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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对中国资源环境形势构成的巨大压力已经不容置疑，而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也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硬约束。近年来经济增长遇到的阻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增长的动力，即依靠什么来拉动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二是资源要素的供给问题，即能源、土地、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未来如何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需要占用多少土地、消耗多少资源才能完成现代化进程；三是生态环境，包括环境和生态恶化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实际影响和发展成本的上升，民众环境意识的觉醒以及全球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压力。在城镇化和扩大内需成为未来经济增长动力的认知下，资源与环境约束趋紧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自然资源的高对外依存度危及经济安全

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加上长期粗放型经济增长中扮演的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角色，产生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巨大资源需求。尽管我国地域辽阔，自然资源总量大、种类全，但人均少，质量总体不高，资源禀赋不佳。人均耕地、林地、草地面积和淡水资源分别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3%、14%、33%和25%，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占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分别是煤67%、石油6%、铁矿石50%、铜25%。矿产资源品位低、贫矿多、难选冶矿多；土地资源中难利用地多、宜农地少；水土资源空间匹配性差，资源富集区与生态脆弱区多有重叠。这些都导致我国经济在高度依赖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同时，对能源、矿产、木材等自然资源的需求量和对外依存度不断加大。

近十年间，我国矿产资源供应增速比前十年平均值提高0.5—1倍，也高出同期世界平均增速的0.5—1倍。即便如此，也未能满足快速的需求增长，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¹⁾

就能源矿产而言，当前国内的石油、天然气、铀矿甚至煤矿等都不得不大量依靠进口。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已经从石油净出口国转变成石油净进口国，原油进口依存度在2009年突破50%后，2010年和2011年分别为55%、56.5%。2011年，国内原油表观需求量超过4.5亿吨，进口量略超2.5亿吨，产量基本维持在2亿吨。而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交通运输规划研究室主任罗萍表示，到2015年，中国进口原油可能达3.7亿吨，达到预估消费量5.7亿吨的65%。此外，我国近年来天然气消费持续快速增长，消费增速远高于石油和煤炭。2012年我国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达29%，预计2013年对外依存度将上升至32%。⁽²⁾相比之下，铀的对外依存度更高。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2011年我国铀产量仅为885吨，而同年铀消耗量却达到4 400吨，只能大量依赖进口。而作为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和消费国，我国自2009年成为煤炭净进口国，2011年更是打破日本保持了30多年的全球煤炭进口第一的纪录，煤炭对外依存度由21世纪初的7%上升到2011年的14%。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对铁、铝、铜等矿产资源和其他主要原材料的需求和进口上。2005年，中国在全球工业原材料用量增长中所占的比重已达到：铝50%、铁矿石84%、钢材108%、水泥115%、锌120%、铜307%……我国矿产品贸易在“十一五”期间发展迅猛。2006—2010年，矿产品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贸易额的比例从21.8%增长到24.0%，其中矿产品进口额占全国进口额的比重从29.1%增至34.6%，矿产品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比重基本保持在13.5%—18.0%。其中各类重要矿产进口大幅增长，对外依存度不断增长。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为54.3%，提高0.7个百分点；铝矿石对外依存度为57.5%，提高8.4个百分点。⁽³⁾2012年工信部发布的《石化和化学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显示，中国原油、天然橡胶、硫资源、钾资源等大宗商品的对外依存度较高，影响了石化和化工工业的健康发展，其中天然橡胶为72%，硫资源为59.4%，钾资源为44.3%，天然气为11.7%。

在国内无法自给从而出现资源缺口的时候，不得不大量依赖进口。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这样的趋势能否持续下去？其后果是什么？可以设想，如果作为重要生产资料的某些自然资源出现重大供给缺口，其供给缺乏弹性或者完全无弹性时，整个产业链的运转将难以进行。在国内资源不支撑而需要依靠进口的情况下，大量的进口会使国际收支状况恶化。以日本为例，该国在1955—1973年近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大量依赖石油进口。每当投资旺盛、经济增长加速时，就因大量进口而产生国际贸易收支的严重赤字。在这二十年中，曾五次（1957年、1961年、1963年、1967年、1973—1975年）因大量进口所产生的国际贸易赤字而不得不进行紧缩性的经济调整。⁽⁴⁾可见，过高的自然资源对外依存度，最终会阻止国内经济持续增长。

