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低端经济格局

低端经济表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背景下，因整个市场资源配置的低端化，导致经济活动整体技术、附加值和效率都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低端经济格局下，大量企业规模小、分布散、工艺技术水平落后，其逃避环境成本的动机较强，政府监管困难。同时，以低端的加工贸易为主的制造业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度越来越低。由于核心技术、资本和市场大多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处于“微笑曲线”底部的低端制造业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只能通过持续压低劳动力价格和资源环境价格来尽可能降低总成本。在低端经济策略引导下，地方政府竞相出台的各种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中有大量以降低土地价格和环保门槛为代价，由此不可避免地发生污染产业转移以及大量环境污染事件。

一、我国低端经济表现及环境影响

（一）处于微笑曲线底部的低附加值加工贸易经济

产品和经济活动的附加值低是低端经济的主要特征。目前的国际分工决定了我国的主要参与方式是加工贸易。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16.7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13 439.5亿美元，增长了805倍，加工贸易对我国出口的贡献率早已达到60%以上。⁽¹⁾在2000—2007年期间，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中国外贸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基本稳定在48%左右。⁽²⁾尽管近年来这一比例逐渐下降到35%左右，但加工贸易仍是我国外贸的主要组成部分。⁽³⁾加工贸易出口以服装、鞋帽、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随着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扩大，加工贸易产品结构逐步调整，机器及设备、电气及电子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等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日益增加。

我们可以借用“微笑曲线”对现有我国加工贸易经济进行分析。“微笑曲线”由宏基电脑创办人施振荣首先提出，起初被用于说明电脑行业不同环节与所实现的附加价值之间的关系，后来被扩展到其他行业和经济领域，即在整个国际产业链中，形成“V”形曲线：在曲线的左端（价值链上游），是以知识经济、知识产权为主导的技术研发等高附加值产业；在曲线的右端（价值链下游），是以品牌、综合服务要素为主导，附加值不断提升的末端品牌营销产业；而“微笑曲线”的弧底部分，则是以成品装配和低端产品为主的制造业。由于劳动密集型的中间制造、加工、装配环节不但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而且市场竞争激烈，容易被成本更低的同行所替代，因此成为整个价值链条中的利润最低端。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微笑曲线”看作“附加价值曲线”，只有通过品牌、行销渠道、运筹能力提升工艺、制造、规模的附加价值，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渗透，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一方面牢牢拽住“微笑曲线”的两端，另一方面将组装加工生产这些“微笑曲线”最底部的环节尽可能委托给人工成本较低的外包供应商，或者直接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的国家。与此同时，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中国成为“微笑曲线”底部的中流砥柱，成为大进大出的“世界工厂”。

尽管我国的加工贸易经济发展很快，但总体而言，加工环节主要集中在最终产品的组装和低端零部件的配套生产，劳动密集度高，技术含量较低。在核心技术、产品设计、软件支持、关键零部件配套、关键设备和模具以及品牌等环节上，多数被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所控制，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底端。从利润上看，我国大量的加工贸易经济活动在整个产业链中处于最低利润环节，加工产品增值系数低，近年来一直在1.2—1.5之间徘徊，而且还有降低的趋势。2004年机械行业协会作过一项调查，表明曲线两端的利润率是20%—25%，而中间加工环节的附加价值低、利润低，利润率在5%以下。我国每年对法国出口约1亿双鞋挣来的外汇才够换回1架空中客车；在中国贴牌生产的一个芭比娃娃，美国市场价格为10美元，在中国的离岸价格只有2美元。而这2美元中的1美元是管理费和运输费，0.65美元用于支付材料费，最后剩下0.35美元，才是中国生产企业的最终所得；苏州罗技鼠标生产厂商每年出口2 000万只鼠标，每只鼠标在美国的零售价40美元，扣除付给美国公司14美元的零件成本和8美元的专利费以及经销商的15美元，只剩下3美元给中国人支付工资、电费、仓储、运输；IPOD由苹果公司负责设计，美、日、韩等发达国家提供上游零件，由中国组装制造，最后再由苹果选择专卖或其他代理商。每台IPOD的增加值约为145.5美元，组装加工、经销代理和苹果公司自身获取的比例分别是各环节所占增加值的5.5%、20.6%和73.9%⁽⁴⁾……这样的低端经济格局至今未能打破。湖北经信委在2013年一季度报告中指出，湖北工业整体处在生产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传统行业占比70%以上，10个千亿元产业中7个是重化类，基础原材料等具有周期性的产业比重接近40%，而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仅占13%。

