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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志精读
1.5 文献篇 地方志文献选粹——聚焦社会生活变革

文献篇地方志文献选粹——聚焦社会生活变革(1)

明嘉靖三年(1524年)前,南京松江府上海县:

人皆知教子读书为事,江海湖乡人民则倚渔盐为业,工不出乡,商不越乎燕、齐、荆、楚,男耕女织。

——郑洛书修,高企纂:《上海县志》卷一,风俗,民国二十一年据明嘉靖三年刻本影印本。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前,南京松江府青浦县:

地局水乡,自耕织外,生计鲜少,俗尚俭啬,差胜他邑。

——卓钿修,王圻纂:《青浦县志》卷一,风俗,胶卷复制明万历二十五年刻本。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以后,江苏上海县:

上邑居江海之中,开埠以来,时势之变迁日亟,即此四十年中,水陆形胜、政教风俗以及工商百货等等,屡变不一。

——吴馨等修,姚文枏等纂:《上海县续志》,吴馨序,民国七年刻本。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以后,江苏上海县:

上海特滨海一小县耳,而在明已为防倭重镇,在清又为互市巨埠,筦枢南北,转输江海,交通贯于全球,聚族及于百国,京邑省郡或且逊之,固风会之所趋,亦地势利便之所致也。此近数十年中中外交涉之繁赜,租界地址之扩充,水陆形势之变动,一切法制之兴革,风尚之迁流,既月异而岁不同。

——吴馨等修,姚文枏等纂:《上海县续志》,弁言,民国七年刻本。

清咸丰、同治、光绪至民国年间,江苏金山县张堰镇:

衣服之制,历来宽长,雅尚质朴,即绅富亦鲜服绸缎。咸丰以来,渐起奢侈,制尚紧短。同治年又尚宽长,马褂长至二尺五六寸,谓之湖南褂(时行营哨官、管带皆宽袍长褂,多湘产,故云)。光绪年又渐尚短衣窄袖,至季年,马褂不过尺四五寸半,臂不过尺二三寸,且仿洋装,制如其体;妇女亦短衣窄袖(先行长至二尺八九寸),胫衣口仅三寸许(先行大口至尺二三寸),外不障裙(女子十七八犹辫而不梳髻、不缠足,遵天足会也),尤近今风尚之变。

——姚裕廉、范炳垣修辑:《重辑张堰志》卷一,区域志,风俗,民国九年铅印本。

清咸丰、同治年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前,上海:

邑境水乡,有舟无车,陆地运货向用人力。咸[丰]、同[治]以来,始有小车(俗名江北车),后又有人力车(俗名东洋车)、马车,载货则有塌车,然仅流通于北市。至光绪三十三年,沿浦筑外马路,南市始有东洋车、马车。宣统二年,城内始准通车,然四乡道路未修,小车之外,罕通行焉。脚踏车其始为单轮,今皆双轮,而单轮者绝迹矣。人力车始皆铁轮,民国初有橡皮黄包车,而铁轮车遂淘汰净尽。[民国]十二年始有脚踏黄包车,驾车者乘脚踏车于前而后系黄包车。汽车又名摩托卡,近渐盛行南北市。

——吴馨等修,姚文枏等纂:《上海县志》卷十二,交通,轨,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清同治至宣统年间,上海:

上海初辟租界时,仅有江北人所推独轮羊角车,即今所称为二把手车,亦曰小车者。迨至同治十年间,始有英人某购得双轮车数十乘,在租界中载客,以一人前曳之而行,故又称腕车。或谓上海初开埠时,此项车辆由日本人创制,故俗呼为东洋车。或云此车盛行于日本,故名。拉车者亦均日人,后因言语不通,遂由华人继办,兹勿深考。惟当时车之形式,轮高身阔,可容二人,后因日久弊生,至有男女苟且等事,捕房以事关风化,即行取缔,改小车身,只能容坐一人,相沿已久。后复有泥城桥堍日通公司发明钢丝胶皮轮三湾式车出现,华人因价贵多不坐,所以专揽洋人生意,其余各马路中则不多见,故旋即闭歇。继有铁轮者竞起,约有八九千辆之多,价亦低贱。至庚戌、辛亥间,黄包车出现,其形式与现行者略似,惟用木轮外缘实心橡皮,行时较为平稳,均漆黄色,执照亦不钉车后,故有黄包车之称。继又改为胶皮空气轮,较前更形妥善。捕房又因木轮损伤道路,逐渐取消,后遂无木轮车之踪迹矣。

——胡祥翰编:《上海小志》卷三,交通,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清同治四年(1865年)及光绪八年(1882年),上海:

沪上先有煤气灯,俗称自来火,或竞呼其为“地火”(揣其命〈名〉之由,系煤气自铁管中来,而其管曲折远达,埋于地下之故)。故称其公司为“地火行”,创于同治四年,初在汉口路,次年迁往新闸,铁管遍埋,银花齐吐,当未设电灯时代,固足以傲不夜城也。电灯则始于光绪八年,创办者为西人德里,初设厂于乍浦路,十八年由工部局收回自办,始迁于有恒路,建造大厂。其初,国人闻者,以为奇事,一时谣诼纷传,谓为将遭雷殛,人心汹汹,不可抑置,当道患其滋事,函请西官禁止,后以试办无害,谣诼乃息。至电灯,俗有“赛月亮”之称,盖公共租界初用五百支烛光之瓷罩电灯,大过足球,去地三丈余,较今日为高,而白光四射,宛如满月,故也。

——胡祥翰编:《上海小志》卷二,市政,路灯,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清光绪五年(1879年)前,江苏娄县:

前〈志〉谓,妇女馌饷外,耘获车灌,率与男子共事,故男女皆能自立。今则茶坊酒肆,时坐荷锄之夫,愿厕市人之列,亦曩时所未有也。

——汪坤厚、程其珏修,张云望等纂:《娄县续志》卷三,疆域志,风俗,清光绪五年刻本。

清光绪六年(1880年)以后,上海:

上海租界之有水道(俗称自来水),创设于光绪六年,至八年始出水。当时风气未开,华人用者甚鲜,甚至谓水有毒质,饮之有害,相戒不用。其后水公司遍赠各水炉茶馆,于是用者渐众,居户之不装龙头者可嘱水夫担送,每担取钱十文,至今租界路旁尚有公用龙头,此亦历史之可考者也。法租界则创于光绪二十七年。当光绪十余年时,关道邵小村即议创办,旋以绅商反对中止,嗣于光绪辛丑年始由商办得以成立。

——胡祥翰编:《上海小志》卷二,市政,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前,上海:

自通商以后,西人于租界中装设自来水管,导浦江之水而澄清之,乃激贮于高塔,以管分注于各处,居民便之。城内及南市之人,昔饮河水,污秽不堪,易致疾病,近亦遍装水管,居民饮濯称便,且有益卫生也。

——李维清编纂:《上海乡土志》第一百四十五课,自来水,清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清光绪中叶,江苏南汇县:

吾邑自粤匪(诬指太平天国——引者)平后,休养生息,民间元气渐苏。至光绪中叶,村落相望,鸡犬相闻,已渐有升平景象。唯海滨垦荒,客民不知积蓄,岁值丰稔,豪饮狂赌,悉罄其资;荒欠,则无衣无食,流离载道,日仰给于施振。西境棍徒,结合枭蛋,欺压良民,片言不合,聚党数十百人,以谋报复,良懦饮泣吞声,不敢与较,唯任其屠割而已。转移风气,教与养不可偏废矣。

——严伟修,秦锡田等纂:《南汇县续志》卷十八,风俗志一,风俗,民国十八年刻本。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前,江苏上海县:

本邑户口殷繁,食米销路甚广,故价值腾涌,无松落之时;加以奸商贩运出口,屯积居奇,以至米价飞涨。丙午之夏,每斗几及千文,贫民粒食维艰,米珠兴叹。邑绅设法维持,开局平籴,以济穷黎,然究不足以持久。故当青黄不接之时,米价有增无减。上海居家之难,于此可见矣。

——李维清编纂:《上海乡土志》第一百二十二课,米贵,清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前,上海:

租界之中,宝马香车,络绎不绝,而车之种类不一,有马车、人力车、自由车等。康庄驰骋,颇便行人。今租界将行电车,近来已筑轨道,他日告成,则行旅往来,尤为利便。惟电车价廉而迅速,乘者必多,而人力车不几无人顾问乎?所望当道者善为处置,庶数千车夫不致肇事也。

——李维清编纂:《上海乡土志》第一百四十七课,电车,清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上海:

电车,光绪三十三年创行,后又有无轨者。

——胡祥翰编:《上海小志》卷三,交通,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前,上海:

租界均有电灯,英界犹多,如星罗棋布然。晚间照耀,无异白昼,颇便行人。近年以来,南市及制造局亦已装设。而城内之无灯,几同黑暗世界,明晦悬殊,未免相形见绌也。近邑绅欲振兴城内之商业,装设电灯以惠行旅,他日告成之后,大放光明,居民定称利便也。

——李维清编纂:《上海乡土志》第一百四十六课,电灯,清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清光绪年间及以后,上海:

上海一隅,洵可谓一粒粟中藏世界。虹口如狄思威路、蓬路、吴淞路,尽日侨,如在日本;如北四川路、武昌路、崇明路、天潼路,尽粤人,如在广东;霞飞路西首,尽法人商肆,如在法国;小东门外洋行街,多闽人洋号,如在福建;南市内外咸瓜街,尽甬人商号,如在宁波。国内各省市民、外国侨民类皆丛集于此,则谓上海为一小世界,亦无不可。

——胡祥翰编:《上海小志》卷十,杂记,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清光绪年间及以后,江苏上海县法华乡:

田多高壤,宜植木棉。以牛耕者曰驶田,以铁耕者曰坌地。芸〈耘〉草曰脱花,粪田曰膏壅,雨后召工曰撮忙工。三指拈纱,以足转轮,曰脚车,能者日得一斤。聚纱曰经布,浆纱而复理之曰刷布。布有长、短两种,长曰东稀,短曰西稀。女子最勤者,寅起亥息,有日成二三匹者。光绪中叶以后,开拓市场,机厂林立,丁男妇女赴厂做工。男工另有种花园、筑马路、做小工、推小车。女工另有做花边、结发网、粘纸锭、帮忙工。生计日多,而专事耕织者日见其少矣。

——王钟撰,胡人凤续辑:《法华乡志》卷二,风俗,清嘉庆十八年编,民国十一年续编,抄本。

清光绪年间及以后,江苏青浦县:

妇女贪上海租界佣价之昂,趋之若鹜,甚有弃家者,此又昔之所未见者也。

——葛冲编:《青浦乡土志》二九,风俗,抄本。

清光绪年间及以后,江苏宝山县彭浦里:

农家最劳苦而安分,终岁勤动,竟无休日,若无产者受值佣工,不少偷懒。妇女亦事耕耘,暇则纺织,犹存勤俭之遗风焉。然自租界北辟,男以鬻贩营生而奢华渐启,女以纱丝工作而礼教鲜存矣。

——侯丙吉编:《彭浦里志》卷一,疆域志上,风俗,清宣统三年手抄本。

清朝末年,上海:

上海介四通八达之交,海禁大开,轮轨辐辏,竟成为中国第一繁盛商埠。迩来,世变迭起,重以沧桑,由同治视嘉庆时,其见闻异矣。由今日视同治时,其见闻尤异矣。更阅数十年,人心风俗之变幻必且倍甚于今日。

——吴馨等修,姚文枏等纂:《上海县续志》,沈宝昌序,民国七年刻本。

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上海:

沪以乐土著于域中久矣。市政修明,有客至如归之乐。光绪庚子以前若是也。自是以往,则避地者众,遂患人满。近顷以来,久于沪者,乃有焉能郁郁居此之叹,则盗贼横行,物价腾涌故也。日在危疑震撼中者,上等社会也;日在支持竭蹶中者,中等社会也;日在饥寒交迫中者,下等社会也。

——胡祥翰编:《上海小志》卷六,生活,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江苏川沙县:

川沙滨海,天然之利,不后于人,兼以近邻上海,扼中外交通之冲,农工出品销路惟何?曰惟上海。人民职业出路惟何?曰惟上海。天时地利,人工物力,种种优胜亦既有,然惟在其人之努力。

——方鸿铠等修,黄炎培等纂:《川沙县志》卷五,实业志,概述,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民国初年,江苏上海县法华镇:

法华一市集也,在闭关自守时代,黑子弹丸,无关轻重,即有纪述,不过乡土志之集鳞片爪耳。今者,上海既为通商要埠,国体改革后,号为自治乡区,东北毗连租界,计辖图六,户口二万有奇,苟得其人而佐理之,未始不可为模范区也。无如攘往熙来者多见小遗大,乡中之马路,外人日思增辟,而因以为利者,竟甘为虎作伥,以致主权随路权而俱去,而乡之范围日以小,乡之交涉日以繁,乡之人民且日失其自由而冥然罔觉。

——王钟撰,胡人凤续辑:《法华乡志》,朱赟伯序,清嘉庆十八年编,民国十一年续编,抄本。

民国初年以后,江苏川沙县:

川沙、上海间,朝发夕至,自上川铁路通车,一小时即达,于是上海成为容纳川沙羡余人口之绝大尾闾。论其量,则数之大,以水、木工人为第一,他业亦颇有相当地位。论其质,则无论以知识、以劳力,凡能自食,或因以起家,百分之九十以上皆恃上海。夫以逼临上海之故,人口有余,则移之上海;职业无成,则求之上海。吾中华全国如上海者有几?全国一千九百三十三县,其逼近大都市如我川沙者又有几?奇矣,百中一二,其余此绝大多数何?即以川沙论,花边、毛巾销路之式微,则女子停工者多矣;建筑工程之锐减,则男子失业者多矣。川沙人民生计之艰难,将与上海市场之衰落为正比。

——方鸿铠等修,黄炎培等纂:《川沙县志》卷首,导言,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民国十三年(1924年)前,江苏崇明县:

崇之先民,实始农人,故俗务本业,重廉耻,畏刑法,崇文教,士敦古道,励志节,安贫贱,耻营求。无田者,业工而技稍逊;商贾大者,惟棉若布;远贾者东至鲁,北至燕、至辽,南至苏、常、长江上下。操一业以营生者,所在多有。其佣力者,率至沪;佣耕者,至江以北。游学之士不远万里至东、西国者,岁恒数十百人,仕宦者称是。故游食少而人足自给。

——王清穆修,曹炳麟等纂:《崇明县志》卷四,地理志,风俗,民国十三年修,稿本。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前,江苏川沙县:

牛,旧时只黄牛、水牛二种,近来多畜乳牛,俗呼外国牛,毛色黄,亦有黄、白相杂者,无肩峰,不能驾轭耕田,以乳多为贵。其尤者,价值三四百元以上。

——方鸿铠等修,黄炎培等纂:《川沙县志》卷四,物产志,动物,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前,江苏奉贤县:

吾奉土地均属浦江流域,整个为长江三角洲平原之一部,地土肥沃,其中自小闸港西皆为棉稻区,以东则兼种杂粮,土性较为瘠薄。故明嘉靖间,御史宋贤尚奏准东新市迄三二桥一带为折粮田。钦公塘以外至圩塘一带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郭重光县令,故成熟之年尚近。历年均植番芋、高粱、玉蜀黍、花生、瓜蒌等。迩来试植稻、棉,其中棉花已自三十斤增至一担,而稻秧仍萎弱,此乃地质尚咸〈碱〉之故,补救之法,唯有在钦公塘多开涵洞,使淡水能充分灌溉。唯沿海地区能兼理渔盐,故生活尚能过去。北部金汇桥一带农民,因与上海交通较便,故兼运土产及农村副产为生。该处附近农村妇女亦勤于纺织,兼糊火柴盒为生。东北隅之新桥一带,民间女子入纱厂、袜厂工作甚多。以上二地为吾奉农村生计较优裕地带,虽各地农民生活程度不同,然均非分工细密之生活。北村又多农工,或农商兼职之农民。

其不分工,农村区域最显著者,大致有下列几处:一、滨海区域,大致因地理不齐一所致,钦公塘以内均属稻棉区,钦公塘、圩塘间,兼植高粱、玉蜀黍、番芋,兼晒食盐,自岱山迁来客民几皆以晒制食盐为生;越圩塘而东,皆为渔盐之区,现袁浦盐场改善农民生活之设施已有成功者,有几个盐民合作社,设在柘林、褚家聚、朱新镇,并且为解决盐民教育问题,在上述三地设置盐民子弟学校。盐民兵役问题,依国防技术工人优待办法,予以缓役。至于渔民生活,自第一渔业合作社徐盛卿、陆慎先等努力设法改善,以制就捕鱼船数艘及大渔网等,并组织护渔队以维护捕鱼人民。自松江县属张家厍设置冰厂后,鱼类更可保藏,以免腐烂。现奉贤本藉沿海,居民大都是农、渔、盐兼职的。二、东北隅农民,新桥附近农民先进者,不乏创办新兴工业,如华申纱厂及小型袜厂多所,均可使农妇入厂工作。吴士林最近曾在民福店置田二千亩,预备成立集体农场,已向农林部登记,预备运下曳水机、拖犁机等,实开吾奉机器耕田的新纪元。三、北部近浦农民,面临黄浦,耕田不易发展,故注意及于畜养事业,每年鸡、鸭、蛋类出口数额惊人,糊火柴盒及跑单帮亦为该区农民之特长。