此外，一旦那些需要大量进口的自然资源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十分显著的制约效应。直接影响表现为GDP增长率的下降和物价的上涨。油价上涨将导致外汇支出增加、净出口减少，进而降低GDP增长率。据有关部门测算，国际油价每桶变动1美元，将影响进口用汇46亿元人民币，直接影响中国GDP增长0.043个百分点。2000年国际油价上涨64%，影响中国GDP增长率0.7个百分点，相当于损失600亿元人民币。⁽⁵⁾间接影响则主要表现为出口面临着下降的危险。一是以石油为主要燃料、原料的产品，因为生产成本上升导致产品竞争力下降，从而使出口面临下降的潜在可能；二是出口对象国因油价上涨使国际收支出现困难，进而降低进口能力。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能源安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安全的核心问题。

二、耕地减少与土地承载力退化导致粮食安全风险

我国耕地资源紧缺是不争的事实，由于人口基数庞大，人均耕地面积仅1.38亩，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但是，受快速的工业化和粗放的城镇化扩张进程的影响，建设用地不断蚕食耕地，我国耕地面积基本呈逐年减少态势：1998—2010年，全国耕地面积从19.45亿亩减少到18.26亿亩。尽管近年来中央一直强调要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并积极推进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但耕地整体质量、优质耕地面积与粮食生产能力明显下降。⁽⁶⁾国土资源部2009年进行的《中国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评定》显示，我国耕地评定共分为15个等级，1等最好，15等最差，全国耕地质量的平均等别为9.80，等别总体偏低，中低等地的面积占到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67%以上，全国生产能力大于1 000公斤/亩的耕地仅占6.09%。

影响耕地土壤质量的核心问题是近二十多年来过度依赖化肥、农药、大棚、地膜等大量投入的粗放型农业生产方式。为了提高产量，农民过量施用化肥、农药。虽然我国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并趋于稳定，但农业化肥施用量、塑料薄膜使用量仍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中国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检测到的调查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已有大半的地区氮肥平均施用量超过国际公认的上限225千克/公顷。同时盲目施肥、滥施肥，令我国化肥利用率仅为30%，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40%以上的水平。⁽⁷⁾2011年度我国化肥、农药、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分别为5 704、179、229万吨⁽⁸⁾，这意味着18亿亩农田每亩平均需要60多斤化肥、2斤农药和2斤多农用薄膜。

单位面积上高强度地投入化肥、农药、大棚、地膜，其废弃与残留对土壤破坏严重，损害了耕地的基础地力。近来农业部对全国107个国家级耕地质量监测点数据分析显示，近十多年我国基础地力贡献率（即耕地地力对作物产量的贡献）仅为51%，比20世纪90年代下降了5%，与欧美国家的70%—80%的水平差距甚远。⁽⁹⁾耕地土壤肥力水平整体偏低，土壤有机质含量低于1%的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4。全国约50%以上的耕地微量元素缺乏，耕地缺磷面积达51%，缺钾面积达60%。⁽¹⁰⁾按联合国的划分方法，我国耕地有障碍的占89%，无障碍耕地仅占11%。目前主要作物主产区耕地的基础地力远不能满足当前农业生产的需要。耕地基础地力已成为农产品高产量、高密度品种增产潜力发挥的重要限制因素之一。

地力受损之后的土壤更加“吃肥、吃工，吃水”，于是农民只能进一步加大化肥、农药、大棚、地膜使用量，进入“地力不足—加大投入—地力受损”的恶性循环，并造成大面积的土壤、水体污染和耕地退化。例如，化肥中的氮、磷流失到水体中，会造成地表水体富营养化和地下水体硝酸盐污染。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北方5省20个县集约化蔬菜种植区的调查显示，在800多个调查点中，50%的地下水硝酸盐含量因过量用氮超标。调查组预测，到2015年，除江西、山西以外的我国中部和东南部所有省份，均将因过量用氮而成为地下水硝酸盐含量超标的潜在高风险区；我国农药有效利用率不到30%，导致有60%—70%的农药通过多种途径长期存留在土壤、水体、农作物甚至大气中。⁽¹¹⁾环境中的农药能够通过食物链传递富集，对人体健康造成急性、慢性以及特殊毒性（致癌、致畸、致突变）等危害⁽¹²⁾；我国每年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于土壤中，残膜率达40%。⁽¹³⁾残留在土壤里的农膜在15—20厘米土层形成不易透水、透气的难耕作层，难以降解，从而导致土壤物理结构改变，使得土壤水分、养分流动受阻，土壤间隙和通透性降低，最终造成土壤质量下降，影响农作物对水分、养分的吸收利用，产量下降。一些农民将农膜进行就地焚烧，更是产生了二

