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序
章 清 张海英 陈 新
“史学原典精读系列”的规划，已有一定时日。这算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在教学研究中的尝试，如说是因应当今史学教育面临的新问题而“回归”史学教育传统，亦无不可。余英时先生在一篇短文中就提到：历史知识在现代学术系统中如何定位？它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有什么用途？为什么社会上不断有“历史知识普及化”的要求？这一类的问题不但一直困扰着专业史学家，而且也常常引起一般知识界的深切关注。由此他也强调指出，历史知识是一种综合性的知识，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领域内，占据着中心地位。西方人文教育或通识教育都比较重视历史，包括本国史和外国史，但中国史学的提高和普及则似乎还没有达到一种均衡的境地(1)。尽管这已是余先生20多年前的见解，但置于今天，仍不失其意义。
从现代教育制度在中国奠立算起，就读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大致就按照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专史、专题等课程一路修读下来。或许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为什么要在大学里修读这些课程，也未必清楚这些课程和主修的历史学科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笔者所服务的复旦大学历史系，还在草创阶段，就提出给予学生“以史学的专门知识，养成史学之通才”的教学宗旨。而这一切也是通过一系列课程实现的，除各种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国别史的课程，还要求学生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系科选择辅修课程。当时的复旦作为一所文、理、法、商兼备的综合性大学，也为历史系“通才”、“专才”并举的教学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1952年院系调整后，历史系对课程设置作了重大调整，增设了许多新的课程，最突出的是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两门基础课程，并进行分段教学，为此分别成立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四个教研室，负责安排各板块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55—1966年间，复旦大学学制改为五年，历史系把五年分为前三年和后二年两个阶段，学生在前三年基本修完20余门必修课程，然后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在后二年进行专门化课程的学习。所开设的专门化课程多为专题研究，类似于今日之研究生课程。而教材的编写工作也在同步展开，1961年，根据全国文科教材编选计划，历史系分别在周予同教授和田汝康教授主持下，承担了《中国历史文选》和《西方史学流派名著选辑》教材的编写工作。这两项工作，多少说明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专业教育，一向有重视“原典”的传统。
然而，就是这些大家习以为常，并且各大学历史系差不多大同小异的课程，近些年来却再也难以持续。一方面，史学的发展促使每位教育者都在思考，这样延续多年的培养史学人才的方式，是否有改变的必要？问题的核心则是，一个历史学专业的本科生究竟应该掌握哪些基本技能和具备怎样的知识素养？需要通过怎样的途经实现？另一方面，现实的情势也迫使大学的历史教育做出调整。推行“通识教育”是这些年中国不少大学在进行的尝试，复旦大学还专门成立了“复旦学院”，新生一进学校，不分专业，直接进入复旦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共同学习。这样，原来各专业所规划的四年教育时间变为了三年；针对相关的教育内容进行调整，便成为不得不进行的选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围绕“原典”开展教育，不仅成为“通识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成为思考史学教育改革的新的方向。
用不着特别指明，所谓“原典”或“经典”，是基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来说的。甚至可以说，一门学科之成立，正是因为其有公认的基本“原典”。
“学科”乃特定历史时空的形式，尽管对于“学科”的成长尚有不同看法，但最基本的是，伴随“现代性”共同成长的“学科”，是围绕现代知识进行的制度安排。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即指出，19世纪后半叶主要有三种方法促成了学科的制度化：大学以学科名称设立学系（或至少设立教授职位），成立国家学者机构（后来更成立国际学者机构），图书馆亦开始以学科作为书籍分类系统。以此对照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学科，就会发现，这些学科不少在19世纪以前是没有的，约在19世纪后半叶，这些学科才完成制度化的建制(2)。史学也不例外，研究史学史的学者也注意到，西方史学传统从名义上发轫于两千多年前，但截至18世纪末，历史研究也才取得一种文艺类别、学科和“科学”的地位，拥有自己复杂的历史，并取得一种职业地位(3)。不是吗？活跃于17世纪的培根（Francis Bacon）在尝试对人类的学问进行划分时，还只是表示，“对人类学问（learning）的最好分类是根据学问活动的主要场所——理性灵魂（the rational soul）——所有的三种主要官能而作的分类”；进而指出，“历史与记忆相关，诗与想像相关，哲学与理性（reason）相关”(4)。
