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的不满”
当然,在知识分子的角色中注入道德权威与责任源自僧院传统之内的现代西方学术界。所谓天职的概念也是从此派生出来的。马克斯·韦伯在他《以科学为业》(Science as a Vocation)和《以政治为业》(Politics as a Vocation)这两篇极有预见性的文章中,对世俗化了的知识分子天职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这两篇文章在今天都应该被拿出来仔细重读40。近100年来,在西方最为人所熟知的知识分子对于现有体制的对立,几乎都是与左派或左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场相关的。然而,正如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所充分证实的历史那样,“高尚的不满”并不一定和左派有必然联系41。例如,尽管拥有充分的基金支持,美国的保守派知识分子自60年代以来,依然把自己看作是学术界中一个被包围的少数派。事实上,这种情况在某些时候和某个特定的体制环境下是有可能发生的,特别是当保守主义者们关注例如言语符码(speech codes)、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及多种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问题的时候。
不管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如何,许多学者,甚至是绝大多数学者恐怕都会对他们的工作怀有一种生命意义上的献身精神,而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纯粹的职业;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至少是那些从事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人,恐怕私下里也非常憧憬能够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很多人就这样在萨义德所说的专业人士与知识分子的角色之间摇摆。其实,对于专业和天职的奉献精神往往只是程度的差异而没有质的区别,而每个人在这其中的位置也会随着个人生活和工作经历的改变而改变。比如说,比起资历比较高的教授们,年轻的教师们往往不得不同时顾及年轻家庭所特有的种种负担和争取终身职位所要求的繁重研究工作,他们的时间和在现有体制中的能量也都有限。因此,高尚的不满并不是一个要么赢、要么输的事情。对于那些愿意做这件事的人,它的要求是不同的,但这种责任会随着他们学术生涯的发展而增加。
历史上,高尚的不满一直是男人的特权:韦伯、怀特海、班达和大多数其他的知识社会学家似乎都是这样认为的。对于女性来说,敢于持异议的代价似乎要比男人高得多,尽管也不是完全不可能42。对于那些在历史上被边缘化了的人群来说,比如妇女、少数种族和民族,由于她们还未能完全被纳入学术文化当中,比起那些在学术界已经拥有稳固地位的人来,他们提出异议和不满所需要的勇气和所付出的代价都要大得多。萨义德称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和西蒙·德·波夫娃为女性牛虻的典范。我想,除了她们之外还有很多很多,比如,索茹尔内·特鲁斯(Sojourner Truth)、艾玛·戈德曼(Emma Goldman)、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琼斯母亲(Mother Jones)、艾丽斯·保罗(Alice Paul)、多萝茜·戴(Dorothy Day)、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伯纳迪·德弗林(Bernadette Devlin)、兰尼·吉尼尔(Lani Guinier)等等。近30年来的女性主义运动(或准确地说,社会运动),明确地向人们展示了妇女也可以面对强权捍卫真理,并在全世界造成影响。尽管美国的主流媒体不断地为女性主义运动唱挽歌,在冷战结束后,全球的女性主义运动比其他任何一个建立在启蒙思想基础上的社会运动都显示出不屈的活力。事实上,冷战的结束反而更加凸显了妇女平等在国际人权组织议程表中的重要性。
尽管萨义德做出了包容的努力,虽然他自己也有被边缘化的经历,但我想他恐怕还是很难真正理解妇女、少数群体,和其他一切在非精英机构工作的知识分子为履行牛虻职责所要付出的个人和职业代价的复杂性。他们不仅要像萨义德那样挑战世界和他们所处的体制,还要对历史上一直压制和排斥女性、少数群体、同性恋者等等的牛虻传统本身进行抗争。也就是说,这些最近才刚刚被赋予了一小部分权利的人,还必须要不停地对于他们未来的意识形态同盟进行批判:比如对像萨义德这样的牛虻。
最近40年间各种争取社会正义运动内部出现的令人无能为力的斗争都说明了这种内部对抗的危险。它们往往会使得运动分崩离析,内部耗损;使得亲者痛,仇者快,甚至比任何敌人都更厉害地分裂和破坏了自己的力量。但与此同时,没有这些内部矛盾,那些被剥夺权利的人将永远得不到权利。因此,批判知识分子阵营内部的“象征性的游击队”必须继续斗争下去。为了这种斗争的胜利,新老牛虻都应该重新思考他们自己的目标和话语策略。“老”牛虻们必须认识到“新”牛虻们正在发起一场对于传统的翻天覆地的变革,他们不仅仅寻求调解或同一:他们的变革需要所有的人都做出改变。而同时,“新”牛虻们也必须准备好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继续承受对内和对外斗争的双重压力。