更加值得反思的是，就连包括光伏、风电在内的此类被国家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能源产业，本质上仍沿袭了两头在外的低端加工贸易套路。以晶体硅太阳能电池产业为例，尽管近年来受国家政策大力扶持，大量资金涌入，产业规模扩张迅猛，国内企业在技术上也有了不少进步，但大多还是引入国外生产线，或是在国外技术和装备基础上进行集成和消化，真正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核心技术缺失严重。上游利润率最高的多晶硅生产环节技术密集特征明显，其核心技术主要掌握在美、日、德等国，国外企业有着长达40多年的研发、工艺优化及生产经验，其多晶硅生产成本可控制在25美元/公斤以下，而国内的大多数厂家却在40美元以上，甚至高达70—80美元，产品质量稳定性也有一定差距。国内多晶硅生产企业的能耗大多在150 kWh/kg左右的水平，而国外先进企业的能耗已经控制在80 kWh/kg以下。⁽⁵⁾此外，多晶硅制造会产生四氯化硅等大量污染，许多国内企业不掌握或忽略尾气回收和废料处理、循环利用等清洁生产技术的应用，加上不少项目急于上马开工，污染漏洞严重。因此，与掌握核心技术的国外企业相比，国内多晶硅生产企业基本不具备市场竞争优势及话语权。相比之下，太阳能电池组件与封装属于典型的低端加工贸易环节，尽管其利润率是整个太阳能电池产业链中最低的，但由于其技术和投资门槛低、劳动密集特征明显，加上不少地方政府推动“大上快上”光伏项目，国内企业蜂拥而至，在形成大量落后产能后只能大打价格战，大批中小企业纷纷倒闭，产业整体经营状况陷入困境。

总体而言，在晶体硅太阳能电池整体产业链上，我国企业仍以原材料加工为主，缺乏自主研发和创新体系，缺乏真正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技术。而终端系统应用与产业链整合不力，导致国内市场狭小，进一步阻碍了光伏技术的跨越式发展。由于原料依靠进口，产品以出口为主，始终无法摆脱“代工车间”的角色，无怪乎国际多晶硅产业的贸易战中国内企业屡屡遭受打击。正因为此，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用“丰收的贫困”描述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一个国家长期处于微笑曲线底部，必然在国际贸易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覃东海曾就石油产业的发展，对中国的“出口导向、外资拉动型增长模式与低端产业”进行分析。⁽⁶⁾他指出，中国的国际贸易发展具有两方面特性。一方面，巨额贸易出口伴随着同样巨额的贸易进口，净出口带来的外汇储备累积并不大，分散性的加工贸易特点尤其突出。在进口方面，原材料和初级加工品的提供具有垄断性特征，价格不断攀升，制造成本越来越高；在出口方面，最终产品的提供具有完全竞争特性，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没有定价权，只能通过压低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成本作为代价，同时还要不断受到国外反倾销、技术壁垒与非技术壁垒等方面的贸易制裁和贸易限制，结果是“买啥啥贵，卖啥啥便宜”。另一方面，中国的出口很大部分是由外资企业带来的，巨额出口的同时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巨额涌入。但是，新增FDI中瞄准的目标更多的不是海外市场，而是中国市场，于是FDI对出口的贡献越来越低。此外，外资巨额进入将伴随未来利润的巨额汇出，一旦经济形势出现波动，利润转增投资的形势出现逆转，中国的国际收支将承受巨大压力。因此，这种出口导向型和外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可能将中国套牢在低端经济陷阱之中：首先，我国低端的加工贸易型制造业越发展，出口方面的竞争性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打击越来越大，进口方面的刚性使得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高，低端制造业的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外向型经济对本国经济的贡献度越来越低；其次，外资依赖性经济发展越强，国内企业的成长环境可能越恶劣，外资企业又利用技术垄断和技术壁垒对本土企业产生挤出效应，民族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长此以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长期低端经济策略甚至会加速削弱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在国际贸易分工格局中，由于资本、核心技术、市场控制在发达国家手中，而我们只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生态环境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从而维持其利润空间。加上环保法规不健全、加工技术落后等原因，低端的加工贸易经济不仅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且对环境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在这种经济形态下单位自然资源利用产生的附加值低下，而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就不得不诉诸产品数量的增加。在单位产品资源耗费本身比较大的情况下，依靠数量来取胜必然导致资源消耗的增大。从而在增长目标引导下，必然导致资源节约与扩大内需之间的矛盾。

