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丝织、草编等业

鸦片战争后，在一些手工行业趋于衰落或重组生产结构的同时，也有一些手工业由于没有同类外国商品可以与之竞销，且又受到出口需求的刺激，非但没有萧条，反而呈现产销两旺的景象。丝织业是其中之一，它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传统手工业。如江苏盛泽镇，早在明末清初，就是著名的丝织品产地。当时，“凡邑中所产，皆聚于盛泽镇，天下衣被多赖之。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连袂，为一都会焉”⁽⁶⁾。时至19世纪下半叶，其盛况不减当年，“镇之丰歉，不仅视田亩之荒熟，而视绸业之盛衰。倘商贩稀少，机户利薄，则凋敝立形，生计萧索，市肆亦为减色矣。近镇四五十里间，居民尽逐绸绫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女红不事纺绩，日夕治丝，故女儿自十岁以外，皆蚤暮拮据以糊其口”⁽⁷⁾。20世纪初，南京的织缎业也很发达，其产品远销全国，“舟车四达，悉贸迁之所及耳”。当地的染坊连带兴盛⁽⁸⁾。同一时期，浙江嘉兴濮院镇，“机户自镇及乡”，“所谓日出万，盖不止也”⁽⁹⁾。一些地方，还有新的手工丝织业兴起和发展。江苏丹阳，“光绪初，乡民习机织于湖州，归而仿制”，称之为“丹阳绸”，以后“逐渐改良，推销日广，清季产数已达三万匹”⁽¹⁰⁾。据1912年的统计，“丝绸主要是由产丝地区的农民织户用手工织成的，每一织户从许多种类不同的蚕丝中采用一种特出的蚕丝，江苏和浙江为出产上等丝绸的省区，这两省以江苏的苏州、无锡、南京和浙江的绍兴、杭州为主要产绸中心，所织丝绸达二百至三百种”⁽¹¹⁾。丝织业的兴旺，从外贸出口数额亦得到反映。据统计，1880年中国绸缎出口总值为542万海关两，1894年增至798万，1914年又达1087万，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¹²⁾。

同样的情况，在当时其他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业部门也能看到。如浙江桐乡的竹器业、河北玉田的草编业、广东高要的爆竹业，都有一定的生产规模⁽¹³⁾。还有一些手工行业因其产品打开了外贸渠道，生产得到推动和发展。1907年日本外务省编《清国事情》载：“以山东省大宗产物著称的草帽缏，并不是另有专业的制造场所，大多是由不耐田野劳动的妇女作为农家副业所编制的，每届草帽缏出产季节，烟台及青岛的草帽缏商人，便派人纷至内地，向当地草帽缏行庄提出样品订购。当地行庄则转向农家预约，然后收买包装，运往烟台或青岛。”在海外市场的刺激下，这项农村手工业很快成为胶东半岛农户主要的副业生产⁽¹⁴⁾。19世纪80年代，河北束鹿县皮货业，其产品“皮褥以羊皮、狗皮为大宗，而狗皮一项尤洋商所需”。以后为适应国外市场需求，改进生产工艺，“以整幅狗皮存头尾，细细裁缝，名曰虎豹头，花样一新，销路甚畅”⁽¹⁵⁾。邢台县制革业，由来已久，“土人习攻皮技者，制为裘，鬻之齐、豫、吴、皖诸省”，但获利不大，“只牟十一利”，因而生产规模受到限制。时至19世纪80年代后，当地制作的皮货转而由“津、沽之人贩走海舶，鬻于泰西诸国，岁恒致百余万金，毛毳堆积如丘山”⁽¹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