问题也随之而来。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成长于西方，因此，所谓“原典”，在西方背景下，或容易形成共识，也便于在大学教育中落实。事实上，在大学接受某一学科的专门训练，即是阅读相关学科的基本典籍。这方面，最为我们津津乐道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就有一项特殊的规定——“阅读经典”（“the fundamentals”），每一位学生必须在委员会列出的书单中选择十五六本进行精读。书单可以不尽相同，但大致都是从柏拉图《理想国》以降，大家公认的西方文明的典籍中选出的；也可加入几部自己希望精读的非西方文明的典籍。实际上，非西方世界也同样是基于此来把握西方文明的。商务“汉译世界名著”或许算得上中文世界最成功的尝试，在该丛书出版之初，著名出版人陈原即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发刊词，指出：“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自1982年丛书第1辑印行，目前已出版10辑，约400余种。近年来，中国学界所翻译出版、自主编译，甚至原版引进的各种“西方经典”，更是不可胜数。史学方面，就分别有王宪明所辑《西方历史学经典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陈恒所辑《西方历史思想经典选读（英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系统译介更有德国历史哲学家耶尔恩·吕森（Jarn Rusen）与我国学者张文杰共同主编的“历史的观念”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开始出版），意图将18世纪末以来涉及西方史学理论的经典文献悉数纳入其中。翻译活动之外，甘阳、刘小枫还发出“重新阅读西方”的呼吁，计划编辑“西学源流”丛书，大体偏重于：第一，西方学界对西方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的细读诠释；第二，西方学界对西方文明史上某些重要问题之历史演变的辨析梳理；第三，“学科史”的研究，即对当代各种学科形成过程及其问题的考察和反思。
确实，对于“原典”，本有为何要读，又有如何读的问题。中国现代学科知识，大体可归于“援西入中”的产物，尤其是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更有明显的“移植”的痕迹；这些学科所谓的“原典”，自也不难选择。然而具体到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领域，“阅读原典”，却不那么单纯，这不只是因为史学本有“中史”与“西史”的分别，关键还在于，“原典”乃民族智慧的结晶，而“阅读原典”也承载着接续文化传统、延续民族记忆的任务。顾炎武关于“亡国”与“亡天下”的辩护，我们已是耳熟能详(5)。陈寅恪也注意到，每当朝代更迭，身逢其间的士人，其“品格之隆污”与“学术之歧异”，或不可以一概而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6)所谓“国可亡，而史不可灭”，由此也不难掂出“史”在承载传统上所占据的地位。这既是开展“史学原典”教育的意义所在，也是困难所在。
较之社会学、政治学等新兴学科，史学确有其特殊性。梁启超20世纪初年发表的《新史学》曾指出：“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7)似乎中西史学的会通最不是问题。然而，研究者从学科体制探讨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即指明：“中国所固有的史学，实际上并不是一门学科（discipline）。”(8)因此，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在现代学科知识逐步成长导致学术重新分类及整合之际，或许只是增加了“会通”的复杂性。相应的，围绕“史学原典”开展教育，也并不单纯。说起来，“原典”之于一门学科，不该有什么问题，史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自也有其经典或曰基本典籍。然而，熟悉中外史学近百年的发展，便可知悉，所谓“史学原典”，未必那么容易确定。外国且不论，就中国来说，史学教育所面临的困难，首先不是如何“教”的问题，史学该讲什么，乃至“范围”如何厘定，都还是问题。