关于不分工的农民生活,以三官塘、南桥、庄行一带最多,地属沃壤,为奉贤最上田部分,棉稻丰收,农暇辄有坐茶馆之习,妇女又习温柔楚楚之风,故民风一般而论,颇多怠性而少刚性。农民每年工作,我奉农民田园工作大致相仿:一、栽种麦子、蚕豆、油菜,其时期为隔年秋末至初夏收获。二、栽种稻粱,夏初播种、翻土、戽水、插秧、耘稻、除草,至秋初收获,有六十日、早晚粳之类,其稻之品质最佳者,为胡家桥之金果黄稻。三、种棉,在夏初下种,须除草数次,至中秋采棉,至近年已试植美棉,收效尚佳。四、其他农作物,沿海咸地,花生、番芋、高粱、玉米,亦为农村副产,周家街一带栽植薄荷亦多。浜瓜及其他蔬菜如白菜、青菜,豆类如黄豆、赤豆、绿豆,均有少量生产。家庭工作方面,以纺织棉布、饲养家畜(猪、羊、耕牛、鸡、鸭等,禽鸟如鸽子、鹭鸶以及养蜂等,亦散布各地)等较为重要。

农民之服装及居住方面,大多朴实无华,离南桥、庄行、青村诸大市镇较远乡区,尚盛行土布。吾奉庄行土布,与上海颛桥土布齐名。中产之家,除少数女子学习欧化以外,余皆在过极原朴之生活。居住方面,除滨海一带草屋普遍,其他均为砖瓦,以三开间、五开间较多,中为客堂,东侧为宿舍,西侧为厨房,小屋为牲畜所居,前为堆置农作物之场地,后有竹园掩映,几皆千遍一律。较为殷富者,其宅之周围皆环河,称庄河。平民皆聚族而居,类称张家堂、王家宅等,海滨地带有称“厂”及“聚”者,如邵家厂、诸家聚等。

农民的宗教信仰,吾奉庙宇之多,几三里一庵,五里一庙,现大都由住寺尼主持传教,医病、祈告及其前途,皆由神像代为决定,对于鬼神尚盛行敬礼主义。近年,青村、钱桥、望海等乡有一贯道邪教,颇为猖獗,故较国父破除迷信之理想尚远。农民在地方上之信仰,厥为土豪,其中有读书不成,略知诉讼者,对于地主、平民均有控制之能力。我国政治制度因久已成习,上层不入下层,城镇不入乡村,偶一为之,群皆怪异,唯有土豪能适应城市而居乡村生活……国家观念乃因之薄弱。诸如兵役一项,大都以购买客兵,以募代征为得体。农民今日之经济力量,八年抗战,虽以农立国,农村影响较微。然胜利以后,国事尚未平定,军粮供应甚繁,农村存粮逐渐减少,故一般状况,均呈颓丧而欠振作。至于纳税方面,因吾邑土地泰半均在地主之手,虽有迟纳、抗缴等事,然每年全省田赋之征收效率,吾奉在松江区方面,推为示范。农民生活在进步中者,厥唯农村子弟受教育者之增加。

——奉贤县文献委员会编:《奉贤县志稿》卷二十八,农民生活之演进,据民国三十七年稿本复制胶卷。

清道光、咸丰年间,江苏松江府:

上海番舶所聚,洋货充斥,民易炫惑。洋货率始贵而后贱,市商易于财利,喜为贩运,大而服食器用,小而戏耍玩物。渐推渐广,莫之能遏。又,洋货中有火油灯,人家多习用之,不知此油遇火即燃,最易肇祸,上海城厢因此成灾者屡矣,而民鲜知儆此,不特漏卮,且有大害。咸丰庚申,苏、浙右族避难者麇至,服饰器用习为侈靡,市里愈盛,储蓄愈空,耗费日增,奸宄日出,洋场为众辐所趋,而各邑亦沿其弊。近时各县茶坊、酒肆以及鸦片烟馆,在在仿效上海,竞为靡丽,耗费财力不知凡几,然此仅一端耳。

——博润等修,姚光发等纂:《松江府续志》卷五,疆域志,风俗,清光绪十年刻本。

清道光、咸丰年间及以后,江苏嘉定县真如镇:

真如僻在邑之西南,自成市廛,士习诗书,民勤耕织,俗尚敦厚,少奢靡越礼之举。中外互市以来,洋货充斥,绚丽夺目,喜新厌故者流弃其已有,群相购置,不知漏卮之日甚。

——洪复章辑:《真如里志》风俗,民国七年后辑,稿本。

清光绪中叶以后,江苏南汇县:

敲石取火,沿用已久。海禁初开,始有火柴,而内地尚不通行。光绪中叶以后,火柴渐推渐广,已成人家通用之物,后生少年几不知刀石作何状矣。

——严伟修,秦锡田等纂:《南汇县续志》卷十八,风俗志一,风俗,民国十八年刻本。

清光绪初年,江苏嘉定县:

居民以花布为生,男耕女织,冬夏无间,昼夜兼营,食粝衣粗,仅堪资给。迩来,颇习华靡,非茶肆听书,即酒家醵饮,日计无多,月计非鲜,丰年既少盖藏,欠岁立形匮乏,中人之产,居以华夏,使以仆婢,非腥膻不下咽,非绸绫不著体。靡费既多,生计自窘,力挽颓风,在乡先生以身先之。

——程其珏修,杨震福等纂:《嘉定县志》卷八,风土志,风俗,清光绪七年刻本。

清光绪四年(1878年)前,江苏金山县:

向时缎衣貂帽,例非绅士不得僭,今则舆台胥吏亦有服之。一切器用必用红木、楠、梨等。寻常 享,无海错山珍,群以为耻。风俗奢靡,莫此为甚。

——龚宝琦等修,黄厚本等纂:《重修金山县志》卷十七,志余,风俗,清光绪四年刻本。

清光绪五年(1879年)前,江苏娄县:

向来商贾不敢衣锦,中人之家,妇女不饰金珠,不蓄罗绮,士大夫一筵之费,不过一二千文,今则靡靡奢侈,此生计之所以日绌也。

——汪坤厚、程其珏修,张云望等纂:《娄县续志》卷三,疆域志,风俗,清光绪五年刻本。

清光绪末年以后,江苏嘉定县:

光绪初年迄三十年之间,邑人服装朴素,大率多用土布及绵绸、府绸,最讲究者亦以湖绉为止,式尚宽大,极少变化;厥后渐趋窄小,衣领由低而高,质料日事奢侈,多以花缎为常服矣,唯乡间染此习者尚鲜。

——陈传德修,黄世祚、王焘曾等纂:《嘉定县续志》卷五,风土志,风俗,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清宣统至民国年间,江苏南汇县:

团区濒海,素著俭勤,虽士大夫家,居只布素,有事偶服绸绫。同、光间,衣服渐渐逾格,即奴隶亦穿绸着缎。近则以钱为胜,甚厌绸布而喜呢绒者,虽有节衣之布告、布衣之大会,不问也。至于宴会,向只六簋、八簋,今用山珍海味,甚有除鸡、除肉等名称,而燕窝、鱼翅,犹粗鄙品也。

——傅学洙纂:《二区旧五团乡志》卷十三,风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明弘治七年(1494年)前,京师保定府:

土狭而田硗,民贫而俗朴,稍事诗书之业,略无侥幸之风,土产无甚奇货,商贾舟楫罕至。

——章律修,张才纂:《重修保定志》卷之一,风俗,明弘治七年刻本。

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前,直隶宣化府宣化县:

宣化地瘠民贫,风俗朴素,人民多务农,营商者少。

——陈坦纂修:《宣化乡土志》风俗,清康熙五十年抄本。

清同治九年(1870年)前,直隶广平府曲周县:

曲地平而土疏,田非膏腴,俗无机巧,田舍翁勤耕织。

——王延桂、存禄修,刘自立等纂:《曲周县志》卷六,风俗,物产附,清同治九年刻本。

清同治年间,直隶永平府迁安县:

自神农氏日中为市,而周官遂有司市之掌,盖以通商亦以便民也,而民之所好,即为商之所趋,市场贵贱,足以征风尚焉。迁邑僻瘠,习俗较永郡他属为朴,然自迩年洋舶沓来,技尚淫巧,市肆所陈,率非日用所急需。王制云:器之不中度量者,不鬻于市,黜奇异,崇本务,有心世道者,当不能膜视之也。

——韩耀光等纂修:《迁安县志》卷八,市集,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后,直隶保定府望都县:

自铁路交通,风气一变,城市及较富村镇,居民生活程度渐高,而乡村普通居民,俭朴之风仍未尝稍异,兹将民生状况纪其概略如下。衣:县西、南两部地质稍沃,种棉者多,妇女皆习纺织布为业。居民率衣土布,自织自用,只取其蔽体御寒,不求华美。寻常衣服,棉改袷,袷改单,敝而后已,虽褴褛之衣,犹作鞋履之用,不肯轻于一掷。从前用洋布者甚少,夏葛冬裘、锦衣绣裳者,虽上户亦不数观。农工之家,布鞋、草笠以为常,非冠婚丧祭,不衣新衣,否则皆嗤为奢华。近年渐趋浮华,洋布、呢绒恒见于市,富厚之家,仕宦之人,多服之。现在提倡国货,各公务人员、各学生一律易以土布短服,以为民倡,盖崇俭也。

食:望民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所食者以小米为大宗,小麦次之,大麦、高粱、玉蜀黍又次之。中上之户,饭皆粗糠,中下之户,则皆搀糠和菜为食,半年粮尚不足,一遇凶年,恐慌立至,则树叶草根亦以充饥。小麦、面粉皆不常用,麦秋之后,家家食麦面数日,藉酬农工之劳,过节度岁亦食之,余者收藏备粜,以为度日之费。日常食用,以小米为主要品,不尝酒肉。一年之中,春冬以菜蔬、红薯、白菜,夏秋以萝卜、北瓜等物为菜羹,用以佐餐,俗云“糠菜半年粮”,盖述实也。豆酱一种,家家不备,香油、酸醋食者恒鲜,昼长之时,日食三餐,昼短减为二餐。集市之间,豆腐、酥酪、火烧饽饽而外,无他珍馐。城东高岭一带,产谷最佳,春小米为粥,香滑适口,皆乐食之,诗云“唐俗勤俭”,此其遗俗欤?

住:望邑民房有瓦屋、砖屋、土屋数种,瓦屋甚少,砖屋约十之一二,土屋占十分之八九。民俗迷信风水,一遇筑屋,须请堪舆家相其阴阳,按照五行星宿方位相生相克,以定吉凶,盖为在昔卜宅之遗意欤?室家居处,按宅之上下,定长幼之次,所以明尊卑也。

行:县境泉河纵横,桥梁利涉,惟水仅细流,无舟楫之利。铁路斜贯,城距车站仅一二里,南达汉口,北通平、津,商旅往来,无不称便。全县无轿车,至于四轮马车、胶皮洋车、四轮汽车更属无有,人民乘坐均用载重两轮大车,另备木架席棚或布帏,有事时,则临时安置如轿车然。又有单轮推车,亦载物二三百斤。近年脚踏轮盛行,商人及各机关多用之,普通人民率皆步行,彼乘骡马、跨驴者,恒不之见。

衣、食、住、行而外,日用之物亦有可以纪述者。光绪庚子以前,居民取火以火镰、火绒、火石取火,燃灯则以瓦灯、棉子、豆麻等油,炊爨率用柴薪,吸烟则烟叶、烟丝,皆国产也。近则取火易以洋火,燃灯多用煤油,而油坊稀少,炊爨以柴薪不敷,半用煤炭,他如纸烟充斥,洋货盛行,漏卮之巨,可胜言哉!

——王德乾等修,崔莲峰等纂:《望都县志》卷十,风土志,民生状况,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清代后期至民国年间,河北高阳县:

本县地居平原,土性硗薄,在晚清时代,人民生活备极艰苦,后以提倡工业,全县日渐繁荣,商业繁盛,生活日裕,风俗渐靡,而对于力农亦渐就颓废,盖终年劳苦,不逮工业一月所入。而城市商贾云集,市廛栉比,教育因之大受影响,盖小学毕业后,多转入商界,即不求升学矣。

——李大本修,李晓泠等纂:《高阳县志》卷二,风土,民生,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清代后期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前,河北元氏县:

元民以农为本,所食者率皆本地所树之粟,所衣者率皆本地所出之棉,男耕女织,终岁勤劳。常见农民自顶至踵所用衣、袜、鞋、带皆由自力织成者。如此,则不言抵制外货,而舶来品无由输入也。自京汉路通,民风日侈,饮食衣履渐讲时髦,外货之销售日多,而失业者为数甚夥。至居住一节,房屋虽亦趋繁华,然平房居多,大抵半砖半土,若楼房瓦屋,城镇外,不易睹也。凡出行,近时无论士商必脚踏自行车,故自行车之销路有一日千里之势,惟农民出门多步行。西境多山路,妇女多骑驴;东境平坦,妇女咸赖车马以代步。总之,人民生活程度日渐增高,财政日形拮据。清末普通民众冬、春两季食糠秕、茹菜根者居其大半,今则不及三分之一,且土货日减,洋货日增,生活艰难,债台高筑,民众之借债于邻封及石庄者,比比然也。故提倡实业,救济民生,诚为当今之亟务。

——王自尊、李林奎纂修:《元氏县志》风土,民生,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6年)前,山西大同府应州:

间尝闻之故老:应州人,专务稼穑,不知纺织;终岁家居,懒出经营。土瘠而多思善,俭啬有古唐人风。平居招与,辄对面相名;士大夫见,彼此称字。少者拜,长者不答。婚姻论门第,不论富势。里中子弟,浮薄者常羞见长老,畏避之,其质直类如此。至于今,则稍稍凌迟矣。器物日硗,衣冠日诡,市井日欺,顷者,里夫贱胥,且以号称;饮食宴会,率竞以侈。甚至博弈纵饮,武断轻生。饭僧念佛,男女晓夜无倦。

——王有容修,田蕙纂:《应州志》卷一,风俗,明万历二十七年刻本。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前,山西隰州:

旧志云:“人不事商贾,勤于耕牧,简于日用,妇事蚕而不能织纺。婚姻死葬,邻佑相助。”又云:“有神农稼穑之遗风。温阳十里,亦多桑蚕之务焉。”

——钱以垲纂修:《隰州志》卷之十四,风俗,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

清光绪六年(1880年)前,山西绛州河津县:

县境水深土厚,俗尚勤朴。南原地广人稀,专事农亩;北乡地沃人稠,民以负戴食,因陋就简,犹有古风。

——茅丕熙等修,程象濂等纂:《河津县志》卷之二,风俗,节序附,清光绪六年刻本。

清光绪八年(1882年)前,山西平定州寿阳县:

勤俭质朴劲悍少文,大率居民务本者众,故耕农之外,别无生理。近代以来,兼资纺织而贸易于燕南塞北者亦居其半。

——马家鼎等修,张嘉言等纂:《寿阳县志》卷十,风土,风俗第二,清光绪八年刻本。

清代后期至民国六年(1917年)前,山西临县:

境内水陆不通,天时地理阻力特甚,以致民无远志,且无论航海渡关经商作工者绝无其人,即本地城镇之坐贾行商,数十年前皆系客民。土人安于椎鲁,不知为也。乡民非纳粮不至城市,甚有终身未见县城者。近年民智渐开,城镇坐贾以及肩挑贸易,本地人已居多数。

——胡宗虞修,吴命新纂:《临县志》卷六,区所谱,区所,民国六年铅印本。

清光绪七年(1881年)前,陕西同州府大荔县:

大荔自遭回乱(诬指回民起义——引者),各乡及朝、渭富室避居城中,服食器用竞趋华丽,朴素之风为之一变,街巷车马粼粼往来如织……市商一饭亦动费七八千。

——饶应祺修,马先登等纂:《同州府续志》卷九,风俗志,清光绪七年刻本。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前,陕西延安府靖边县:

邑人业农者多,工商寥寥,油房、客栈外,绝鲜经营。

——丁锡奎修,白翰章纂:《靖边志稿》卷一,田赋志,物产,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民国二十年(1931年)前,陕西潼关县:

潼关虽当秦、晋、豫三省之交,然风俗之淳固称自古昔。近因铁路已通,事变日多,娼妓纵横,良贱杂处,更有奸人假乩敛财,恣为煽诱,曾几何时,已非复当年之旧。

——罗传甲修,赵鹏超纂:《潼关县新志》卷上,地理志,风俗,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明天启元年(1621年)至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甘肃阶州成县:

成县,古成州旧郡,川原平衍而偏狭,民以耕织为业。居食自足。

——杨恩纂修,纪元补订:《巩昌府志》卷七,风俗,明天启元年修,清康熙二十七年补订刻本。

清康熙二年(1663年)前,甘肃凉州府隆德县:

隆德僻处山谷之间……民止农作,不习商贾之事。……男子冬夏披羊裘,间著疏布短衣,即称富民。……能织褐,又渍麻及胡麻为布,但粗恶特甚,村民自蔽体耳。

——常景星修,张炜纂:《隆德县志》上卷,风俗,清康熙二年刻本。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前,甘肃兰州府:

兰属本属边地,自建设会城以来,四方冠盖相属,附郭之地渐染以熟,日趋于文。

——陈士桢修,涂鸿仪纂:《兰州府志》卷二,地理志,风俗,清道光十三年刻本。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前,山东兖州府泗水县:

大抵泗民业农桑者居多,喜树植,事畜牧。士及工、贾皆不废农事。

——赵英祚修,黄承睦纂:《泗水县志》卷九,风俗志,清光绪十九年刻本。

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前后,南京徐州砀山县:

地僻民聚,躬稼食力(嘉靖年州志)。

——刘王瑗纂修:《砀山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前,南京扬州府兴化县:

兴化地多陂泽,民居水乡,以农渔为业,舟楫为途,淳厚而力勤稼穑。

——朱怀干修,盛仪纂:《惟扬志》卷之十一,礼乐志,风俗附,明嘉靖二十一年刻本。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前,南京扬州府江都:

国朝江都当江淮之冲要,民俗喜商,不事农业,四方客旅杂寓其间,人物富盛,为诸邑最。其乡沙土甚平旷,民皆务农为业。

——朱怀干修,盛仪纂:《惟扬志》卷之十一,礼乐志,风俗附,明嘉靖二十一年刻本。

明隆庆六年(1572年)前,南京淮安府海州(2)

土虽广远而瘠薄,海产鱼盐,民多逐末,故田野不辟,米粟不丰,小民不出境事商贾,不习工艺,虽本土贸易之事,亦皆外来人为之,故民多贫。

——陈复亨纂修:《海州志》卷之二,风俗,明隆庆六年刻本。

明万历六年(1578年)前,南京扬州府通州:

贫者力作取食,而商不列行,不赶集,不以女妇主店,不久客在外,堇堇于本土贸迁有无。

——林云程修,沈明臣等纂:《通州志》卷二,风俗,明万历六年刻本。

明崇祯六年(1633年)前,南京扬州府泰州:

泰俗民朴而鲜淫巧,士重信义,斥浮薄。今渐以奢侈相尚,宴会、服饰比于三吴。

——刘万春纂修:《泰州志》卷一,职方志,风俗,明崇祯六年刻本,传抄本。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前,江苏镇江府:

大江蜿蜒七千余里以达于江阴之海门而入海,其势平衍漫流,无复奔腾冲突怒涛骇浪之险异,而金、焦峙乎其中,片石孤撑,峻岩秀拔,其下涌沙洲五十余,而开沙为最大,绵亘六十余里,俨若古子男之邦。田土沃腴,物产饶裕,居民万余家,习诗书,务耕渔,风淳俗茂。

——王锡极纂,丁时霈增纂,王之瑚删订:《开沙志》,王之瑚序,清康熙五十二年修,民国八年刻本。

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江苏淮安府:

阜宁,地界山盐,土俗与山盐相类。近日风气渐开,文物浸盛,地多流寓,齐、鲁、徽、闽之人杂处,趋向不一。

——卫哲治等修,顾栋高等纂:《淮安府志》卷十五,风俗,属邑,清乾隆十三年刻本,清咸丰二年重刻本。

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江苏淮安府清河县:

清河,土田常罹水患,多歉少收,旧俗吉凶礼简,室服从朴,器无华饰。近滋奢侈,仍次于淮。

——卫哲治等修,顾栋高等纂:《淮安府志》卷十五,风俗,属邑,清乾隆十三年刻本,清咸丰二年重刻本。

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江苏淮安府安东县:

安东,盐鹾孔道,土沃物丰,生齿蕃庶,士知学而民畏法,近罹河患,丰歉不常。

——卫哲治等修,顾栋高等纂:《淮安府志》卷十五,风俗,属邑,清乾隆十三年刻本,清咸丰二年重刻本。

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江苏淮安府盐城县:

盐城,僻处海隅,四方舟车不至,稼穑而外,以捕鱼治鹾采薪织蒲为业,章缝之士争掇科第,与山阳相埒。往昔布帛菽粟专尚节俭,近则酒醪纂组,踵事增华。

——卫哲治等修,顾栋高等纂:《淮安府志》卷十五,风俗,属邑,清乾隆十三年刻本,清咸丰二年重刻本。

清同治年间,江苏淮安府山阳县:

近兵燹残破,稍复古矣,然轻纨绮毅、丰狐大貂、妇女锦绣饰缘,值过衣材。宾朋高 ,鲑珍奇腴,一饭之费至兼金以上,则犹未尽革也。

——存葆等修,何绍基等纂:《重修山阳县志》卷一,疆域,风俗,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清光绪七年(1881年)前,江苏江宁府高淳县:

近年俗渐增华,嫁女娶妇,或有破产业以营妆奁夸从舆者。

——杨福鼎修,陈嘉谋纂:《高淳县志》卷四,疆域,风俗,清光绪七年刻本。

清朝末年(3),江苏苏州府昆山、新阳县:

邑人素尚俭约,食不厌疏粝,衣不尚文绣,城居之民有老死未尝越境者。自苏沪铁路成,邑境实为孔道,商贾贸易繁盛于旧,而居民亦习于奢华,轻于出游。

——连德英等修,李传元纂:《昆新两县续补合志》卷一,风俗,民国十一年刻本。

民国九年(1920年)前,江苏六合县:

居处城内瓦屋甚多,草屋寥寥;乡镇瓦屋居十分中之三,草屋居十分之七;乡村瓦屋百中之一,草屋百中之九九。……衣服所以章身……乃靡俗相渐,绮罗相耀,外腴中枯,恬不为怪,随时制度,导以奢华,吁,身日富而家日贫,鲜不病矣。……茶坊酒肆座客常盈,市脯烹鲜,虽贫不免,且有以精异相夸、优乐相助者,富家一脔之味可当贫家数口之粮。

——郑耀烈修,汪升远等纂:《六合县续志稿》卷三,地理志,风俗,民国九年石印本。

明朝初年至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前,浙江宁波府象山县:

庸庶勤于耕稼,少蚕织,多渔盐,无巨室巨商,淳厚有古遗风焉。明初蒋国子景高曰:人乐家居,而惮远行,去家百里,率有难色。

——史鸣皋修,姜炳璋等纂:《象山县志》卷之一,地理志,风俗,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前,浙江宁波府象山县:

民多刚劲质朴,利渔盐,务稼穑,乐于家居,而惮于远出,去家百里,辄有难色,语京师则缩缩丧气。

——周希哲修,张时彻纂:《宁波府志》卷四,风俗,象山,明嘉靖三十九年刻本。

明隆庆年间至清乾隆六年(1741年)前,浙江宁波府慈溪县:

隆、万后,有仕宦挟重资者,遂开奢荡之风,其俗所由变耶。

——曹秉仁等修,万经等纂:《宁波府志》卷六,风俗,慈溪县,清雍正十一年刻本,清乾隆六年补刻本。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前,浙江宁波府象山县:

邑负山环海,民多刚劲而质直,利鱼盐,务稼穑,乐家居,而惮远出。

——吴学周修,陆应阳等纂:《象山县志》卷三,风俗,明万历三十六年刻本。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前,浙江台州府仙居县:

其地硗,其俗啬,无雕镂纂组之奇,故农事不害,女红不伤,使悉一方之力供一方之用。

——顾震宇等纂修:《万历仙居县志》卷四,食货,明万历三十六年修,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前,浙江处州庆元县:

庆元山多田少,地僻民朴,舟楫不通,市无商贾,耕读之外无余事。

——程维伊修,吴运光等纂:《庆元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清康熙十一年刻本。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前,浙江金华府东阳县:

族居岩谷,不轻去其土,以耕种为生,不习工商。

——张荩修,沈麟趾纂:《金华府志》卷五,风俗,东阳县,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宣统元年重印本。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前,浙江金华府永康县:

总县之民,什九为农,士与工商,处其什一。

——沈藻修,朱谨等纂:《永康县志》卷六,风俗,清康熙三十七年刻本。

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前,浙江衢州府:

水以南,民务耕稼;其北,尚行商。

——杨廷望纂修:《衢州府志》卷三十五,风俗,清康熙五十年刻本。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至乾隆六年(1741年)前,浙江宁波府奉化县:

奉邑枕山襟海,多鱼盐之利、竹木之材,昔人所称陆海者近之。然木浅势泻,舟楫难通,境内之货不得出外方,淫巧之物亦无自至,衣食皆资于本邑。

——曹秉仁等修,万经等纂:《宁波府志》卷六,风俗,慈溪县,清雍正十一年刻本,清乾隆六年补刻本。

清乾隆初年至光绪三年(1877年)前,浙江嘉兴府海盐县:

茶坊,乾隆初年无有也。邑城只县前及马头有之,亦不甚闹。自后城中渐有增设,既而市镇亦有之,今则所在都有,凡村落之有桥亭者无不然也。

——王彬修,徐用仪纂:《海盐县志》卷八,舆地考,风土,清光绪三年刻本。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前,浙江宁波府象山县:

城市之民皆事农业,凡士宦家、兵家、商贾家,无不畜耕牛负耒耜者。其男女虽极贫苦,不肯鬻为僮仆为婢。

——史鸣皋修,姜炳璋等纂:《象山县志》卷之一,地理志,风俗,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

清乾隆年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浙江嘉兴府嘉善县:

乾嘉时,风尚敦朴。咸、同而后,渐染苏沪风气,城镇尤甚,男女服饰厌故喜新,东南乡多小市。

——江峰青修,顾福仁纂:《重修嘉善县志》卷八,典秩志下,风俗,清光绪二十年刻本。

清代前期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前,浙江定海县:

五十年前,敦尚质朴,虽殷富之家,男女皆衣布素。非作客、喜事,罕被文绣者。海通以后,商于沪上者日多,奢靡之习由轮舶运输而来,乡风为之丕变。私居 服,亦被绮罗,穷乡僻岛通行舶品。近年虽小家碧玉,亦无不佩戴金珠者矣。往往时式服装,甫流行于沪上,不数日乡里之人即仿效之,较鄞镇等邑有过之无不及。

——陈训正、马瀛纂修:《定海县志》册五,方俗志第十六,风俗,民国十三年铅印本。

清代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前,浙江象山县:

数十年前,尚有乡民终老未至城市者,而今则无远勿届矣。非特男子出外游学或经商,远至各省及各国,即妇女之出外省者亦实繁有徒,世风为之一变。

——李洙等修,陈汉章纂:《象山县志》卷十六,风俗考,古今俗习,民国十六年铅印本。

清宣统二年(1910年)前,浙江临安县:

田少山多,鲜巨富又乏珍产,无奇技淫巧。妇女缫丝,北工于南。商贾贸茶,南多于北。居民不喜远游,土产俱贸迁近地。

——彭循尧修,董运昌、周鼎纂:《临安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清宣统二年活字本。

民国十二年(1923年)前,浙江镇海县:

自交通便利,镇邑以商起家者衡宇相望,昔人谓,室无再世之富,今非其时矣。惟农工之学尚待讲求,鱼盐薪米之外,日用所需多仰给于他郡。出口之货,北乡有棉布,南乡有锡箔,柴桥有茶芽、杨梅、柑桔之属,他无闻焉。士子素以离乡为戒,今则出洋求学者亦多有之。

——洪锡范、盛鸿焘修,王荣商、杨敏曾纂:《镇海县志》卷四十一,风俗,民国十二年修,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民国十六年(1927年)前,浙江象山县:

各烟均属消耗,而以纸烟为尤甚。始则学为时髦,后乃成为习惯,近且无人不吸。考其金钱之损失,全邑每年不下数十万元。……禁吸鸦片十余年来,尚不能净绝,而纸烟之害更有甚于鸦片者。

——李洙等修,陈汉章纂:《象山县志》卷十六,风俗考,古今俗习,民国十六年铅印本。

唐代至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前,江南东路徽州(4)

其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其后寝有文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其山挺拔严厉,水捍洁;其人多为御史谏官者。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女子正洁,不淫佚;虽饥岁不鬻妻子,山谷民衣冠至百年不变。自唐末,赋不属天子,骤增之,民则益贫。然力作重迁,犹愈于他郡。比年多徙舒池无为界中。歙为负郭县,其民之弊,好为人事,泥葬陇卜窆至择吉岁,市井列屋,犹稍哆其门,以愫吉向。休宁俗亟多学者,山出美材,岁联为桴,下浙江,往者多取富。女子始生,则为植槠,比嫁斩卖以供百用,女以其故,或预自蓄藏。始秦黟地广,今更为小县,俗淳俭。绩溪俗有二,由徽岭以南,壤瘠赋重而民贫;其北,壤沃赋平,人有余,则柔循,然愚民嗜储积,致不欲多男,恐子益多而资分始少。苏公谪为令,与民相从为社,民甚乐之。其后,里中社辄以酒肉馈长吏,下及佐史,至今五六十年,费益广,更以为病。婺源阻五岭,其趋鄱阳径易。唐末常使总浮梁德兴诸县盐榷,县专其兵,与鄱通封疆,则民俗近之。前世贤吏,多表其民之良以为劝。祁门水入于鄱,民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自给。俗重蚕,至熏浴斋洁以饲之,此其大凡也。

——罗愿纂:《新安志》卷一,风俗,宋淳熙二年纂,清康熙四十六年刻本。

明弘治至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前,南京徽州府歙县:

国家厚泽深仁,重熙累洽,至于弘治盖綦隆矣。于是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口口不生,婚嫁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诚哉一时之三代也!岂特宋太平、唐贞观、汉文景哉?诈伪未萌,讦争未起,芬华未染,靡汰未臻,此正冬至以后、春分以前之时也。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也。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描,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后、夏至以前之时也。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滑侵牟。于是诈伪有鬼域矣,讦争有戈矛矣,芬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此正夏至以后、秋分以前之时也。迄今三十余年则迥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

——张涛修,谢陛纂:《歙志》,风土,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

明朝年间,南京徽州府休宁县:

明兴,椎朴少文,里子不识城市。……熙治以还,人文投起。嘉隆间,汇拔联翩,云蒸龙变,即就试有司,动至数千人。其有怀才而登别籍,或怀资而登成均。至占籍者,国伙于乡;起家者,客埒于主,文岂不日盛哉。

——李乔岱纂修:《休宁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明万历三十五年刻本。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前,南京凤阳府天长县:

本县东北乡多圩田,西南乡多冈阜。富家妇女骄逸,不知纺缉;中家妇女力田稼,亲井臼。

——邵时敏修,王心纂:《皇明天长志》卷三,人事志,风俗,明嘉靖二十九年刻本。

明嘉靖年间至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前,安徽徽州府:

吾闻之先大父曰:嘉隆之世,人有终其身未入城郭者。……有少与外事者,父兄羞之,乡党不齿焉。今则武断者比比矣。而闭户不出者,即群而笑之,以为其褦襶若此也。

——丁廷楗、卢询修,赵吉士等纂:《徽州府志》卷二,风俗,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前,安徽徽州府黟县:

农人终岁勤劬,亩收不给,多远取于池饶。贫不能负者,仰采岩谷薇葛以充。习向重离土,一闻挟薄资,游都会,相戒摇手。近始学远游,亦知权低昂时取予,岁收贾息,然其家居务俭啬,与贫瘠者等。

——王景曾修,尤何等纂:《黟县志》卷一,风俗,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前,安徽徽州府黟县:

徽商遍天下,而黟独事耕作,鲜经营。徽号华邦,而黟多朴陋。虽休、歙不远数十里,终不以侈丽易其俗。

——王景曾修,尤何等纂:《黟县志》卷一,风俗,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前,江西袁州府萍乡县:

溪濑湍急,大舟不得进,四方工巧奇靡之费不至,其民不见可欲,贫者间操商业,贸易不出境内。

——锡荣、王明瑶纂修:《萍乡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清同治十一年刻本。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前,福建邵武府:

邵、光、泰三邑之民,力田树艺,鲜为商贾,商贾亦鲜至。土地小狭,人民众,无兴贩贸通之利。……闻十年之前未有以鹅筵宾者,今间或有之。蜜添饭至数十品,衣帽渐鲜,亦有为商贾者矣。建宁土地膏腴,专有鱼稻油漆芋布之利,以通商贾,邻于建昌。

——邢址修,陈让纂:《邵武府志》卷二,地理,风俗,明嘉靖二十二年刻本。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前,福建建州府闽县:

小民谨事畏法,耕稼鱼盐为生,道学几于洙泗。迩来崇侈,婚嫁竞丰,饮食衣服靡费滋多,实士大夫家倡之。

——王应山纂:《闽都记》卷一,福郡建置总叙,明万历四十年纂,清道光十一年刻本。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前,福建泉州府永春州:

农居山谷,勤稼穑,种麻芋,妇女专辟织、园蔬、池鱼、山果。取自给,弗鬻于市。陶型之器亚于饶磁,蜃蛤鱼盐皆从外邑转贩。市无巨商大贾,稍有力者营田积谷,以图温饱,不肯出资逐什一之利。

——郑一崧修,颜踌等纂:《永春州志》卷七,风土志,风俗,德化县,清乾隆五十二年刻本。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前,福建邵武府建宁县:

土地膏腴,专有鱼、杉、油、漆、芋麻之利,以通商贾。邻于建昌,染为奢俗,谚曰:千金之家三遭婚娶而空,百金之家十遭宴宾而亡。

——王琛、徐兆丰修,张景祁等纂:《邵武府志》卷九,风俗,建宁县,清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前,河南怀庆府孟县:

男耕女织,勤于本业。

——布颜、杜琮修,洪亮吉纂:《新修怀庆府志》卷三,舆地志,风俗,清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民国十三年(1924年)前,河南考城县:

凡在集镇者多营商贾,在乡村者多务耕耘。停科试之后,士之兼农工而转业商贾者亦复不少。

——张文清修,田春同纂:《考城县志》卷七,物产志,习尚,民国十三年铅印本。

民国九年(1920年)前,安徽英山县(5)

虽极贫困,不肯轻去乡里,故游宦者少。今则风气稍开,宦游就学及出外经商者日众。

——徐锦修,胡鉴莹纂:《英山县志》卷一,地理志,风土,民国九年活字本。

清同治年间,湖南永州府江华县:

江华民瑶杂处,编竹为篱,结草为庐,衣布帛而不文绣,食稻粱而不珍馐。人敦古,处士少宦情,一二殷实之家,岩栖谷汲,有老死不识官长者。城市无茶坊酒肆之设,青楼尤所未睹,妇女多跣足操井臼,不炫妆饰,此其可风矣。

——刘华邦等纂修:《江华县志》卷之十,风土,风俗,清同治九年刻本。

秦代至宋代年间,广南东路广州番禺:

番禺隶省会,自秦开粤即为州郡牧佰所莅。……自是而后,衣冠士族渐次南徙,人物、风俗浸与上国争衡。宋时旧记言,番禺大府,节制五岭,秦汉以来,号为都会,俗杂五方,海舶贸易,商贾辐辏。

——李福泰修,史澄等纂:《番禺县志》卷六,舆地略,风俗,清同治十年刻本。

明清之际,广东广州府顺德县:

顺德割南海三都膏腴,人民富庶,水乡为多,聚族以处,烟火稠集,楼房高至五六丈,遥望之如浮阁,高出林表,参差不一。最富豪者有回字楼,高倍之,四檐落水,内阁三层,中有八柱厅,下有井有窑,积柴米其上,虽有寇盗,可数十日守,俨若一城墉焉。明末俶扰,每恃此备盗,其制出而愈巧,防火则四墙皆可喷水,或盗已入,则抽其机,而室地忽陷于穴,因获焉。国朝承平久,十毁其八矣。

——戴肇辰等修,史澄等纂:《广州府志》卷十五,舆地略七,清光绪五年刻本。

清朝年间,广东琼州府崖州:

民风朴茂,不喜华靡。衣服宫室,概从简略。士兼耕读,农务种植。妇女纺绩吉贝,为斜纹花布等形,兼治外务(旧志参府志)。田畴,一年再熟。冬种夏熟曰小熟,夏种冬熟曰大熟。高田山园种旱稻、番薯、菽、麦,以代粒食(参府志)。安土重迁,不事远贩,惟货土产,槟榔、椰子,及沙糖、生油、藤板、皮张、沉香、益智、艾粉等物,皆不甚抵值,故产计万金者,城落无数家(参府志)。

——张隽等纂修:《崖州志》卷之一,舆地志一,风俗,郭沫若1962年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清乾隆以前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前,广东肇庆府四会县:

乾、嘉以前,俗尚敦朴,富者守田业,贫者勤职事,物价不昂,家易给足,民无越境以谋生者。士之藉授徒以糊口者亦上至广宁而止。嘉庆末年,乃有遣子弟学工艺、佐懋迁于佛山、省城者。己固讳言之,亲友亦私相谓曰某近果切干耶,何使其子弟出外学生意也。盖俗谓贫曰切干,谋生曰做生意也。道光之初,俗渐奢华,富者日贫,贫者益不给,遂相率往佛山、省城以图生计,而士亦多就馆于省镇、南海各乡。洎乎各口通商而后,之上海、之福州、之天津、之九江、之汉口者实繁有徒,父诏其子,兄勉其弟,皆以洋务为汲汲,而读书应试之人日少,即青衿中亦有舍本业而从事于斯者。同治以来,更远赴外洋各埠矣。

——陈志喆等修,吴大猷纂:《四会县志》编一,舆地志,风俗,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民国十四年铅字重印本。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前,广东韶州府翁源县:

翁邑在昔地旷人稀,俗重稼穑,少商贾,习尚简朴。迩来户口殷繁,逐末者多,风气渐趋华靡。

——谢崇俊、蒋善功修,颜尔枢纂:《翁源县新志》卷四,舆地略,风俗,清嘉庆二十五年刻本。

清同治年间,广东广州府南海县:

会城巨室,于亲殁后,建水陆道场,以超度亡鬼,不必中元节也,名曰放水陆,亦曰放路灯。一切亭宇、仪仗、器物均以纱绢装成,尽态极妍,列绣摛锦,南油北烛,兼巷竞街,火树银花,东船西舫,伦好毕集,士女倾城纵观,掷等身金以炫一宵之豪侈,而冀以资冥福也。二十年来,此风顿息,殆不可复。噫!

——郑梦玉等修,梁绍献等纂:《南海县志》卷二十六,杂录下,清同治十一年刻本。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前,广东韶州府:

习尚简朴,不事纷华,俗重稼穑,山泽无禁,耕樵织红可以自给,山谷之民有老死不见官府者。然土多硗瘠,终岁勤动,仅给衣食而已,市井贸易自日用饮食之外,珍奇之货不售焉(旧志)。

——额哲克等修,单兴诗纂:《韶州府志》卷十一,舆地略,风俗,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清光绪初年,广东广州府:

城西外省商贾蜩集,不善用财,品物颇繁,多事暴殄,外负富饶之名,而内实贫困。丧祭送终之礼,荡然无制,朝富暮贫,常甘心焉。狱讼、关市、斋醮、祈禳、张灯、演戏、博弈、 游,虽罄家资亦为之。其小民贸易者,多作髹金轻薄之器,而店肆多悬炙牲萃肉,人以为富,实所得不过锥刀。君子则趋时附势,谋食忧贫而家鲜巨资者,村乡则萧条日甚,大抵秽恶之语,侈为美谈。丰登之年,甘为盗贼,此其最不美者也。其小民多营求在官以自利,舞文者巧取关节,健讼者乐嗜刑罚,自宋已然,迄今为甚,富者多为吏承,贫者多为门皂,主文招案,南海实繁,习染侈靡,游手未尽归农,赌风盛张,无赖或潜为盗,任智健讼,好刀笔,里中缙绅士类,就敛手避之矣。

——戴肇辰等修,史澄等纂:《广州府志》卷十五,舆地略七,清光绪五年刻本。

清光绪初年,广东广州府:

国初,宫室器服有度。今富者缛绣罗纨,妇人首饰翡金珠,器皿宫室,雕斫黝垩,召客珍穷水陆。富者欲过,贫者欲及,大抵富日趋而贫,俭日趋而侈,质日趋而文,移其末而归其本,而后教可成也。

——戴肇辰等修,史澄等纂:《广州府志》卷十五,舆地略七,清光绪五年刻本。

清光绪初年,广东广州府香山县:

县城富家妇女,出必肩舆,亲串遣婢媪随行,多者二三十人,笼灯灼烁,履声橐橐,喧坊里。日间无事,泽以脂粉,旁奉水烟壶吸之。婢长,纳资尼庵受戒,名曰斋姑,出入富贵家。妇女给资,倩之梳头。亦有婢长自赎而雇工者,要皆流荡无家,诲淫滋事。

——陈沣纂:《香山县志》卷五,舆地下,风俗,清光绪五年刻本。

清光绪五年(1879年)前,广东广州府香山县:

邑惟南乡人多商于外,余则专恃田产。邑城富者置田,贸易非所长。村落小民概业于耕,故农伤则举邑疲弊。

——田明曜修,陈澧纂:《香山县志》卷五,舆地下,风俗,清光绪五年刻本。

清光绪十年(1884年)前,广东潮州府潮阳县:

富家衣被罗纨,亦尚布素,冬月或披裘。贫者则全以芋布、棉布为终岁之资,居常曳屐,晴雨无分。潮俗类然矣。今则厮役家且有斗文绮者,妇女昔尚淡素,最为近古。自航海往来苏、松间,颇效艳妆,惟山乡僻壤仍有椎髻,所食大半取于海族,故蠓生、鱼生、虾生之类,辄为至味,而嗜蒌叶、槟榔者,往往红潮登颊焉。

——周恒重修,张其朗等纂:《潮阳县志》卷十一,风俗,清光绪十年刻本。

清光绪十年(1884年)前,广东潮州府潮阳县:

望族营造屋庐,必建立家庙,尤加壮丽。其墟市虽多茅舍竹篱,而城乡中强半皆高闭闳、厚墙垣。家有千金者,必构书斋,雕梁画栋。民居俱用蛎灰和沙土筑墙,地亦如之,坚如金石。

——周恒重修,张其翔等纂:《潮阳县志》卷十一,风俗,清光绪十年刻本。

清光绪中叶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前,广东开平县:

男务耕耘,女勤纺织,器用俭朴,少雕缋之饰,衣裳布素,无锦绣之文。此素风大变于光绪中叶以来,又男多出洋,女司耕作。古者男耕女织、夫耕妇馌,无以妇女沾体涂足杂作于田间者。北省至今犹古也。北人南来,初以妇女裸足不袜为异事,何况裸足至两膝以上,今不独田间然矣。

——余棨谋修,张启煌等纂:《开平县志》卷二,舆地略,风俗,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清光绪年间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前,广东恩平县:

男耕女织,在昔成为风气。惟光、宣而后,质朴之习已变浮华,衣服多尚丝绸,妇女鲜事纺绩,士夫皆于嬉游,日以麻雀相从事,亦风气一大变也。

——余丕承修,桂坫纂:《恩平县志》卷四,舆地,风俗,民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清末至民国初年,广东始兴县:

始兴民性质朴,少于争讼。男则力农功,而罔事商贾者,有皓首而足迹不履城市者。妇女惟好纺绩,居室仅足以蔽风雨,衣服皆朴素而无华饬。迩来趋尚礼仪,风俗丕变,服饰、居处、衣冠、文物蔚然可观,亦庶乎与中州无异焉。

——陈赓虞等修,陈及时等纂:《始兴县志》卷四,舆地略,民国十五年石印本。

清代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前,广东阳江县:

往昔安土重迁,士鲜游宦,稍知书者终身授徒,年脩仅二三十金,而俯仰自足。经商亦惮远出。贫民佣惟往恩、新邻境作苦工,间有佣于远地或外洋者,大率罕所成就。二十年来,轮渡畅通,凡游学、从军、营利、求禄远行者络绎矣。

——张以诚修,梁观喜纂:《阳江县志》卷七,地理志,风俗,民国十四年刻本。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前,四川保宁府广元县:

环县皆山,出产稀少,食藉耕作,衣藉蓄棉纺织,而蚕桑之利渐兴。

——张赓谟纂修:《广元县志》卷七,风土志,风俗,清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前,四川嘉定府洪雅县:

民业农桑,不娴商贾……村落之民有白首不见官府者。

——王好音修,张柱等纂:《洪雅县志》卷三,方舆志,风俗,清嘉庆十八年刻本。

清代后期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前,四川筠连县:

衣饰,服质以棉麻为主,丝毛次之,贫富不同,服用亦别,富者或丝或毛或棉,贫者终年麻服而已。科举时代,士人幸搏一衿,乃制丝衫缎褂,终身服之,且有遗诸子孙者。近岁毛制革制,愈出愈奇矣。食物,中资之家以食米为主,贫民则食玉麦,间以杂粮。清末,富家食肉,月仅二三次,近则一席之费,亦有当贫民数月粮者。

——祝世德纂修:《续修筠连县志》卷七,人文志,风俗,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前,贵州大定府毕节县:

农人务本力田,有老死不入城市者,沕穆朴实,简陋异常。自开厂设局以来,百货走集,五方杂处,俗渐华靡,不类往日矣。

——董朱英修,路元升纂:《毕节县志》卷一,疆域,风俗,贵州省图书馆据清乾隆二十三年刻本,1965年油印本。

清嘉庆年间,贵州镇远府黄平州:

土著之人读书而外,惟知力田,刀耕火种,以备饔飧,他如诸匠作及铺店皆外省人为之,故四民之中恒士恒农,工商殊少。

——陈昭令修,李承栋纂:《黄平县志》卷三,方舆志,风俗,贵州省图书馆据民国十年稿本,1965年油印本。

清咸丰四年(1854年)前后,贵州安顺府永宁州:

吾永属在边隅,地仅弹丸,大寨不上千家,中寨不上百家,甚至五、六、七家,三、四、五家,星罗棋布,亦称小寨。

——修武谟纂修:《永宁州志补遗》卷四,艺文,贵州省图书馆据清咸丰四年刻本,1964年油印本。

清同治年间至民国时期,贵州安顺:

同治年间仍相沿咸丰时勤俭之风。士惟知务学,以品行自重,以道德相高,以奔走权门为耻。除月课以外,足不履县,非公不至官厅。又复三五人,或六八人私立文社以相砥砺。乡里农民则致力耕耨,不知他务;除纳赋税、送田租外,常有终身埋头田野不入城市者。至于工人,虽无奇巧技艺,然家常日用之所需,本境均能自造自给,不感缺乏。商人虽不远行,然就地方所出,有无相通,利不外溢,民感利便。妇女尤为勤劳,灯前月下,纺织之声比邻不绝。男女服装均极朴素,即富有之家,亦鲜着纱罗绸缎。饮食简单,盘中无非土产,山珍海味,视为奇珍。房舍朴质无文,其阶不过一级二级,若至三级,已非缙绅之家所有。房高则一丈五尺八寸、一丈六尺八寸或一丈七尺八寸者居多,丈八八者已极鲜见。御寒则冠以风帽;士非贡、举,不敢冠以红心,非廪附,不敢饰以红边。光绪初年与同治年间尚无甚差异,以及中叶,鸦片畅行,酷染嗜好者率皆习于怠惰。而托为生业者,以之运销外省,既不免染其华风以归;而两湖、两粤之富商大贾旅此贸易者,又挟彼奢靡之习以俱来。加以土产日盛,商旅日多,市面因之活动,富有者日趋挥霍。踵事增华,互相仿效,惰、奢之风,逐渐养成;至于末叶,更变本加厉。是时,嗜好鸦片者极为普遍,几于无家无之。大约男子占十之六七,女子居十之二三,疲神怠志,旷职废业,莫此为甚。无论衣、食、住房,皆与同治年间大异;勤者变惰,俭者化奢。此风大致黔中皆然,而以安顺为甚,以其地为黔中商旅辐辏之区故也。迄至光绪末年及宣统年间以后行烟禁之故,虽利源稍塞,然勤俭之风则稍有恢复。

——贵州省安顺市志编纂委员会据民国二十年代末稿本整理:《续修安顺府志·安顺志》第十六卷,礼俗志,安顺市志编委会1983年铅印本。

民国时期,贵州安顺:

人民安土重迁,不乐远行,株守故园之风甚盛,乡民有终身未至县城者。对内则汉、夷、苗各族之间,大多不相往来;对外则仅少数汉人因应试与宦游而涉足远方,其余大多不出百里之外。同、光以后,鸦片畅销,湘、川、粤、桂商人陆续前来,各族间亦渐有互通有无与往来者。乡居人民十九务农,且多男女共作。其他各种生业,亦多有妇女参与,如编织什物,大多出自女工,负贩赶场亦有女商人,开矿采煤亦有女挑夫等是。

——贵州省安顺市志编纂委员会据民国二十年代末稿本整理:《续修安顺府志·安顺志》第十六卷,礼俗志,生活状况,安顺市志编委会1983年铅印本。

【注释】

(1)先按省,再按时序编排。为便于阅读,每则资料前,简要提示资料所载内容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时间沿用旧时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地点据当时的行政区划标注。

(2)海州今为江苏连云港。

(3)记事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

(4)徽州在明成化以前称新安府,成化以后至清末称徽州府。

(5)英山县今改属湖北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