为了改变被保守主义者挑起的所谓文化大战和有关政治正确性争论中的两极分化的现象,牛虻们需要重拾他们曾经的犀利语言,并通过自我反省和为内部自我批判主义注入幽默重建他们的集体和团结。毕竟,对内批判主义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批判理论的目的:它应当开始对话而不是结束对话。在这方面,一个来自艺术领域的例子很值得我们学习,它把严肃的批判和自我嘲讽用轻松的幽默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游击队女孩运动(Guerrilla Girl Movement)。游击队女孩运动不仅得到了艺术评论家的注意,赢得了广泛的媒体关注,而且发动了好几个国家的女艺术家们来参与。她们运用海报和行为艺术来批判在博物馆、艺术评论界以及艺术市场中所广泛存在的基于社会性别和人种的歧视43。当然,学者们所能使用的武器与艺术家和演员们是不同的,我并不是推荐大家去学习行为艺术来进行战斗,虽然在某些学科中,特别是人文学科中,它似乎也有用武之地44。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当代认识论中所提倡的“新的谦逊”(new humility):我们用这种谦逊为我们的学术对话注入一种对新发现的接受,让我们能够欢迎而不是害怕越来越多发言者加入这个对话并使得对话不断发展。比如,我们可以借鉴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在愤怒的功能主义的僵化症把许多有意义的学术对话都结束之前,在社会科学领域对后实证主义研究的探讨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活跃而极富创造性的对话和学术探索活动。
在上述章节中,我已经谈到过一些话语实践、范式和批判理性的模式是如何被利用来进行社会压制的。我同时也强调我们必须进行激进的再思考、再创造,并按照我们现在所知的启蒙理性的局限性对理性的概念进行改造和扩充。但是,正如萨义德、哈丁(Harding)、凯勒(Keller),鲍德(Bordo)、哈拉维(Haraway)、布尔迪厄、格拉斯(Grass)、哈贝马斯(Habermas)、曼海姆(Mannheim)、韦伯等等一样,我坚信批判学术的建设性力量。我相信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更加充分和坚实的理性,它可以接纳更加复杂的理论模式,吸收不断发展的认识论成果,不断地适应语境和环境的变化以及意义制造和知识的建构的传播成分,并能够充分表达人类的全部体验和经历。总之,我们的“不满”开始于我们周围的环境,但只有当我们在怀特海的意义上有责任地参与到世界中去,这种不满才能达到真正的“高尚”。
尽管在极难进入而又壁垒分明的机构中坚持己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有时,在权力体系内部也会出现高尚的不满并引起不小的影响45。但有不少极具才华的人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例证。然而,绝大多数的敢于直言不讳的人都注定要被流放,终其一生被排斥在组织的边缘,这是因为他们视批判主义为自己最大的责任,而不是忠诚于任何政府、公司、宗教甚至他们信仰的政治和社会运动。萨义德是这样描绘这种献身的“浪漫”的:
这不是只要不停地批判政府的政策便可以了,它把知识分子的天职看作是永远保持警惕,永远不让自己轻易听信是非混淆的观点或别人的意见。它需要一种坚定不移的现实主义,一种近乎于运动员般的理性的力量,和一种能够平衡个人与在公众空间抛头露面的关系的复杂的挣扎,因此,它必须是一种永不停息的努力,始终不能完成而且永远不可能完美46。
尽管我推崇萨义德所提出的“近乎于运动员般的理性的力量”,但我所赞同的并不是被乔治·卢卡奇(Georg Lukacs)称为“幻象的客观性”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观点,也不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如上帝之眼般的理性主义47。我所赞赏的是那种既能够发现人类的力量与欢乐,又能够承认他们认知的局限性的极具人文精神的批判现实主义。同时必须说明的是,我并不认为知识分子不可以成为政治活动家或有党派信仰,我只是强调他们的首要责任,即道德义务,是对理性的负责。面对强权保持沉默——打着客观和中立的幌子以求庇护——正如班达所言,是一种对于知识分子职责的背叛,而不仅仅是个人勇气的失败。虽然,在理性的联盟与有组织的行动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对立的关系。这也正是为什么有理性的人之间总是会有很深的意见分歧,知识分子之间总是派别林立,党同伐异。
