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的分析凸显了什么
在这一节中,我简要地指出和探讨四种危机——全球人口过剩、国际儿童的性贸易、女族奸杀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当透过全球政治的社会性别秩序的透镜来审视这四种危机时,它们要么从隐匿中被暴露出来,要么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全球人口过剩
在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那本广受美国媒介赞誉的著作《为21世纪作准备》(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1993)中,他对人口统计学的预测进行了一番考量,结果显示,在过去的40年中,世界人口增长了一倍多,达到了55亿。当前的预测表明,到2025年,世界人口将介于76亿和94亿之间,其中大部分的人口增长将发生在当前的发展中国家。根据肯尼迪所描述的危险世界场景,“目前正在形成的其他所有重要变革力量,都是在全球贫富社会人口不均衡的背景下形成的”45。发展中国家将会面临饥荒、生态破坏和大规模移民等问题,但肯尼迪同时又指出,人口爆炸的结果将同样“使目前占世界人口1/6,但却享有世界5/6财富的富人感到”极度“不安”46。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直到肯尼迪这本书的书评问世,人口问题几乎从未在美国媒介上得到过报道。正因为相关报道少得可怜,以至于一些媒介在报道肯尼迪的文章时,仿佛它是什么了不起的“新闻”,即便该文所引用的数据在本科生的社会学教科书中可以轻而易举地采集到。人口危机问题在评论期刊上经过了几个月密集的报道之后,再次从公共论坛的视野里消失。为什么呢?人口危机问题在新闻和公众议程中一再地遭到遮蔽和抹杀,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为,由于受美国超级大国的支配地位以及美国在全球媒介中的支配地位这双重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国内社会性别政治已经大举入侵世界事务。在过去的30年中,堕胎辩论这个政治问题对美国的两大政党来说一直都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美国政治中所谓的社会性别差距(gender gap)问题,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两党对该辩论作出回应之后的人为结果。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民主党内存有一些策略性的分歧,但是其全国性党纲却一贯认定妇女有堕胎的选择权利(prochoice)。然而这种立场却使民主党在天主教和蓝领票选团体中历来的优势地位受到侵蚀;因此,堕胎问题不仅对于共和党而且对于民主党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可是,里根政府和布什(父子)政府一直都是持反对妇女有堕胎选择权(anti-choice)和反对女性主义(anti-feminist)的态度的。布什父子都禁止美国向容许任何形式的堕胎行为的国际人口计划机构提供援助。在发展中国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计划生育通常并不是一项选择那么简单,它要求向妇女经常性地提供避孕品、医疗和基于日历的计算方法。在这些国家,如果不开放堕胎或节育政策的话,就意味着生育控制的终结。
事实上,无论是美国的主要政党,还是美国广告驱动型商业媒介都无法从强调人口危机中捞到任何好处:这个问题已无可避免地与妇女对自我生育能力的控制权利联系在一起。相反,将人口危机提上公共讨论的议事日程,只会招来强势的游说团体的联合抵制并丧失广告收入和选票。
当然,将人口问题只看做是国内问题是荒谬的。在发展中国家,人口过剩已带来饥荒、战争、热带雨林的损耗、全球变暖的加剧以及无家可归的难民向发达世界的移民等问题。而把人口问题看成是一个性别中立的问题则更显荒谬,毕竟,是妇女在生育小孩。
肯尼迪在他那本信息广博的428页的著作中对全球女性主义只字未提,倒是拿出了4页篇幅专门讨论“教育的作用和妇女的地位”。他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显然可以把妇女地位的低下与人口的激增、严重的贫困和经济上的落后联系起来”47。依肯尼迪(和妇女权利团体)的观点,对发展中国家妇女的教育是解决人口爆炸问题的关键。
是谁在“贬低”妇女的地位?是谁在阻挠她们接受教育?肯尼迪明显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他没有考察正制造生态梦魇的权力结构的社会性别构成要素。结果,肯尼迪没有看到地平线上已清晰可见的、从生态的角度看唯一可被称作一道强烈的希望之光的力量——致力于扩大妇女识字率和伸张妇女生殖选择权的全球女性主义运动。聚焦人类生殖问题的研究,如果不考察社会性别秩序,就没有能力有效地分析以下问题——国际贸易政策的相关构成要素、跨国公司的招聘实务、全球传播和财政的革命,以及文化或国际法不断加剧的同质化(homogenization)和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贫国儿童的性贸易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媒介对艾滋病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当然,当中的不少报道反映了异性恋的偏见及其对同性恋的歧视48。媒介对非洲艾滋病危机的报道也遭到了广泛的批评,这些批评不仅来自非洲人,也来自国际媒介批评家49。
