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脖子上的蝇虫:作为知识分子职责的“高尚的不满”

在结尾之处,我们又回到了开始的地方:失败的对话、破碎的逻辑、自相矛盾、沉默和清除:我们认为只有终结那些所谓令人满意的阐释,我们才能拥有创造性的学术(scholarship)起步。在这种意义上,任何有创造力的学术,同时也是有批判性的学术。

无论在词源学上,还是在实践中,“学术”(scholarship)这个词都似乎意味着有益于社会。也就是说,它指的是为知识的生产、再生产和保存的机构设置操作的一种实践,包括各类院校、图书馆、博物馆、修道院等等。在这种意义上,学术的使命既是建构的,又是保守的。

然而,在学术信任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政治张力。正是由于批判总是始于无知,即始于现存知识中的鸿沟,所以它的结果也无法完全预测。因此,批判的理性对于批判者始终是一个危险1。而批判者也因此学会尽量把他们自己与这样的危险隔离开来。已形成的知识机构和体系都需要发展出一套能够限制、分散或疏通内部批评的有效渠道,当然,这些策略未必总能起作用。

学者们自己也往往是政策奋斗的积极参与者。特别是那些自称“热爱智慧”的哲学家,他们的切身利益更是与批判事业息息相关。很长时间以来,哲学家一直充当知识的守门人,他们不仅推动批判思想的传播,而且严密地控制着认识论的界限:这些界限当然是社会建构起来的,是不完全确定的,并且总是某些人的利益型塑的。因为严肃的学术研究通常会涉及对人生意义的探讨以及脑力劳动,学者们在维护他们所认定的真理时,往往会投入极大的心血和情感²。的确,这也正是为什么他们要建立起“学科”的形式,创立等级森严的标准体系,并致力于范式的一致性。

因此,尽管知识的进步取决于对于批判的接受,在知识领域内部仍存在着趋于封闭的保守压力。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非常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张力:“在每一个理论体系中都隐藏着另外一个体系在不断挣扎。因此每个体系都有一个噩梦,即,那个被束缚的体系会破笼而出。”³

在我们这个时代,学术界和社会拥有强大的力量,惊人地控制着审查“异端学说”。霍尔姆斯大法官在20世纪初所描绘的带有理想色彩的“思想的市场地”——任何一个思想都可以自由进入并得到同等重视的象征性的开放空间——已经被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所取代。现在,一个思想如果想要进入这个市场并引起足够的注意,它就必须证明它是一个有市场价值的商品。市场价值早已在文化领域中操演一种系统的新闻检查;伴随着冷战的结束,民主制度和自由资本主义合二为一的实践,这是一个漫长、复杂并颇有争议的过程,已经变成了不容置疑和支配的力量。正是被帕特里克·史密斯(Patriack Smith)称为美国“胜利文化”的政治语言学命名、要求并培育了这种观点的唯一合法性:

美国以自己大获全胜的名义,封锁了公共话语——或者说——在一个急需开放的时刻阻止了它的发生。这给美国的政治生活带来了令人警醒的危害。急需解决的问题得不到讨论。一种正在蔓延的傲慢——它既存在于政府中,也存在于政府之外——使得美国人认为他们所共有的遗产是永存的,因此不需要时刻警醒而且可以随便滥用,这种态度严重威胁着民主制度。

同时,这种态度也造成了一种对于全球化的近乎于宗教一般的信仰。我们可以把全球化定义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全世界的盛行,包括去管制化,公共机构的全盘私有化,以及对于绝对自由市场的毫不动摇的信仰。但是让我们看一看这个词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就算是对它最深信不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全球化其实就是美国化……我们似乎给这个提议赋予了一点终极色彩:历史已经结束;黑格尔的历史进程已经完成,而它的终极结果就是美国模式……今天的美国人极为自恋封闭、缺乏远见。正如我们在二战后所做的那样,我们拒绝了解别人,也拒绝认识自己——最终甚至选择无视他人。这才是美国胜利主义的真正含义:我们环顾四周,却只看到了自己⁴。

美国不可征服的意义在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的攻击中破灭了。美国居然也有敌人,这个发现让普通的美国人由衷地震惊,因为他们已经太长时间“与世隔绝”,完全迷失在商业新闻文化带给他们的丑闻、八卦和低级趣味的滚滚财源中。“他们为什么会恨我们?”受到攻击之后,在一片举国哀悼的气氛中,人们悲愤地质问似乎表达了真诚的迷惘。

而那些敢于回答的人——特别是立刻发言的人们——发现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人性、为人、判断和智力均受到了质疑。的确,当席卷全国的悲情逐渐冷却,人们似乎开始接受一些批判的分析;然而,如果说民意调查还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一个民族的心理的话,我们会发现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想要真正深入地了解“他们”究竟为什么恨我们。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对于基地组织及其在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同盟的迅速报复,以及接下来美国单方面对于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的警告——也就是布什总统所宣称的“邪恶轴心”——都在毋庸置疑地向全世界宣称美国有能力有决心保卫自己的世界霸主地位。

在应对这次对于其霸权的挑战过程中,美国胜利文化所表现出的穷兵黩武甚至超乎了它最忠实追随者的想象。防卫预算再一次居高不下,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制定公私领域及国内外法律的立案被不断通过,美国政府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监控权。简而言之,全球化,即美国化,已经不再需要某种危机的出现来赋予它动力,它现在已经拥有一支遍及国内外的可以常规和系统化地投入使用的军警力量。

这场反恐战争把世界格局重新划分为两极,一方是那些接受,或至少不主动抵抗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国家,而另一方是那些拒绝接受的国家。在这个格局中,那些试图抵抗的国家会发现它们被封锁在所谓的恐怖阵营里:它们要么是恐怖分子,要么是流氓国家,或者就只能是邪恶轴心。冷战时期的教训早已告诉我们这样的划分很难为任何中间地带留出余地。而现在谈什么划分界限似乎还为时过早。而我们所确实知道的是,那些来自所谓嫌疑国家的外国居民的人身权利,包括曾经是美国盟友的沙特阿拉伯,在新的约定控制下可以被轻易剥夺。目前还不清楚人们是否会被允许持不同意见。在9·11事件之后不少学术言论被政府钳制,虽然情况已经有所好转,但这些行政干预实际上已经起到了威慑作用。

因此,对于那些把忠谏直言作为自己使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他们的使命已经在遭受攻击,被那些曾经成功地攻击过女性主义、多种文化主义、反歧视行动、政治正确,以及任何带有左派或自由主义色彩思想的所谓智囊团所耻笑和不以为然⁵。批判的理论是学术界中最负有盛名的传统之一,它可以和左派或自由主义毫无关系,但确实是把讲真话看作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公民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