20世纪初年梁启超对“新史学”的阐述，之所以构成中国史学的“事件”，原因无他，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中国，对历史的理解逸出了传统范畴，重新提出了“历史是什么”的问题。“欲创新史学，不可不先明史学之界说。欲知新史学之界说，不可不先明历史之范围。”(9)这一问题也成为梁启超思考史学的枢机所在，直至晚年梁氏留下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开篇提出的仍是“史之意义与范围”。稍后，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他还进一步表示，“历史范围极其广博，凡过去人类一切活动的记载都是历史。古人说：‘一部十七史，何从说起？’十七史已经没有法子读通，何况由十七史而二十二而二十四呢？何况正史之外，更有浩如烟海的其他书籍呢？”因此，无论有多大的天才学问和精力，想要把全史包办，绝无其事。他还以个人经验印证，“我年轻时曾经有此种野心，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成功。此刻只想能够在某部的专史得有相当成绩，便踌躇满志了”。据此他也提出，“我们应该在全部学问中划出史学来，又在史学中划出一部分来，用特别兴趣及相当预备，专门去研究它。专门以外的东西，尽可以有许多不知”(10)。如何拓展历史研究的范围，确可看作20世纪思考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梁启超并非孤立的例子。马叙伦也发出这样的疑问，“若是推史，则何必二十四史而为史？何必三通、六通、九通而为史？更何必六经而为史宗？”他还阐述了“史学大同”的主张，“凡四库之所有、四库之未藏、通人著述、野叟感言，上如老庄墨翟之书，迄于水浒诸传奇，而皆得名之为史。于其间而万其名，则饮者饮史，食者食史，文者文史，学者学史，立一说成一理者，莫非史。若是观史，中国之史亦夥矣，而史界始大同”(11)。不管怎样，“史之范围”一直困惑着20世纪的史家，“一部廿四史，从哪里读起？”20世纪40年代翦伯赞撰写《略论中国史研究》时就仍有这样的感叹，“一部廿四史还不过是九牛之一毛。所谓廿四史，只是历代增凑起来的一部官史，此外在史部之中还有汗牛充栋的私人著作，并未收入。若广义的说，则六经皆史，诸子皆史，乃至历代以来私人的文集、诗集、画集、政府的文告、官吏的奏议、地方的志书等无一非史。再广义些说，一切历史的遗留现存者与再发现者，亦无一非史”(12)。
对“历史是什么”的探问，也将史学的学科地位问题明确提了出来。换言之，对“史学之范围”的思考，也构成中国史学转化之关键。刘师培这样来界定“史”：“史也者，掌一代之学者也。一代之学，即一国政教之本，而一代王者所开也。”就古学而论，不仅“六艺出于史”，“九流出于史”，而且“术数方技之学出于史”，总之“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13)。梁启超也注意到，“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因此他也试图在学术分科意识渐成共识的背景下重新思考史学范围，不仅提出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而且力主“以收缩为扩充”，“学术愈发达则分科愈精密；前此本为某学附庸，而今则蔚然成一独立学科者，比比然矣”(14)。这里正揭示出史学成长为现代学科的关键所在，尤其是梁启超基于“史学与他学之关系”展开的论述，规划出史学的基本方向。事实上，诸多学人也往往是从与他学之关系来探求史学的学科地位的。黄节著《黄史》，就特别提到新兴学科对于史学大有裨益，“吾以为西方诸国，由历史时代进而为哲学时代，故其人多活泼而尚进取。若其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诸编，有足裨吾史科者尤多”(15)。宋恕1905年所撰《粹化学堂办法》，不仅在课程安排上突出史学的重要性，还明确表示：“有一学必有一学之史，有一史必有一史之学，数万里之原案咸被调查，数千年之各断悉加研究，史学极盛，而经、子、集中之精理名言亦大发其光矣！”(16)这里所说的“有一学必有一学之史”甚为关键，这也意味着，随着学科观念在中国的确立，对史学的学科地位也有了新的认识。
检视20世纪中国史学，我们不难获悉史学书写传统发生转变的诸多迹象。最突出的是，撰写“通史”与“专史”构成了20世纪中国历史书写蔚为大观的一幕，这是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中国，获得了书写历史新的方式之明证。然而，尽管如此，却仍未解决“史学”该如何讲的问题。问题仍然是困惑梁启超的“史外无学”，如果说“史外无学”造成了在传统学术架构中史学地位的模糊，那么在现代学科的背景下，同样的因素仍遮蔽着史学的学科位置。最有意思的是，在“国学”兴盛的年代，如何讲史学，便成了问题。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讲国学，一开篇就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国学很不容易讲，有的也实在不能讲，必须用心去读去看。即如历史，本是不能讲的；古人已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现在更有二十四史，不止十七史了。即《通鉴》等书似乎稍简要一点，但还是不能讲；如果只像说大书那般铺排些事实，或讲些事实夹些议论，也没甚意义。”在讲授国学的派别时，也只安排有经学、哲学、文学之派别，而未涉史学。并且强调，讲“国学”而不明派别，将有望洋兴叹、无所适从之感，“但国学中也有无须讲派别的，如历史学之类”(17)。照通常的看法，这是章秉承古文经学的观点，袭于“六经皆史”之说。这固有相当的说服力，却也未尝不是因为史学之“汗漫无边”。柳诒徵1947年所写《中国文化史·弁言》，也说到这层意思：“史非文学，非科学，自有其封域。古之学者治六艺，皆治史耳。故《汉志》有六艺，不专立史目。刘宋以史俪文儒玄三学，似张史学。而乙部益以滋大，顾儒学即史学。