尽管如此,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当情况变得令人绝望的时候,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还是会逼得他们中的一部分奋不顾身地采取行动,因为已经别无选择。在《在地狱和理性之间:抵抗运动报刊选集,1944—1947》(Between Hall and Reason: Essays from the Resistant Newspaper Combat,1944－1947)一书中,阿尔伯特·卡缪斯(Albert Campus)描述了这样一种情景,他写道“凡是加入抵抗组织的人,都不得不独自决定他们是选择耻辱还是选择行动”48。对于那些具有知识分子和某政党党员双重身份的人来说,他们的道德职责更为特殊,因为作为所有知识分子的义务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对于他们来说更为重要。不幸的是,在当代政治斗争的冷酷现实中,公开表现出反省、疑虑和悔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尽管如此,疑虑依然是批判理性的前提,而自我怀疑仍是智慧的标志。
其实,对于愿意履行知识分子天职的人来说,他们所需要扮演的角色远远不会像本文中所提到的那些公众知识分子那么戏剧化,比如:韦伯、班达、伍尔芙,布莱希特、德·波夫娃、布尔迪厄、格拉斯(Grass)、萨义德等等。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高尚的不满只意味着坚持不懈地甚至是不引人注目地在他们教学、研究和写作的本职工作中磨炼和运用C·怀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所提出的“知识分子的功夫”49。但这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履行知识分子的天职。这也是我不同意班达观点的地方。做一个牛虻所要求的兴趣、决心、愤怒、坚韧以及一张足够大的嘴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在今天美国的绝大多数学术领域,牛虻们也许用不着像卡缪斯所处的时代那样在耻辱和行动之间做出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来也不会面对这样的选择。在某些学科中,这样的选择有可能来得更快更猛。当然,就目前情况来看,大多数领域的知识分子仍然可以一边履行自己的道德职责,一边享受做平头百姓的幸福生活50。
然而,对于那些总觉得“缺失了点什么”的人来说,只有当他们张开他们的“大嘴”,面对强权敢于直言的时候,他们的不满才会变成是高尚的。的确,后现代主义有关真理是被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焦虑是有根据的。失去了普罗米修斯式知识理论的权威,我们现在只能拿更谦卑的观点当赌注51。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把自己的感觉、推理和对话成果转化为知识的方法永远是可以被证伪的、不完整的,而且是会出错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它们在过去也是如此,只不过在过去我们出于无知或有意地否认没能意识到这一点。普罗米修斯的翅膀带着西方的心灵飞翔得太远,他的旅程给我们带来了伟大的艺术、文学、哲学和现代科学的奇迹,但普罗米修斯的幻象也造成了不少的悲剧性结果。
然而,失去一种虚假的确定性也不失为是一种收获:甚至有可能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进步。认识到知识完全是人为建构起来的,让我们既看到了人类的令人敬畏的力量,也认识到了我们自己的局限性。即使众神未曾出现在我们中间并为我们偷来天上的火种,我们中的那些伟大的知识分子也曾为我们照亮了世界。而且他们中的一部分,因为感到似乎缺失了点什么,还曾用他们高尚的不满发起了一次次“观念的冒险”(adventures of ideas)52。
现在我们人类被迫独自面对自己的问题,因为拥有了“坚定的现实主义”而不是普罗米修斯式的错觉,事实上,我们应该比以前的任何一代人都更有能力避免思想和社会上的错误。当我们展望未来进行美好遐想的时候,我们不再需要那些超人的力量或道理——神圣权利、历史内在法则、种族主义的进化论、异性恋观念等等——这些道理往往只会把我们对于乌托邦的美好向往扭曲成为一种集权冲动,而且总是让事情变得更糟。新的谦逊要求我们认识到,我们所有建立更完美理论和更美好世界的努力都必须不断进行,所有我们为智识和社会问题所找到的答案也都只是暂时的,而任何民主投票权的发扬都是可以被轻易颠覆的。
那些自认为已经获得了最终胜利的人——认为他们自己拥有终结意识形态和冻结历史的力量的人——还依然怀着危险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幻想。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曾警告我们:
从人类扭曲的材质中从来不曾造出过笔直的东西来。因此,无论是在实践还是在理论上,对于人类问题的任何完美解决都是不可能的,而坚持要找到答案的任何努力也只能导致痛苦、幻灭和失败53。
我们最好还是重新拾起批判现实主义的小棒,认识到我们的局限性和我们的机会,然后继续做我们的工作。这个世界依然需要它。
注释:
1.这个注释主要是为那些没有按照时间顺序阅读本书的读者准备的。当我谈到理性(reason)的时候,我显然是指在后现代批判理论中所出现的理性,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在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中所提倡的相对主义。在本书中,我试图建立起一种新的、更加温和的对于理性的建构,希望能够超越普罗米修斯式的幻想和西方的民族中心主义。这种理性认识到理性是由人类建构的,它总是暂时性的、不完整的,并可以修正的,但同时,它也必须认识到西西弗斯式(Sisyphean)的不懈努力的价值,正是这样的努力可以使人类不断追寻更好,更加可靠的认知方式和更加人性化的生活。也就是说,它提倡一种开放的批判现实主义。在其他作品中,我也曾把这种理性,借用勒威林·Z·格罗斯(Llewellyn Z.Gross)的话,称为“善的理性”(good rationality)。请参照苏·卡利·詹森(Sue Curry Jansen),《连接权力和知识的纽结》(Censorship: The Knot that Binds Power and Knowledg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250)。
2.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
3.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两种马克思主义》(The Two Marxisms,New York: Seabury,1980: 380)。在古尔德纳写这本书20年之后,我把他所提出的被压抑的体系变成了复数。
4.帕特里克·史密斯(Patrick Smith),《黑暗的胜利》(“Dark Victory”),载《新闻检查索引》(Index on Censorship,28,No.5,September/October1999: 42－43)。
5.理查德·A·珀斯纳(Richard A.Posner)的《公共知识分子:关于衰落的研究》(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of Decline,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不失为近期引起普遍关注的一本有关这种批评的保守主义的著作。
6.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转引君特·格拉斯与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合著的《来自下层的文学》(“Aliterature from Below”),载《国家》(The Nation,July 2,2000: 28)。
7.古尔德纳(Gouldner),《意识形态与科技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Ideology and Technology,New York: Seabury Press,1976)。
8.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载《国际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 1989: 3－18)。
9.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c Havel),《打破宁静:与卡雷尔·赫维茨达拉的对话》(Disturbing the Peace: Conversation with Karel Hvizdala,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0: 167)。
10.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理查德·瓦格纳在白莱特》(“Richard Wagner in Bayreuth”),援引自瓦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德语版的《尼采》(Nietzsche,Cleveland,Ohio: World Publishing,1956: 124)。
11.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社会学论文集》(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 147)。
12.皮埃尔·巴耶(Pierre Bayle),(Nouvelles de la republique des lettres,Geneva: Slatkine Reprints,1966,原文发表于1687年)。
13.洛伊斯·吉布斯(Lois Gibbs)是一位坚毅的年轻母亲,正是她组织并领导了引起公众瞩目的名为“爱的运河”(Love Canal)的社区组织。很长时间以来,尽管化工厂的发言人始终极力否认,纽约州尼亚加拉大瀑布周边的居民都亲眼目睹并意识到化工厂对于这个地区自然植被的严重损害。而他们之中尤以吉布斯最为坚持不懈,她坚持认为拉萨拉(LaSalle)地区儿童的患病和死亡状况与工厂污染有关。如果不是因为当时(1978年)纽约州民主党州长休·加利发现自己的连任因为一个强有力对手的出现而变得前途莫测,这件事情会由于工厂的封锁而依然无法公之于众。虽然加利无法和对手在媒介大战中竞争,但作为纽约州长,如果首府阿尔巴尼发生了任何令人关注的事情,他便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媒体的焦点。于是,加利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在媒体面前把自己扮成底层人民(传统上拥护民主党的工人阶级选民)的代言人,并以此获得了全国媒体的关注,赢得了这次选举。
