染状况、企业排污情况等方面的敏感信息，大部分地方环保部门并不乐意透露。尤其是关于危险废物的种类和处置情况、废物排放量和污染物超过地方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企业名单等污染方面的信息披露，是公众最难获取的。受调查的地方环保局没有一家提供有关污染严重企业的完整并实时的信息，有的甚至完全隐瞒相关内容。唯一在网站上公布了垃圾与污染物危害治理内容的只有北京市环保局；其他地方的环保局，对于问讯内容要么不予回复，要么只提供部分内容。地方环保局对于信息未公开做出的解释也非常模糊，比如“不方便透露”、“无法透露”，以及“容易引起舆论不安”等，丝毫未提及是否违背《公开条例》规定。而以“保密”为由拒绝公开污染信息的，不仅是地方政府，国家部委也是如此。例如2006—2009年国家环保部与国土资源部组织的全国土壤污染调查结果，环保部不仅迟迟没有公布调查结果，并在2013年2月以土壤污染数据是国家秘密为由，拒绝了北京律师董正伟要求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数据的信息公开申请。

公众参与的缺失，更是加剧了政府公信力受损。可以说，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发展道路，主要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由公众参与来不断推进执政理念绿色化，环保法律、标准和政策出台的过程。但是，一直以来我国的环保事业沿袭的是自上而下的推进路径，中央政府发出指令，一级级地方政府贯彻执行。这样做的好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急事，尤其是大型的治理工程投入、紧急的生态灾害救助。但缺陷也非常明显，就是割裂了公众与环保工作之间的联系。于是，环保就是政府的事情，与你我无关。个人可以随便丢垃圾、破坏植被、猎杀野生动物，但如果觉得街道不够干净、城市不够绿、天空不够蓝，必然埋怨和指责政府工作不力。而那些与民众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环境问题，公众又缺乏有效地参与渠道和表达意愿的权力。以环评公众参与为例，尽管法律要求新建项目需要通过环评，但我国项目审批基本依靠政府，在项目环评过程中，企业可能会在民意调查结果上作假，或以保密为由，尽量减少信息公开内容，而当地民众对项目是否能上马没有决策权。环评的民意调查流于形式，调查结果并不能反映真实民意，于是为群体性事件爆发埋下隐患。什邡反钼铜项目，南通抗议纸企排污，还有大连、宁波PX危机等，从开始到结束几乎都沿袭了同一模式，即可能有重大污染隐患的项目在当地民众不知情的状况下通过了环评，建设过程中或建成之后激发当地居民强烈抗议并发生群体性事件，政府无奈只能叫停项目。而此类事件中利益相关的民众首先质疑的往往都是项目环评存在问题，诉求的都是知晓实情、参与决策的权利。

此外，地方官员缺乏群众意识，傲慢自大、麻木不仁，偏向污染企业，导致其言语失当、行为失措、处置失衡，习惯性地遮瞒真相、推卸责任、抵赖推诿，或许是令环境领域政府公信力反复遭受践踏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而许多环境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及官员很少会因履职不力、失职渎职承担相应后果，即便上级部门要求问责，但“问而不责”、“高调问责，低调复出”等现象十分普遍，使得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

必须强调，在环境问题上，哪怕仅仅是一个基层的官员，如果出现上述问题，在公众的心目中，遭受损害的也是党和政府的威信。这种不信任感蔓延到一定范围、累积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社会运行和治理成本的上升。当处于“低度信任”的关系中，民众始终怀疑政府一切决策，政府又以害怕和防备的姿态应对，彼此间难以沟通、不愿合作。民众对污染时刻处于警惕和抗拒状态，于是任何一个可能存有污染隐患的项目建设都会被民众质疑并反对，甚至通过网络等各种手段快速传播，自发结成共同的环境利益联盟，引发广泛的群体性事件，而之前种种隐瞒和推诿的政府此时必须花更大成本进行应对。绝大多数情况下，群体性事件影响越大越广，政府妥协越快。于是，一些经过严格环评、治理措施完备的项目也被一棍子打死，遭遇叫停。如此反反复复、事后的、被动的、极端的公众参与，耗费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一旦形成惯性，不仅不利于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还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与发展障碍。

此外，人们对环境污染的不满和焦虑、对政府机构的不信任，也会阻碍绿色消费行为。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曾指出，当前我国对绿色消费已经有一定的需求，比如有机食品，已经到了大家宁愿多花点钱也想买到真正绿色食品的时候，因为这关系到消费者自身的健康问题。但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无法拿出有说服力的认证体系。⁽¹⁰⁾普通民众在生活中很难选择绿色产品，因为不知道标准是什么、标准可不可信、认证认不认真。这就说明，我国的绿色消费不是简单地卡在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上，而是卡在认证体系缺乏公信力上。

更值得关注的是，环境领域政府公信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国家的形象和吸引力，甚至造成人力资本损失。由污染引起的不适与各类疾病造成人们对当前环境状况的失望和恐慌，而政府对此顾左右而言他，或瞒报谎报环境质量监测数据，令这样的恐慌情绪加剧并扩大化。

(1)方问禹、席敏：《国际交易价格大幅下挫　中国碳权面临国际违约风险》，《经济参考报》2012年12月31日。

(2)CDM，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灵活履约机制之一。

(5)王爱虎、李燕：《中非贸易发展现状分析》，《江苏商论》2012年第5期。

(7)见htt：// www.mofcom.ov.cn/ aarticle/ i/ l/ k/ 200911/ 20091106620961.html。

(9)张木早：《我国环评体制存三大缺陷》，《中国化工报》2011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