而玄又出于史，似四学之并立未谛。”对近世以来围绕史学进行的学科安置，他也大不为然，认为以史学隶属文科，乃“与吾国邃古以来史为政宗异趣”；属之科学，则“人文与自然径庭，政治、经济、社会诸学皆产于史，子母不可偶”。于是柳氏有创设“独立史学院”之议，“今之大学，宜独立史学院，使学者了然于史之封域，非文学、非科学”。而且他相信中国最有条件成就此事，“三二纪前，吾史之丰，且函有亚洲各国史实，固俨有世界史之性。丽鲜、越倭所为国史，皆师吾法。夫以数千年丰备之史为之干，益以近世各国新兴之学拓其封，则独立史学院之自吾倡，不患其异于他国也”(18)。用不着过多考虑此议之可行性如何，只是史学学科自主性问题愈发不清楚，却也可见一斑。由此，我们也可理解民国时期颇为流行的一幕，社会上不断有需求，要求学者提供“最低限度”的书目，然而，“书目”一旦出来，就会争议不断。关键在于，学者们对于该看些什么书，已没有基本共识，如胡适与梁启超对“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的认知，就有霄壤之别。
尽管史学在20世纪已有新的定位，如章太炎所感叹的“不好讲”，但史学教育按照基本典籍展开，仍是基本的路数。而且，内中不单关切读什么书，还将此作为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易传》所说的“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就构成中国人文传统中一条基本的信念。章太炎论及此，也特别指明：“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19)张之洞《劝学篇》乃晚清阐述“中体西用”论的代表作，其中还将“考史”作为所谓“中体”之重要组成部分，“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对于如何读史，他也开出了这样的书单：“讲求事实之书可求之《通鉴》（《资治通鉴》、《续通鉴》、《明通鉴》），约之以读《纪事本末》。典制之书则可求之正史，及《通典》、《通考》；考史之书约之以读赵翼《廿二史札记》（王氏《商榷》可节取；钱氏《考异》精于考古，略于致用，可缓）。史评约之以读《御批通鉴辑览》。若司马公《通鉴》论，义最纯正，而专重守经。王夫之《通鉴论》、《宋论》，识多独到，而偏好翻案。惟御批最为得中而切于经世之用（此说非因尊王而然，好学而更事者读之自见）。凡此皆为通今致用之史学。若考古之史学，不在此例。”(20)而在中外史学“会通”之际，则是将中外典籍汇聚在一起。1897年宋恕所拟《天津育才馆赤县文字第一级正课书目》，“史学”部分也颇有意味地分为“古史学”，即《通鉴辑览》、《史通》、《史记》；“国史学”，即《圣武记》、《湘军志》；“外史学”，即《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21)。
到民国时期，对史学的认知，以及学科建制，已有很大改变，然而围绕“史学原典”进行专业教育，仍是大学历史教育所坚持的方向。即便是按照通史、专门史的架构安排教学，在每门课中，仍然是以“原典”为重心。据蒋天枢先生回忆，陈寅恪上“晋至唐史”一课前介绍参考书时，就将书籍分成最低限度必读书、进一步学习书籍及进行广泛研究时必须阅读的书籍三种。在最低限度必读书部分，政治史方面必读《资治通鉴》，典章制度方面必读《通典》(22)。有一点是清楚的，那时的教育颇重视学生对基本典籍的掌握。1935年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入学考试，其中就有必考科目“中国史籍要略”，所出试题皆围绕史学之基本典籍展开(23)。
何谓“史学原典”，如何开展“史学原典”的教育，仍是见仁见智的问题。重要的是，史学的专业训练须立足于给学生基本的技能训练，使学生具备基本的知识素养。如朱维铮先生指明的，从18世纪起，治学先治目录，读书讲求版本，在学者中已蔚为风气。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等，也早成显学(24)。而这些“工夫”皆是针对“文献”而言，无非是为读书寻求“门径”，确立该读什么书。而围绕“史学原典”展开史学教育，即可看作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只是，鉴于史学的特殊性，对于“原典”的理解，不妨以更为开放的心态来面对。编辑这套“史学原典精读系列”，并无意说明历史学专业的学生该读哪些“原典”，或许也做不到，只是试图配合相关的课程，为学生提供可资参考的读物。大致区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针对某一种专门典籍的阐述，二是某一专门领域的经典的解读。所谓“解读”，也有所区别。毕竟所涵盖的包括古今中外的“原典”，要寻求统一的方式，未必合适。但大体说来，所选择的“原典”，皆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所谓的“典范”（paradigm）之精神体现，代表着中外史学不同典范中最具影响力的史学著作，或于了解某一方面的史学知识不无裨益的著作。如能通过对这些“原典”的解读，帮助青年学生更好地了解史学，并且能基于此大体把握解读史学典籍的基本方法，则编辑这套“史学原典精读系列”的初衷，也便得以体现。当然，我们也深知，这是一项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的工作，我们真诚欢迎对此提出的批评和建议。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史学原典精读系列”的规划，是在复旦大学教务处和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领导直接关心下才得以进行的。尤其令编者深感欣慰的是，这一计划提出来后，系里的老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并各自结合多年上课的经验，提出具体的选题。许多老师还放下手头的工作，全力投入此项工作。对于各位老师付出的辛劳，在此深表谢忱。