英等致癌的大气污染物。

耕地减少与质量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水土流失。水利部部长陈雷在2009年召开的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上指出，解放以来我国因水土流失而损失的耕地达5 000多万亩，平均每年约100万亩。水土流失导致土壤退化突出表现在：耕层变薄，土壤透水透气性变差，保水保肥能力降低。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区每年流失表土达1厘米以上，北方土石山区土层厚度不足30厘米的土地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高达77%。占全国粮食总产1/5的东北黑土区的黑土层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减少了50%，并在以每年1厘米的速度继续变薄，一些地方耕作层厚度由开垦初期的1米左右降到现在的不足20厘米，不少地方耕作层表土已流失殆尽，丧失了生产能力。⁽¹⁴⁾

此外，我国耕地质量受重金属等工业排污影响越来越显著。2006—2009年，国家环保部与国土资源部组织了一项全国性的土壤污染调查。据环保部公布的“不完全调查数据”，对30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壤有害重金属抽样监测结果显示，其中3.6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超标率达12.1%。国土资源部文件也显示，目前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 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¹⁵⁾另据估算，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 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¹⁶⁾许多地区的灌溉用水受到工业污染，农民只能将大量未经处理或缺少必要预处理的污水用于农田灌溉，导致土壤有毒有害物质积累。⁽¹⁷⁾2008年，全国用污水灌溉的耕地有3 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200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0%以上。⁽¹⁸⁾据环保部门估算，我国每年因土壤污染导致的粮食减产达1 000万吨，受污染粮食达1 200万吨，两者直接经济损失可达200亿元。⁽¹⁹⁾

除直接的土地污染外，一些地区为了获取建设用地指标，利用“占补平衡”方式在土地整理的过程中将有生产力的耕地调整为建设用地，转而以坡地、滩地、荒地、盐碱地、湿地复垦来补充耕地，拉低了耕地质量平均水平。

耕地面积减少加上耕地质量下降，令粮食生产能力及农产品质量都受到损害。当前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经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要。2012年全国农产品贸易逆差达480多亿美元，粮食累计进口量8 025万吨，同比增长25.9%。其中：玉米520.8万吨，增长197%；小麦370万吨，增长192%；大豆3 499万吨，增长11.2%；稻谷（含大米）237万吨，增长296.2%。⁽²⁰⁾我国粮食自给率已降到90%以下，突破了传统观点所认为的“自给率95%”国家粮食安全目标。而进入2013年，粮食进口量依然维持高位。以大米为例，2013年前四个月中国稻米总进口量达99.3万吨，较上年同期大涨约84%。

随着我国人口以年均800—1 000万的速度增加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粮食的需求量以及对农产品的质量要求都会显著上升。樊增强曾对2020年的我国粮食需求结构进行预测：届时我国口粮需求总量将持续攀升，达到5.84亿吨；质量型消费对食用油、肉蛋奶和精加工食品需求迅速增长，引发饲料粮消费快速增加，到2020年饲料用粮需求总量将达到2 355亿公斤，占粮食消费需求总量的41%，由此将引发饲料粮主要来源——大豆和玉米需求的增长；同时，生物燃料、玉米深加工、生物制药和酿酒工业尤其是生物燃料迅猛发展，会增加工业粮的需求。⁽²¹⁾

当前出现的国土生态承载力的弥散、普遍退化，意味着整个国土生态系统支持发展和人类福利的能力在衰退。而要在面积有限且承载力非常有限的土地上满足日益上升的国内粮食需求，这无疑是个巨大挑战。而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在粮食供应上过度依赖进口，势必存在粮食安全隐患，不利于国家稳定发展。

三、污染的代价与“低开高走”的发展成本

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状况公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一句话：局部有所改善，总体仍在恶化。如果把环境状况与生态承载力的整体下降视为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代价，那么我们必须承认这代价是多重的、巨大的。