（二）大量“低散小”生产企业的存在及其环境隐患

大量技术水平低下、分布散、规模小的“低散小”工业企业的存在也是我国低端经济的表现之一。即便是一些具有明显规模经济效应的制造行业，行业集中度过低现象依然存在。

以化工行业为例，其主要耗能产品均为大宗产品，发达国家企业规模一般都比较大，便于合理利用能量和提高设备利用效率。而我国中小化工企业较多，平均生产规模较小，与发达国家相差较大。例如，合成氨企业国内户均产能不足10万吨/年，而国外一般为30万吨/年；电石企业国内户均产能不足5万吨/年，日本为22万吨/年，美国为17万吨/年，德国为20万吨/年。这种企业规模上的差距是国内化工主要耗能产品能耗相对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大型合成氨装置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水平为1 490公斤标煤/吨，中型装置的平均水平为1 792公斤标煤/吨，小型装置的平均水平为1 811公斤标煤/吨。国内中小电石企业平均综合电耗约3 650 kWh/吨，而大型密闭式电炉企业电耗约3 200 kWh/吨，与国外基本一致。⁽⁷⁾

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调查，目前我国有中小企业2 90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其中80%以上的工业生产存在污染问题，占我国污染源的60%。中国国家环保总局政策研究中心对中国污染负荷进行的估算也表明，40%—50%的污染负荷来自国内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成为中国环境污染的主导因素；其对生态环境总体负面影响非常可观。⁽⁸⁾以全国百强县温岭市为例，2011年全市2.5万家工业企业中，年产值500万元以上的约有2 500家，仅占总数的十分之一。但这些企业的产值却占全市工业产值的70%左右。很多“低小散”企业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对全市的经济贡献却十分微小。据调查，每消耗一度电，温岭全市工业企业产出的平均税收约为1.4元，但很多“低小散”企业每用掉一度电，产生的税收却远远低于这个平均值，有的甚至在两毛以下，而此类企业带来的环境污染却非常严重，监管又十分困难。⁽⁹⁾可以说，技术水平低下、环境监管困难是导致中小企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污染水平严重的主要影响因素。

总之，对于生态环境保护而言，“低散小”有着各自的负面影响。分布散导致的问题，一是政府监管的难度上升。如前面提到的温岭，环保局要对数万企业进行有效监管，几乎不可能；二是对污染的集中治理不利，而小企业甚至家庭作坊类的企业要自己处理其污染，成本上又是不可能的。企业规模小的问题主要针对那些对生产规模有要求的行业，如化工，小化工如果要在成本上与大型化工企业对抗，只能在劳动成本、安全标准和环境保护标准上做文章，其结果可想而知。至于“低”，意味着工艺技术水平低，结果是产品单耗高、质量低、排放重。例如南方山区许多无序开发的小型有色金属矿，已经成为当地重金属污染的重要源头。

二、比较优势“陷阱”与低端经济策略的不可持续

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在低土地成本、低环境成本、低劳动成本基础上的低端经济策略，不仅被各级地方政府普遍奉行，还得到我国理论界的强大支持。其理论根据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利益，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假设。比较利益结构的核心是一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各国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在人们的观念中，发展中国家缺资本和技术，但拥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资源丰富的优势。因此，比较利益的贸易格局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我国目前的进出口结构基本上是这种格局。