艾滋病危机是引人注目的。然而以下因素却相对不为人知——艾滋病给贫国儿童的性奴役和卖淫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富国男人在显著增长的儿童性交易中扮演的角色。
有关性和卖淫的素材通常连政治新闻都算不上,更别提国际新闻了。唯一的显著例外似乎就是涉及国王、总统和首相的性丑闻。性贸易中的常规活动一般要么不被报道、要么报道得远远不够。只有当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或人权观察团体发布新闻稿时,全球的结构性不平等在儿童交易中所扮演的角色通常才会构成新闻。这些报道显示,在泰国、海地、孟加拉、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贫穷国家和非洲的部分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儿童的猎手”(child catchers)经常拐卖或绑架儿童去充作劳力,很多情况下,就是让他们从事煤矿、种植园的奴役劳动或者参与性贸易50。
据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会议,艾滋病教育的一个出人意料的副效应就是市场对年幼女孩或男孩的需求在不断升温,皮条客们凭借干净和纯洁作卖点将他(她)们四处推销。在马尼拉、曼谷、里约热内卢和法兰克福,这些儿童在国际的性市场上能够卖出超高的价格。在越南,日本、香港和台湾生意人的大量涌入造就了一个繁荣的儿童市场。相关的统计数据几乎是凤毛麟角,而且其可信度也大可怀疑,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一项研究估计,有200万泰国妇女在从事性贸易工作,而他们当中有多达80万人可能是青春期少女和儿童。该报道显示,对年轻女孩的需求主要来自亚洲人,对年轻男孩的需求主要来自西方人5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另外一项研究估计,有1万多名年龄界于6—14岁之间的男孩在斯里兰卡从事卖淫活动,他们所服务的大部分嫖客都是外国男子52。据由40个国家参与的“终止童妓组织”(End Child Prostitution and Trafficking)估计,全世界有不止200万的儿童参与性贸易活动,而嫖客当中有25%是美国人,组成了比例最大的国家群体53。最近对美国法官所作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儿童卖淫在美国同样也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但在媒介中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道或者被严重地少报了,特别是在乡村地区,法官们说那里的儿童卖淫活动,在最近的5年里大幅上升。察觉到儿童卖淫上升问题的乡村法官称,他们的诉讼纪录上显示,1995年以来儿童卖淫案增加了73%。颇有意味的是,男法官和女法官对儿童卖淫问题的观察和解释并不相同,女法官在法庭上审理的儿童卖淫案要比男法官多(分别为85%和68%)54。因特网被证明是拓展、宣传和管理国际性旅游业的一种非常实用的工具,尤其是在乡村地区。当然,这里也已成为儿童色情的全球流通和贩卖中心。
在儿童性工作者问题上的相对沉默,再现了在霸权的男性气质所保护的社会性别秩序下的新闻组织的日常运作方式。国际上可恶的性贸易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对男子汉们还有他们的妻子或孩子造成什么直接的威胁。但是,当美国政府对美国游客发布旅行警告说发展中国家未满青春期的卖淫者无论多么年幼都是不洁净的、都可能携带H IV病毒或其他性传播性疾病的时候,这条新闻的各种版本就周期性地在网络上大行其道55。然而,被沉默之墙所掩盖的贫穷儿童遭受的性虐待,以及这些虐待所促发的长期性全球健康危机,一旦通过社会性别秩序理论的透镜来观察,就会立即暴露无遗。当人们把这些儿童看做国民、看做完完整整的人而不是非人的交易(impersonal exchanges)中的商品时,那些在他们身上所犯下的重大的罪行是无从否认的。全世界几乎不会有什么男人或妇女会公开地(或私下地)为这些针对儿童的犯罪辩护。但是,人们对这些虐待行为所保持的沉默使它们常常隐匿在公众视野之外,沦为公共官员和新闻记者可以大大方方地忽略的肮脏小秘密。
波斯尼亚的女族奸杀