14.随着所有权的日益集中以及政府规范的日益松动,就如同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原则下一样,可以预见这样的阴谋会变得越来越多,并有可能在有些领域成为社会规范。
15.路易斯·阿尔杜塞(Louis Althusser),《列宁与哲学及其他论文集》(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1)。
16.如果想了解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流派,请参照沃尔特·杜埃特·安德森(Walter Truett Anderson)编辑的《关于真理的真理:后现代社会的解构和重构》(The Truth About the Truth: De-confus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 Postmodern World,New York: Putnam,1995)。
17.格拉斯转引格拉斯和布尔迪厄《来自下层的文学》(“Aliterature from Below”,26)。
18.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正在进行剧变之后的学术重建。例如,有些职位被取消而原来的持不同政见者获得了一些学术机会。在西方,尽管断裂似乎没有这么剧烈和痛苦,但还是有不少学者(特别是进行俄罗斯研究的学者)受到了影响。有的学者发现人们对他们所研究的课题不再感兴趣,有的失去了研究基金和出版机会,还有的发现他们求职和升迁的机会大大减少。由保守势力掀起的对于“政治正确性”的辩论在这个过程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他们的观点往往无关紧要或根本不正确。大学的管理者们越来越多地来自商界而不是学术界背景,他们把公司的那套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模式带进了校园。在有些学校里,他们甚至已经可以干预学术,有权决定课程设置以及教师的聘用。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Robert W.McChesney)在他的文章《传播政治经济及其未来》(“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Field”),载《媒介、文化和社会》(Media,Culture and Society)22,第1期(2000年1月):第109—116页中对于传播领域中的不良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19.这个例子清晰地说明,当前,公众利益已经与公司利益混为一谈,在这个案例中,公众利益指的就是被微软垄断所损害的公司利益。
20.这样看来,现在的发展趋势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环境危机。如果我们不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可持续性发展的合作和计划,那么这种发展不仅会导致雨林的继续破坏及全球变暖的恶化,还有可能加剧物种的灭绝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这其中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依赖的煤炭资源,更包括生命自身所不可缺少的水资源。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资源短缺还会导致人口压力大增,从而引起种族屠杀、地区战争、疾病、饥饿,以及大量难民的出现。
21.拉塞尔·雅各布(Russell Jaccoby)追溯了“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观点在社会科学及历史文献中的学术发展,发现那些认为自己已经到达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人,包括学者,往往首先要让自己相信他们的好运是永久的并且不可改变的。请参照拉塞尔·雅各布,《乌托邦的终结:冷漠时代的政治和文化》(The End of Utopia: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an Age of Apathy,New York: Basic Books,1999)。