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最直接的负面影响是对国民健康的损害。以大气污染为例，世界银行2007年的一份报告显示，1995—2003年因大气污染而给中国带来的健康损失以货币计算占全国GDP总量的4%—5%。⁽²²⁾美国麻省理工大学2011年的一项研究认为这个数字更高，能占到全国GDP总量的6%到9%。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的《全球空气质量报告》则指出，每年全世界约有20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引发的疾病，其中大多数死者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每年因空气污染而致人死亡数目最高的国家，每年大约有65.6万人死于由室内或室外空气污染引起的各种疾病。⁽²³⁾由国内外环境领域专家及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完成并于2013年初的《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指出，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之中，有7个在中国。中国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高达3.8%。⁽²⁴⁾

和健康受损的难以修复相似，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减少、环境自净能力减弱和生态服务能力衰减等后果也是难以逆转的。即便企图加以恢复，其投入将远超出原先依靠牺牲环境而获得的那部分收益。从全局上看，“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绝对是得不偿失的。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在《2010年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污染代价持续上升。自2004年以来基于退化成本的环境污染代价从5 118.2亿元提高到2010年的11 032.8亿元，增长了115%。2010年环境退化成本和生态破坏损失成本合计15 389.5亿元，约占当年GDP的3.5%。尽管该核算只计算了包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内的两大项生态环境退化成本，并未完整将五类自然资源耗减成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纳入，但污染成本占GDP的比例已经相当可观，且相对上年增加了10.6%，甚至高于10.4%的GDP增速。该报告同时指出，虚拟治理成本（即目前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按现行治理技术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从2004年的2 874.4亿元提高到2010年的5 589.3亿元，增长94.5%。类似的，据世界银行计算，中国目前环境恶化和资源消耗的经济代价约占国民总收入（GNI）的9%，比韩国和日本相应水平高十倍以上。⁽²⁵⁾

以上，意味着不断增长的GDP数字是建立在资源环境和公众健康不断透支的基础之上的，而增长的成果不足以弥补我们所付出的，或许是再也无法挽回的代价。

于是，一面是由于严重的污染造成的巨大损失，另一面是治理污染的巨额开支导致GDP增值。仅十年治淮，就扔下了几百亿元资金，却仍未得到根本改善。但这些治理费用，加上因污染造成的沿河百姓健康损失化为医疗费用，都计入了GDP的增量，为所谓的经济增长作了“贡献”。根据世界银行提出的“国家财富”理念，一国的财富应该由自然资本、人造资本（也称为物质资本，生产性资产）和人力资本（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初级劳动力劳动以及社会资本的总收益或回报）构成。依此衡量，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在直接减少自然资本存量的同时，还加速了人造资本的折损，如酸雨对建筑、道路的破坏，水污染对饮水工程的损害等。更重要的是，污染引起的健康损失本质上对人力资本造成极大损害，而人力资本恰恰是一国财富构成决定其可持续性的决定性要素。换言之，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对我国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人造资本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因此，如果我们认真考虑GDP的实际构成，将这些不但不增加社会财富、反而损害社会福利的影响记为财富的负流量，那么结果显而易见：我们原先测度的财富在一定程度上是虚胖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真实财富在流失。

可见，单纯以GDP为标尺衡量的粗放型经济增长，一味追求GDP增量为导向的发展策略，导致的是经济发展方向偏离真实财富和人民福利增加这一准绳，财富虚胖的代价本质上是发展效率受损。

长远地看，建立在各种资源要素低成本基础上的发展模式，必然面临发展成本“低开高走”的窘境。生态环境的恶化意味着更多发展机会的丧失。显然，大气、水体等各类污染在损害人体健康的同时，也损害了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环境自净能力等要素在内的长期投资环境；草原、森林的大面积生态退化除了是一种生态危机，更是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资源耗竭的经济危机；耕地的减少和质量下降，会要求我国单位面积耕地有更大的要素投入，由此进一步导致面源污染的加剧和农产品成本的上升；水污染导致原水和制水成本上升；空气污染导致对我国能源结构和质量的要求提高。这一切都需要巨大成本支撑。应该说，无视生态环境恶化的代价与依赖外部的大量资金拉动的短期经济增长方式，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作用的，如果不加以遏制，最终势必形成恶性循环。