在国际妇女组织掀起抗议波斯尼亚“女族奸杀”(译者注:原文是gynocide,该词由美国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安德丽娅·德沃金所创,由genocide和gynoecy两词合成,前者的意思是种族屠杀,后者的意思是女性、雌性,中文里没有现成的词与之对应,姑且译作“女族奸杀”)的激进运动之后,强奸罪终于1993年被定为战争罪56。虽然,二战后在纽伦堡和东京的审判中,已有确凿证据表明战争中曾发生过对妇女多种形式的性迫害,包括动用系统的军事力量对妇女进行强奸,但是罪犯却没有遭到起诉57。过去的十年中,在日、韩女性主义者的积极推动下,日本政府承认了在战争期间,韩国妇女曾经被有系统地派去做日本军队的“慰安妇”;当时的幸存者也得到了法律补偿58。2001年,一联合国法庭正式将“性奴役”认定为违反人性的犯罪。法官宣判说,“证据表明”——“强奸曾被波斯尼亚塞族武装部队用作实施恐怖的工具——一种他们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地使用的工具”59。据报道,在波斯尼亚战争中,强暴妇女被战争各方用作一项战争武器:欧盟的一份报告估计,仅在1992年,波斯尼亚“有系统地强奸政策”(systematic rape policy)致使两万名妇女遭到侵犯60。除了以在战争期间,在“强奸营”(rape camps)有系统地强奸和迫害妇女和少女为名将三名波斯尼亚塞族被告人绳之以法之外,该联合国法庭还在法律上开了先河,以便将来的战争起诉有例可循。审判结果承认妇女和少女常常被视作战利品。在2001年3月初的同一星期内,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发布了一份报告,称对妇女和少女的迫害已是全球的一个普遍现象,它远不止于武装冲突期间的强奸和迫害,还包括来自配偶的、警察拘留时的、强迫劳动时的、性交易中的以及家庭成员所谓的“名誉罪行”(honor crimes)中的虐待行为61。这些进展目前在美国的媒介中只有过一些蜻蜓点水式的报道,但是却在国际上为建立一个永久国际战犯法庭起到了造势的作用,该法庭将在联合国的资助下创办,一旦某些国家拒绝惩治他们自己的军队,它将作为最后一个可以诉诸的法庭发挥作用。美国一度曾支持建立这样一个法庭,但是由于和一群不太愿意建立此法庭的国家——利比亚、伊拉克、伊朗等——结盟,美国现在则对这个提议表示反对。然而,要转变这种立场,美国的确是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的。
波斯尼亚的女族奸杀代表的是一个极端的个案。将它命名为一种社会性别行为是战争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妇女通过组织、揭发和谋求在国际政治审判中将这些行为认定为战争罪,已成为历史的能动者。在此过程中,她们让人们目睹了历史上不仅给女性,同时也给男性造成侵害的一种军事侵略形式。由于在父权体制下妇女一直被视为男人的财产,因此,强奸不仅使敌对一方的女人受到残酷和非人的对待,它同时也剥夺、削弱和打击了敌对一方的男人的士气。简而言之,在霸权的男性气质的统治下,强奸是许多国家强有力的男人们偷偷或有时公然使用的一种军事策略,目的是调动己方军队的士气并主宰敌方的男人和所有的女人。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自从2001年美国遭到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领导的“基地”组织的袭击之后,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所体现的父权的,甚至是(从西方的视角来看)厌女主义的(misogynist)社会性别政治受到西方新闻媒介的极大关注。在西方媒介浮光掠影的分析中,塔利班政权这个极端的个案频频被当作范式性的个案(paradigmatic case)来对待。就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不久,CNN大动干戈,反复播放塞拉·沙赫(Saira Shah)的纪录片《面纱底下》(Behind the Veil),该片直观地纪录了塔利班对成年妇女和少女的虐待行为。在此过程中,CNN不仅在形式上(每隔一小会儿就重复播放一部粒面的、低预算的、独立制作的纪录片)而且在内容上(激进的女性主义)打破了常规的电视节目播出。由于CNN是打着“美国的新战争”的旗号来建构其对恐怖袭击的善后报道的,对有线电视网来说,塞拉·沙赫的纪录片算得上一则差强人意的“独家新闻”。这则新闻令人们对敌人的想象获得了现实的依托,尽管现实中的塔利班实际上只是扮演了神出鬼没的基地分子的替身而已,而后者依旧躲藏在阿富汗的深山里。这也导致两个集团的根本区别在西方受众的头脑中变得含混不清,因为他们一般都对中东知之甚少,波斯湾战争以来,除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之外,反映该地区的国际报道几近于无62。本·拉登和多数“9·11”袭击者实际上是土生土长的沙特阿拉伯(美国长久以来的战略盟友)人,这一事实尽管没有被完全忽略掉,但较少受到媒介的关注。
尽管如今出现了CNN这条独家新闻,但是妇女担当冲突爆发点的角色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冲突爆发时,国内伊斯兰对西方化进程的反应被无限释放。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里,当出身于上流家庭的中东妇女开始游历西方,甚至于有的还在西方接受教育时,现代性和传统主义的冲突就部分地成为社会性别秩序之内的一种冲突。当然,这种冲突也和代际维度(generational dimensions)一样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尽管代际的内在力量( the generational dynamic)已被反历史化(ahistorical)的新闻媒介忽略。