22.阿尔弗莱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观念的冒险》(Adventures of Ideas,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67,原文发表于1933),第20页。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在马哈根尼(Mahagonny)中的一句著名台词:“似乎少了些什么”被雅各布所引用,通过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影响,被当作是乌托邦冲动的关键。雅各布,《乌托邦的终结》(The End of Utopia),第181页。
23.怀特海,《观念的冒险》(Adventures of Ideas);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New York: Harvest Books,1936);曼海姆,《知识社会学论文集》(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London: Kegan Paul,1952)。
24.雅各布,《乌托邦的终结》(The End of Utopia);伊萨爱亚·柏林(Ishaiah Berlin),《西方世界乌托邦观念的衰退》(The Decline of Utopian Ideas in the West),载伊萨爱亚·柏林(Ishaiah Berlin)编辑《人性的曲折》(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西方乐观主义的萎缩已经通过媒体输送到了全世界,但是此时此刻,也许正是这种胜利者的意识形态,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引起了曼海姆意义上的对于乌托邦的遐想及对于霸权的反抗。请参照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
25.雅各布,《乌托邦的终结》(The End of Utopia,181)。
26.最近,在一次有关政治运动的演讲现场,我亲眼目睹了不同年龄的观众所表现出的理想主义与愤世嫉俗的差异。保罗·泰勒(Paul Taylor)(Better Campaigns联盟的创始人)的讲话,在教师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对理想主义的怀旧式的激情,而学生们却表现出不以为然,认为泰勒是有目的的,是在代表某些人的利益,或者肯定从中得到了好处。保罗·泰勒,《运动改革讲座》(“Campaign Reform”,lecture,Muhlenberg College,Allentown,PA.),2000年10月17日。
27.布尔迪厄在格拉斯与布尔迪厄合著的《来自下层的文学》(“Aliterature from Below”,26)。
28.可以说,今天在公司里和大学的研究中心供职的精英知识分子和智囊团已经形成了怀特·米勒所称的“权力精英”。阿尔文·古尔德纳曾经预言20世纪最后25年间知识资本的增值。然而,他的预言远远要比今天的现实乐观得多。他认为知识分子将会形成一个新的阶级,提倡一种“批判话语”的文化;他们将取代统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旧阶级”。他的这种对于知识分子相对的独立自主性的信任似乎并没有得到证实,尽管在新的信息知识分子中也可以举出不少高尚的不满的例子。可以参照,比利·乔伊(Bill Joy)刊登在《连线》(Wired)(2000年4月):第1—30页的《未来为什么不需要我们?》(“Why the Future Does not Need Us？”),在本书的第六章中,我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更多的讨论。也可以参照怀特·米勒的《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古尔德纳认为“权力的奴仆”这个概念出自于劳伦·巴瑞茨(Loren Baritz)。请参照阿尔文·古尔德纳的《知识分子的未来以及新阶层的崛起》(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New York: Seabury Press,1979),第40页。
29.克里斯托弗·拉斯(Christopher Lasch),《精英的反叛和民主的背叛》(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New York:W.W.Norton,1995)。
30.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天堂里的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Bobos in Paradise: The New Upper Class and How They Got There,”New York: Simon＆Schuster,2000)。