【注释】
(1)余英时：《谈历史知识及其普及化问题》，《历史月刊》第1期，1988年2月。
(2)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13～226页。
(3)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宋立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474页。
(4)柳卸林选译自De Augmenties Scientiaram，载于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Francis Bacon。这里引自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页。
(5)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这样写道：“有亡国与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与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6)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59～360页。
(7)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页。
(8)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第2页。
(9)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九”，第7页。
(1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60页。
(11)马叙伦：《史学大同说》，《政艺通报》第16号（1903年）。
(12)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吕振羽等：《中国历史论集》，重庆：东方出版社，1945年，第31页。
(13)刘师培（署名刘光汉）：《论古学出于史官》，《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1905年）。
(1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2页。
(15)黄节：《黄史·总叙》，《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1905年）。
(16)宋恕：《粹化学堂办法》，见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80页。
(17)章太炎演讲，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8页。需要说明的是，章太炎曾多次主持国学演讲，内容并不相同，如在日本期间主持的国学讲习所，内中也包括“中国历史”。
(18)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南京：正中书局，1947年，“弁言”，第1～2页。
(19)章太炎：《论读经有利而无弊》，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67～868页。
(20)张之洞：《劝学篇》，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725页。
(21)宋恕：《天津育才馆赤县文字第一级正课书目》（1897年2月25日），《宋恕集》上册，第253～254页。
(22)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增订本，第94～97页。
(23)试题包括：“一、宋重修《唐书》成，撰者上表云：‘其文则省于前，其事则增于旧。’然论者每以此正为新书不若旧者处。试评此说。一、洪武中修《元史》，仓卒而就，既无史家锻炼之功夫，又非文人润色之弘业。论者每以此为《元史》诟病。若《五代史记》者，文省理富，恰与此反，学者称之。今试就史料价值之观念，重新比较此二者之得失。一、试论司马光《资治通鉴》一书轫始及成书之经过，赐名《资治通鉴》之由，及时人之评论。一、《文献通考》一书，今人称之者或以为人文史之大成，故撰文必依以为说，而小之者以为此书但为举业作耳，审辨史料者理无多取。试评此两种意见。一、《四库》史部分史籍为十五类，试评此分类法；若以近代历史学之眼光看之，此分类法可通否？”见北京大学课业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试验试题》（民国二十四年度），北京大学出版组，1935年12月，第76页。此据刘龙心前引书：《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第352～353页。
(24)朱维铮：《〈书目答问二种〉导言》，陈居渊编：《书目答问二种》，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