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籽棉、蚕丝加工业

一些与农副产品出口直接相关的手工行业的崛起，更是引人注目。上海开埠后，原棉出口的增加，不仅促使周边地区棉花产区的扩展，同时也带动了与原棉出口直接联结在一起的手工轧花业的兴起。在棉花主要产区的南汇县，“同治以来，上海花商收买花衣，于是轧花场地遍地皆是。始用小轧车，妇女手摇足踏，日可出衣十数斤。光绪中，洋轧车出，日可得衣数百斤，小轧车天然淘汰矣”⁽¹⁷⁾。嘉定县，“棉花以车绞去其子，盛以布包，运售他处，昔用土车，自日本车行，今皆改用日车”⁽¹⁸⁾，“轧棉工作，至为普遍”⁽¹⁹⁾。与嘉定、上海县接壤的青浦县东北部，“洋轧车光绪十年间自上海传入，先行于东北乡一带，日出花衣一担有余”⁽²⁰⁾。这些所谓的洋轧车，实际多是由上海民族资本机器船舶修造厂仿造而成。原因是，“棉花出口增加，原来的土法轧花不能胜任，日本轧花机乘机输入，不久民族机器厂即开始仿制”。其需求之大，令制造厂应接不暇，“轧花机销售于上海附近农村，松江、莘庄销路最大，常常供不应求，营业非常发达”，以至于一些船舶修造厂由兼制转为专门生产，截至1913年形成拥有16家专业厂的轧花机制造行业。是年，上海国产轧花机的年销量达2　000余部。除上海郊区外，它们还销往崇明、南通、泰兴等棉花产区，义兴盛铁工厂“最多一天的产量达二十台，主要销往苏北一带”⁽²¹⁾。

铁制轧花机的生产效率，远非旧式轧车所及。“浦东原有的木制轧花车，每天只出花衣3～5斤，脚踏轧花车每天可出花衣60斤左右”，是前者的近二十倍。它的行市，一方面反映了农村手工轧花业的兴盛，另一方面也更推进了轧花业的发展和技术更新。“最早购买新式脚踏轧花车的是浦东及上海郊区的富裕农户。购买数量逐年增加，一般在第一年购一台，以后再购一台，亦有一户购置四五台者。在收花时，雇工轧花，除自轧外，兼营代客轧花，各按重量计算工资及加工费。后花行、花厂设立，行销益广，原有木制轧花机遂逐渐被淘汰。”⁽²²⁾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向机器加工业过渡的趋向，在嘉定真如，“清光绪季年，乡人杨荣逵倡设合义兴花厂，轧售花衣”，初用人力，后改为机械，设有十二匹马力引擎一台，轧花机十五台。手工轧花业的上述发展，令在沪外国人印象深刻。美国驻沪领事佑尼称，在机器轧花厂出现的同时，“华人之在家中按设轧车辆以人力为之者亦复不少，内地轧花仍多用旧法，目睹情形者莫不讶上海变态之速，凡此皆足以勉励栽种棉花之业也”⁽²³⁾。

大量生丝经由上海港源源外销后，苏南浙北产区的蚕丝加工业无论规模还是技术，都有显著发展。蚕户将蚕茧抽丝后，为改善生丝的质地，尚可进行再加工，即把已缫过之丝再摇制。生丝出口畅旺，南浔、震泽等地的丝商为迎合国外丝织业的技术要求，将买进的土丝按等级分发给农户或小作坊再缫制成经丝，因专供出口，人称“洋经丝”。在欧洲市场如法国里昂，未经再加工的丝每公斤售价47法郎，而再缫丝则值63法郎⁽²⁴⁾。江浙蚕丝产区手工缫丝业因此业务繁忙，南浔一带尤负盛名，“法兰西、美利坚各洋行咸来购求，嗣又增出方经、大经、花车经等名称”，加工技术也不断改进，“迩来洋商购经居其半，浔地业丝兼经行者为多。经之名有大经、有绞经、有花车经等名，凡做经之丝，必条纹光洁，价亦胜常，故乡人缫丝之法日渐讲究”。据前去实地察看的外国商人记载，“南浔的主要生产为一种上等生丝，该地亦为附近所产再缫丝之市场”，这种专为出口的再缫丝，产量年有增加，1878年约产4　200公斤。从事该业的手工劳动者“每两工资十文，熟手每日可缫三两至五两，每日可获工资五十文”⁽²⁵⁾。

南浔一带这种手工缫丝业的发展势头迅猛。此前当地以出口辑里丝著称，“嗣后因南浔、震泽辑里大经盛行，洋庄丝（指未再缫制丝——引者）无形淘汰。向之代洋庄收丝之客行，亦纷纷改为乡丝行，收买白丝售与浔、震之经丝行，摇为辑里大经。嗣后又有做成格子称为花经，专销美国者。斯时南浔附近各乡居民及震泽、黎里一带，约有车户二三千户，每家平均约有车四部，每部小车每日出经十两。每百两为一经，每十五经成为一包”。乡土调查资料载，“当辑里大经蜚声欧美之时，大约以一百零六七两之白丝摇为纯经百两，故其时货品均高，外洋甚有信仰，每年出口达一千余万元之谱”⁽²⁶⁾。19世纪80年代上海机器缫丝业兴起后，无锡等新起蚕桑产区的农户多为专业养蚕收茧出售。1886年6月8日《申报》“锡山近况”载，当地“育蚕之家颇乐于售茧，谓较缫丝出售可省烦劳”，不再兼事缫制；南浔、震泽一带传统产区手工缫丝业的发展势头虽有所减缓，但仍有相当规模，故《南浔志》曾自诩“无锡、绍兴率皆售茧，我浔则无不售丝者”。缫丝业的发展，还带动了相关手工业的生产。生丝再加工时，约有10%～15%的乱丝产生，于是手工捻制丝线业应运而生，产品“亦销洋庄，每一担值四五十元至八九十元”。湖州还有人利用这种乱丝织成外表似棉布的绸料，取名棉绸，1880年前后年产约3　000匹，足见当时周围地区手工缫丝业之盛⁽²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