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确实可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这也反映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能够大批量进入国际市场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相对成本较低的也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在需要研究的问题主要在于，这种贸易结构能不能长期化。同时，这种贸易主导的国际分工能否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主体。

构成我国低端经济的基本要素是劳动、土地和环境的低价格。但是，我国真正丰裕的资源只有劳动——这里指的是简单劳动。那么，是否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压制工资的上升？有学者认为是的，即所谓保持乃至“发展”我们的比较优势。

问题在于，长期保持劳动力的廉价得失究竟如何？在GDP至上主义者们看来，这当然是好事情，因为GDP会因此上去，国家会因此“发展”。

但是，我们的发展又是为了什么？作为一种公认的尺度，我们承认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提高人民的福利。于是矛盾就产生了：如果压制劳动者报酬的上升，就意味着压制其福利的提高，这岂不是直接违背了发展的目标？我们要这样的发展干什么？我们同样不能承认让一部分劳动者保持低收入是为了提高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因为这公然违背社会正义和公平原则。事实上，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廉价劳动力作为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的主体，他们的福利并没有以同等的速度在增长。

可以说得过去的一条理由是我国农村还有大量缺乏经济机会的劳动力。为了让这部分劳动者获得经济机会，需要继续保持很低的工资水平，通过这一路径加快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应该说，这确实是值得考虑的一种策略。与此同时，庞大的劳动后备大军也压制着简单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这是现实的重压。但是，是否低工资就是我国唯一的选择，至少是值得讨论的。

全球自由贸易肯定对占优势的国际生产者有利，几乎所有这些生产者都是在大市场中成长起来的。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来源于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足，但这对制造业中的竞争优势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制造业中占压倒性主导地位优势的是市场份额。至少从短期来看，市场份额可以被认为是不亚于技术、劳动力或资源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比如，美国之所以在出口大型商业飞机上具有优势，首先是因为其巨大的国内市场使之具有市场规模优势。欧洲的空中客车对美国优势进行了成功挑战，首先也是因为其同样巨大的内部市场，技术先进而国内市场相对狭小的日本就做不到这一点。类似，中国大量出口低档纺织品，是因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此类产品的市场。

事实已经证明，如果产品的市场份额掌握在别人手里，则掌握核心技术就是一句空话。原因再简单不过，研发是靠资本驱动的。如果利润的主体部分由别人获得，而自己只依靠所谓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挣一点辛苦钱，那么，我们永远不可能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导权。

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如果我们为了保持所谓比较优势而保持低工资，仅靠少数先富起来的人能够创造一个我们希望发展的那些产业的强大市场吗？不努力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较高产品质量的市场会缺乏根基。

应该指出，廉价劳动力策略推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一定程度上是虚假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不是简单的土地性质更替、人口的聚居、空间结构功能的变化以及基础设施的增加，它还应该包括相应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人力资本构成发生根本性改变。然而在我国，对于多数农村前往城市或沿海地区的打工者来说，他们只是在出卖其一生中最好一段时期的体力和简单技能，在教育、医疗、保险、居住各个方面跟真正意义上的市民还有很大的差距。⁽¹⁰⁾他们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技能培训和教育，其微薄的收入也不可能帮助他们越过城乡二元结构壁垒进入城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因此一段时期以后，他们还得回到农村，还是名副其实的农民，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这样一味在空间上扩张、依靠廉价劳动力和滥用土地资源的城市化，对于社会经济的顺利转型，对于人民的福利增进，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究竟有多大贡献，至少是值得研究的。

廉价劳动力策略最大的问题，还是压制人的发展。这实际上意味着一个农村的年轻人劳碌一生之后，他还是一个简单劳动力。他无法获得必要的人力资本积累，更有甚者，也许其子女同样如此。这一问题之重大，其实关系国运。

