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主体的牛虻

批判的理论是牛虻和自找麻烦的人的工作。它最适合于以下几种人:那些拒绝接受历史已经终结,拒绝接受所有民主的,以及后民主社会的资源必须竭尽全力来阻止历史继续前进的人;那些拒绝相信民主试验已经结束或已经失败的人;那些摒弃了,用君特·格拉斯(Gūnter Grass)的话来说,“此时此刻(today)吞没了一切而只留给他们满身疮痍”的若干当代知识分子的悲观主义的人⁶。

如果我们听天由命,认定我们过去和现在所拥有的已经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那么我们就把自己的未来拱手让给了不公正和邪恶。这种态度使得许多为赢得社会正义而进行的斗争白白浪费,同时也摒弃了人类宗教和哲学为我们留下的伟大遗产,即我们对于彼此以及下一代的道德责任。它同时也否定了历史的证据,这些证据向我们展示每一个暴君都声称他的统治是在某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允许的最佳方案,尽管总是有人不得不受罪,但决不会有更好的选择⁷。的确,正如20世纪的残酷历史所充分展示的那样,不少旨在建立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努力都以悲剧性的失败而告终,更没有一个可以达到完美的结局。但如果我们把完美作为标准的话,那么人类就从未有过成功。而且,如果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的话,那便是当掌权者的压迫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的帝国便会濒于崩溃。而这种可以带来历史巨变的燎原的星星之火往往是由牛虻们最先点燃的⁸。

在题为《打破宁静》(Disturbing the Peace,1990)的书中,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c Havel)描述了牛虻们的历史使命:“知识分子应当不断打破社会的宁静,关注人间疾苦,通过维护自己的独立性激起人们的不满,反抗任何隐藏或公开的压力与操纵,怀疑任何制度以及权力并揭示它们的谎言。”⁹

知识分子作为牛虻或者社会芒刺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从那时起,他们总是提出令人难堪的问题,并总是向权力直言不讳。正是遵循柏拉图笔下所记载的苏格拉底对话传统,尼采提出了思想家必须充当人类颈项上的蝇虫的论述¹⁰。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又把尼采的假设转化为一个教育原则,指出“教师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教会学生如何发现‘令人难堪的’的事实”。而所谓“令人难堪的”的事实,在这里是指“与他们的政见不相符合的事实”¹¹。

尽管当代美国学生几乎没有什么党派观念,但美国在全球所奉行的霸权主义及其胜利文化可以说是全美国所共有的党派,因此,韦伯教育原则在今天就要求牛虻教师们不断让学生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当然,在高等教育被不断私有化的美国,这样的任务并不容易完成;而且那些勇于坚持自己理想的教师无疑将受到重罚。

这种甘于冒险的精神有肃然起敬的历史。地下“儒雅的国度”(Republic of Letters)在早期神权国家中就已经起到了“颈项上的蝇虫”的作用,为16和17世纪的科学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民主革命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¹²。它同时也是启蒙运动的奠基石:虽然启蒙运动只代表了资产阶级一种片面的并为人所诟病的民主观点,但它是保护以某些人自由、平等和博爱为基础的契约。由于无法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所有追求政治与知识独立的民主运动充其量只能算是牛虻们的局部胜利。除了极少的例外,这些运动都只把普选权狭隘地定义为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而这种权利也仅限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谈吐优雅的占社会支配地位的种族群体(通常是欧洲人或欧洲裔美国人):实际上也就是那些倡导民主运动的人。敢于直言不讳的女人会被人们当成是泼妇或精神病而被勒令闭嘴,倘若她们不幸生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还有可能被当作女巫处以火刑。那些胆敢作声的底层老百姓会被当作一群愚民而被置若罔闻。有色人种如果也竟敢“发话”,那么他们只能是危险的畜生,必须不时用残酷的私刑来管教,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前期。像这样,被所谓文明国家假借科学的名义定义为野蛮、原始、劣等的人群不胜枚举:非洲人、亚洲人、殖民地的土著居民、犹太人、穆斯林、天主教徒、所谓的性异常者,等等。

然而,在我们的时代,事情已经有了一些改观:我们的牛虻们为和社会不公正作斗争发起了几次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意图把启蒙民主革命的人类解放运动进行到底。全世界的“大嘴”们都在高举批判精神的大旗,用民主的语汇与看上去似乎不可战胜的暴君们进行着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莱希·瓦文萨(Lech Walesa)、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西蒙·德·波夫娃(Simone de Beauvoir),以及千千万万发动争取平等的第一次全球规模、草根组织的社会运动的女性主义者们以及为同性恋者们争取权益的拒绝被隔绝的社会活动家们,这些都是不惧权力敢于直言的代表。即使是普通老百姓,如果他们拥有朴素的理论和行动的勇气,就像环保活动家洛伊斯·吉布斯(Lois Gibbs)那样,也可以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小群体就可以改变世界¹³。今天这些牛虻中的绝大多数仍然活在我们中间。其实,不管是在实际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在和他们一起战斗并已经在改变世界的革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我们可以成为历史的主人?显然,这种对我们自己的不信任是错误和可笑的!

正是因为有批判的知识分子显示了他们强大的力量,反动势力也不得不加紧他们的攻势,他们试图阻止独立的声音进入公众话语空间,削弱公众对于文化机构的控制,并试图获取对于商业媒介的垄断。不幸的是,他们的这些策略目前似乎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我作出这样大胆的断言,并不是说反动势力在有组织、有预谋地压制民主进程;尽管有不少以获取市场,偷换选举成果和打乱立法程序为目的的小规模阴谋被不时曝光¹⁴。我认为商业并不是以民主原则建构起来的组织,而当商业的价值和权力体系侵犯了公共空间,那么它便会让有效的等级控制体系在公共空间中运作。尽管在某些媒介机构中,人为干预再现过程已经变得比以往公开得多,但过去“没有作者的剧场”的隐喻似乎依然适用于这些市场新闻检查的、大规模的泛工业模式之中¹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