除此之外，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却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恶化的生态环境迫使我们用越来越多的资源加以应对，这无异于和发展争夺资源的投入，挤占良性发展的空间。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被迫将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阻遏危机，而不是真正地推动经济进步。事实上，我国当前GDP中越来越大的部分已经属于资源环境形势恶化条件下的防御性开支。例如，因过度开采地下水，我们整治地面沉降；因生态系统的水资源涵养能力下降，我们进行流域整治、生态修复、建造大型调水工程；河湖被严重污染，再花大力气进行治理；因水源地的水质下降，我们使用更多的能源和金钱去保证生活和生产用水。诸如此类，已经成为经济生活的常态。这些末端治理措施或应对行为并不实质性地增加社会财富，尽管增加了GDP，却降低了经济发展的质量。

此外，我国还存在并积累着数量庞大的生态赤字。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以“先发展后治理”名义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无疑是一种提前大笔透支的行为。需要修复的十几亿亩退化草原；需要综合整治的诸多水系；需要建设完善的农田水利设施；需要治理的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受污染土地；以及有待恢复的大气质量……还清所有这些债务，需要的是数十万亿元的投入以及几代人的努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日本的多起重金属污染事件教训深刻：尽管公害病患者相继离世，河流逐渐自我净化，但土壤的污染却不会自动解除，污染造成的损失至今未能弥补，土壤的修复代价又极其高昂。以日本富山县土壤修复为例，一共863公顷受重金属污染的农田，总共花费了33年时间、投入3.4亿美元进行客土法修复完成，平均每亩修复费用近18万元人民币。即便用最便宜的植物修复法进行修复，按国土资源部公布的1.5亿亩重金属污染耕地、每亩地修复成本2万元计算，我国仅这一项耕地修复所需资金就达3万亿元。而根据《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仅300亿元，包括受污染农田、城市“棕色地块”及工矿区污染场地，远远不够。

以上，意味着我们的GDP中的很大一块是被动应对生态退化的产物，它们使用资源，但并不实质性地增加社会总财富。生态退化越严重，这样的使用模式越是吸收各种资金、人力和物力资源，从而阻碍我们将更多的资源投入那些真正提升竞争力、增加真实财富、提高社会福利的方向。

可以预见，如果延续自然资源滥用和生态环境破坏趋势，按目前的惯性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必将遭遇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双重强约束，令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财富的缩水越来越明显，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高，发展的道路越来越狭窄和艰难，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也将大打折扣。

(2)见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2012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2013年。

(3)崔荣国、郭娟、王小菊：《“十一五”矿产品贸易形势简析》，《国土资源情报》2011年第2期。

(4)刘树成、张晓晶、张平：《“十一五”时期周期波动分析》，《经济参考报》2006年1月14日。

(5)曹新：《中国石油安全面临的挑战和对策》，《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12月30日。

(6)张凤荣、张晋科、张迪：《1996—2004年中国耕地的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研究》，《中国土地科学》2006年第2期。

(8)见环境统计数据，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 www.stats.gov.cn/ tjsj^/ qtsj/ hjtjzl/ index.htm。

(9)曲昌荣：《地力下降咋应对》，《人民日报》2013年4月14日。

(10)章轲：《土壤污染告警》，《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11月17日。

(11)冀伟珍：《农业面源污染的原理及其防治的新进展》，《中国西部科技》2008年第12期。

(12)丁琼、余立风、田亚静等：《某农药生产场地中特征POPs的环境风险研究》，《环境科学研究》2010年第12期。

(15)章轲：《土壤污染势头难遏止　2020年建成全国保护体系》，《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1月29日。

(16)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国土壤环境保护政策研究——国合会专题政策研究报告》，2010年11月。

(17)李洪良、邵孝侯、黄鑫、廖林仙：《农田污水灌溉的危害研究进展与解决对策》，《节水灌溉》2007年第2期。

(19)邱林：《土壤污染应该怎样治理？》，《西部时报》2009年5月26日。

(21)樊增强：《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不容忽视》，《红旗文稿》2011年第22期。

(22)World Bank.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economic estimates of physical damages.Washington，DC：World Bank，2007.

(24)这些经济损失仅计算了人群健康的损失，而未计算如航班延误与取消、交通事故增加、酸雨造成的生态系统损失、旅游业损失、财富与人才流失等方面。

(25)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