31.这里所说的“日常工作”出自于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的一个讲话,他在讲话中比较了他作为一个在纽约的大学教授的工作和他作为一个作家想要花一年时间去奥兰多的迪斯尼收集有关它建设并命名为“庆典”(Celebration)的社区资料的计划。请参照安德鲁·罗斯在2000年10月18日在米伦伯学院(Muhlenberg College)的讲话。自那以后,我又在介绍学术界名流的期刊《高等教育的编年史》(Chronicles of Higher Education)上注意到了这种轻率的对比,这些人往往是英语教授,比如斯科特·海勒(Scott Heller)的《哈罗尔德·布卢姆的巨大作用》(“Harold Bloom Plays His Biggest Role”),载《高等教育的编年史》(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2000年11月10日: 8A)。也许学科的不同在这里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至少我很难想象那些仍然继承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禁欲的学术原则的社会科学家们会认为这样的文字游戏很有趣。
32.朱利安·班达(Julian Benda),《知识分子的背叛》(The Treason of the Intellectuals,New York: Norton,1969,原文发表于1928年)。爱德华·萨义德在他的《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New York: Vintage,1994)中广泛地引用了班达的作品。我在作品中也引用了不少萨义德和班达的论点。
33.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
34.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
35.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New York: Vintage,1994)。
36.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New York: Vintage,1994)。
37.布鲁克斯,《天堂里的布波族》(Bobos in Paradise)。
38.珍妮特·古尔德纳(Janet Gouldner),《开放的评论:阿尔文·古尔德纳的理论与社会》(“Opening Remarks: Alvin Gouldner's Theory and Society”),载《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 25,No.2,April,1996: 165)。
39.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安东尼奥·葛兰西笔记》(The Antonio Gramsci Reader,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2000)。
40.这两篇文章都出自韦伯的《马克斯·韦伯》(From Max Weber)。
41.在冷战局势相对缓和的时候,西方媒介给苏联的知识分子贴上了西方自由/保守主义的标签,但他们对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态度的改变却显示了这种标签的局限性。当索尔仁尼琴开始批判西方的物质主义的时候,那些曾经因为他对于苏联极权统治的批判而对他大加赞赏的美国保守主义者便转而攻击他是一个异类。
42.韦伯对于他那个时代的女性主义运动是表示同情的,他还支持女性包括他的妻子玛丽安娜(Marianne)进行学术上的追求。然而,他在自己有关知识分子的著作当中所运用的语言和假说却显示出了典型的男权思想。萨义德在有关知识分子的论述中也曾试图把女性包括进去;然而,尽管当时描述学术界的女性知识分子在履行自己天职的时候所面对的特殊挑战的文献已经数不胜数,他却似乎都未能给予认真的考虑。
43.游击队女孩运动清楚地表明,当妇女的视角、感受和她们关注的主题被排除在艺术标准之外时,仅仅让她们拥有塑泥、画笔甚或是艺术评审团都是不够的。这些女权活动家们把她们自己称为“艺术世界的良心”,并把自己比作是那些男权传统中的无名英雄,比如罗宾汉、蝙蝠侠,以及西部游侠(Lone Ranger)。游击队女孩运动开始于1985年,当时,纽约现代艺术馆(MOM A)举办了一场名为“国际绘画和雕塑展”的展览,号称是聚集了当代所有重要艺术家的最权威的展览。然而,在参展的169位艺术家中,只有13位是女性;而且,所有参展者均为来自欧美的白人。博物馆馆长还暗示所有那些没有被邀请的艺术家们都应当重新考虑“他们”的职业生涯。女性艺术家们在馆前举行了抗议游行,但是没有达到任何效果。于是,她们决定向名为“行动起来”的同性恋团体学习,组织起游击队女孩,运用她们的艺术来打乱、震撼、激怒并且击溃艺术世界的男性霸权。为此,她们采取了种种斗争方式:海报、广告牌、汽车广告、杂志插页、抗议游行、投书运动、在所有主要博物馆的洗手间内贴传单、访问调查,还有最近的出版书籍。组织中的每个成员都把一个已死去的女艺术家作为自己的假名,这样既可以保护她们不被列入美术馆的黑名单,又可以有效地防止她们队伍中等级划分的出现。1997年她们为抗议纽约现代艺术馆的另一个展览而做的海报可以看作是她们斗争的经典例子之一。那张海报上写道,“共71位艺术家,其中,白种女人3人,有色人种女人1人,有色人种男人无”。海报上画的是在一只毛茸茸的茶杯中,六个大猩猩坐在一根毛茸茸的香肠上。她们还做过一些明信片,“祝贺”展览的举办者“通过把女性和有色人种排除在外,重新定义了静物画的标准”;并且建议纽约现代艺术馆把展览的名字从“欲望的对象:现代静物”改成“纽约现代艺术馆的欲望对象仍然是白种男人”。