“以人为本”的发展意味着一国的发展要以人本身的发展为路径，以人的能力的提升为动力，以人的福利增加为目标，三者相辅相成。但是在廉价劳动力策略下，占我国人口主体的农村人口和低收入阶层的发展实际上变得不可能，从而严厉制约我国国家竞争力的提高。如果说比较优势理论有什么陷阱的话，这才是最大的陷阱，是无底的深渊。

严格地说，我国的资源禀赋优势主要集中在劳动力资源上，其他自然资源并不丰富，按联合国的分类，充其量只是“中等丰度国家”。但是，我国高度迷恋“比较优势”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们似乎相信，土地、水资源和环境质量也属于我国丰裕资源的清单之中。许多地方政府竞相出台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究其内容，无非是降低土地价格或者降低企业的环境保护要求。后者的本质其实是降低企业的环境使用成本。

公认的是，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度，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20%的人口。我国的水资源并不丰裕，人均拥有量大约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与土地和水体相关的环境自净能力因此也应该是高度稀缺的。我们也已经公认，水资源和环境自净能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与土地、水体相关的其他因子，如自然景观、宜人性、生物多样性，也是高度稀缺的。

按照经济学的常识，某种生产要素的稀缺性上升应该导致价格上升。所以，我们的土地随着稀缺性的上升其价格也应该上升。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是一种要素配置发生高度扭曲的现象。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例如，地方政府的利益主体化趋势是一种很强的动力。被低地价转让的土地是农民的，而通过这一转让过程获得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是政府的。保护农田和保护生态的价值由整个社会获得，但缺乏让这种价值得以充分实现的市场。招商引资获得的利益却是一个局部能够实在获得的。对我们整个民族的长远利益进行保护，其动力更多地来自道德领域，而捕获眼前的经济利益则无须动员。所有这些，都是很容易被揭示的。

但是，有一个原因很少被注意到。在廉价劳动力被确定为基本策略之后，整个资源配置的方式低端化也就难以避免。粗放的资源利用方式是与廉价的劳动力相匹配的。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我国一些经济学家期望的那种“低商务成本”。

综合上述讨论，我们的低成本“优势”是这样构成的：首先是低劳动成本。除了规模庞大的简单劳动力的低工资外，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和较差的劳动条件构成了低成本不容易被识别的部分。其代价如前所述，是遏制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遏制了内需的成长，损害并遏制了我国人力资本的积累，阻碍了人的发展。其次是过低的自然资源价格，特别是土地价格。其本质是利益的转移，从其真正的所有者那里转移到资本方面。从经济上讲，这种转移的消极后果与低工资是一致的。农村在这一过程中被进一步边缘化，农村人口的发展受到阻碍。从资源环境角度看，其直接危害是土地资源的大量损失，连带附着在土地上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景观资源受到破坏。必须承认，我国严重的生态退化越来越与此有关。最后，低环境成本的本质其实是成本的转移，从污染者那里转向全社会。因此，是我们的人民、国土和社会为资本承担了成本。这些成本其实是无法逃避的，是真实存在的，无非是将来支付，还是今天支付；是少数人支付，还是多数人支付；是以账户上可以观察的方式出现，还是以弥散的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的方式表现。

【注释】

(1)见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

(2)见《中国统计年鉴2008》。

(3)见《中国统计年鉴2012》。

(4)江静、刘志彪：《全球化进程中的收益分配不均与中国产业升级》，《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年第7期。

(5)鲁瑾：《多晶硅：核心竞争力仍待提升》，《中国电子报》2012年3月30日。

(6)覃东海：《在全球石油产业链低端，中国还要停留多久》，《人民日报》2004年12月18日。

(7)见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网调研报告：《化学工业主要耗能产品国内外能效水平比较研究》，http：// www.cpcia.org.cn。

(8)文婧、熊贝妮：《中小企业成污染“主力军”》，《经济参考报》2005年11月29日。

(9)谢晨阳、江盈盈：《税收、用工、环境、安全——给“低小散”企业算算四笔账》，《温岭日报》2011年9月30日。

(10)陆大道：《“冒进式”城镇化后患无穷》，中国科学院网站，2006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