成千上万张这样的明信片被游击队女孩的支持者们发给了艺术馆;据游击队女孩称,几乎所有的参展留言都批评了它的歧视性政策。在艺术上,游击队女孩的行动很有点马塞尔·杜桑(Marcel Duchamp)的自我嘲讽的味道,只要她们的主意可以灵活使用,她们的战略是非常有理可行的。也正因为如此,她们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而她们的技巧也被好几个国家的女性艺术家们所模仿。请参照《西方艺术史上的游击队女孩床边的伙伴》(The Guerrilla Girls Bedside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Art,New York: Penguin,1998)以及这一组织的网页www.guerillagirls.com/interview/index.html(链接于2002年2月11日)。
44.在这里,我对于马丁·杰伊(Martin Jay)的有争议的文章《作为表演艺术家的学术妇女》(The Academic Woman as Performance Artist)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我欣赏他对于古尔德纳批判话语文化的理想的信仰:我相信尽管在现实中,它似乎始终未能实现,但无论是在社会科学、历史,还是哲学和公众生活当中,它都仍然为我们带来希望。我甚至赞同(尽管有所保留)他所得出的结论,即他笔下的那些女性“表演者”未能实现这一理想,或者压根也不曾有过这样的理想。然而,在杰伊(Jay)的文章中流露出了一种埋怨的语气,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表演,作为与批判理性模式相对的方法,在人文学科的许多领域包括一些跨学科领域中都已经被广泛利用;它运用震撼、讥讽、街头剧场、嘲讽模仿剧、颠覆,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非线性话语形式来取得效果。也许,杰伊所拥有的跨学科背景在这里反倒成了不利的因素。请参照马丁·杰伊,《文化的符号学》(Cultural Semantics,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8)。
45.如果想了解近期处在权力“内部”的知识分子向权力直言的情况,请参照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权力的真相:克林顿白宫时期的知识分子事务》(The Truth of Power: Intellectual Affairs in the Clinton White House,New York:W.W.Norton,2001)。
46.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23)。
47.乔治·卢卡奇(Georg Lukacs),《历史和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Cambridge,Mass: MIT Press,1971,原文发表于1922年)。
48.阿尔伯特·卡缪斯(Albert Campus),《在地狱和理性之间:抵抗运动报刊选集,1944—1947》(Between Hall and Reason: Essays from the Resistant Newspaper Combat,1944－1947,Hanover,N.H.: Press of New England for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91)。
49.如果认为对于天职的献身太过沉重,知识分子也可以苦练怀特·米勒意义上的“论学术艺师精神”( intellectual craftsmanship),或是追求阿拉斯代尔·麦金代尔(Alasdair MacIntyre)所提出的“实践”(practice)的完美。请参照怀特·米勒,《论学术艺师精神》(“On Intellectual Craftsmanship”),载《社会学的想象》(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附录;以及阿拉斯代尔·麦金代尔(Alasdair MacIntyre),《追求德性》(After Virtue,Notre Dame,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1,这本书中国大陆有中文译本,译成《德性之后》,根据书的内容,应该翻译成《追求德性》)。
50.在这一点上,我不仅与班达的观点分道扬镳,而且也不同意左派和右派当中认为一种方法就可以解决全部问题的强硬传统。然而,我倒是希望知识分子们把这种毫不妥协的精神带到他们对于自己天职的坚守中去。一句话,我期望教士们对于高尚的不满表现出比平民更坚定的忠诚。
51.波兰尼,《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
52.怀特海,《观念的冒险》(Adventures of Ideas)。
53.柏林(Berlin)引用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人性的曲折》(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