在殖民主义统治下,担纲本土行政干部的少数出身于上流家庭的中东妇女所享有的相对人身自由并没有对该地区的稳定构成威胁。在二战前夕,其中的某些妇女甚至拥戴西方的女性主义;对这代人来说,究竟是穿戴西方服饰,还是传统服饰(尤其是面纱)是妇女们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决定。然而,与二战后殖民主义的终结以及以色列国的建立相伴随的却是伊斯兰国家对西方价值观的排斥和对传统宗教习俗的复兴(resurgence)63。
诚然,大部分的精英人士,包括某些精英妇女,在私下场合以及游历西方时仍然继续享有他们的自由。然而,对西方价值观的排斥也部分地包括了对西方服饰的排斥;很多妇女,甚至是知识妇女,不仅将回归到面纱和朴素的穿着视为宗教美德的表现,而且将其视为与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团结一致的表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当西方的青年妇女起来反抗父权制的桎梏之时,一股反向运动却在伊斯兰国家上演,那里的女儿们拒绝承认她们的母辈和祖母辈所持的西方价值观。这些妇女有意识地(从她们的角度看,也是理性地)排斥了西方的社会性别角色;对某些人来说,尤其是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进行过程中和之后,她们重新戴起面纱的行为本身也是代际反叛(generational rebellion)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从西方和人权的观点来看,这些妇女在造就目前的社会性别体制的过程中发挥过巨大的能动作用,但是,她们曾一手造就的这个体制现在又反过来压迫着她们。她们并不像西方媒介在描绘她们的漫画中所暗示的那样是温顺的性奴隶64。总之,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划归到任何一种国际新闻的常规叙事当中(或者说,这不是一个能在如此短小的纲要中彻底讲清楚的问题)。此类新闻与性本身无关:它们构不成利润驱动型的媒介所需要的那种猛料。
假如在制定中东政策和报道中东新闻的过程中,社会性别的棱镜(the prism of gender)得以采用的话,2001年9月的事件很可能也是无法预测或避免的。然而,这些事件也许能得到更好的理解,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被预料到。自从袭击发生以后,平时被主流美国媒介所忽视的、持批判态度的学术专家一时名声大噪。他们告诉我们,波斯湾战争后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存在,尤其是女军事人员的存在,是解释本·拉登憎恨美国的一个主要因素。他们还将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对女强人高度社会性别化的再现,列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憎恨西方的核心因素。美国和以色列两国之间紧密的联盟对中东的反美主义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中东的富油国里,使少数精英与普通大众产生分化的巨大的经济不平等,由于符合石油市场“稳定”的利益,得到了美国的政策支持,这也是敌对情绪得以滋生的主要源头。然而,这些国家的社会性别体制深深地卷入到这些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当中65。
正如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所宣称的那样,战争也许是地狱,但它是一种使某些人——胜利一方的司令官、政治委员和投资者——受益的地狱形态。为了将战争和其他形式的政治暴力中所体现的社会性别秩序带入人们的视野,人权、和平与女性主义组织都作出了努力,也许正因为这些努力的存在,将使得给未来的地狱添火变得更加困难。而媒介将妇女的政治本身进行边缘化和抹杀的管制行为也将因此变得更加难以维持。
一种致力于破解这种沉默密码的、新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秘密的或者说是另类的新闻业正紧跟全球女性主义的步伐而初现端倪。大型媒介集团要么从总体上忽略它的存在;要么,在有些地方,通过直接地新闻检查或间接地撤销广告从而对其进行积极的压制。然而更多的时候,大型媒介应对世界范围内妇女角色的变化是以谋求对这种变化的方向施加影响为手段的——将它引向新形式的消费主义,这种消费主义既能增加利润,同时又能将它对现状的挑战降到最小。也就是说,他们为新型的、解放的妇女营造出美好生活的形象,这些形象有选择地借用了、并由此占领了女性主义修辞,以至于个别妇女无需改造世界(或者说,似乎)就能改变她们的个人命运。当前,为批量生产的大众文化所认可的新型后女性主义妇女的一个典型版本就是本杰明·迪莫特(Benjamin DeMott)所称的“女杀手”(the killer woman)类型——一个残酷无情的商业间谍,手头有足够的钱挥霍,并且还是一个精力超人的性炸弹(sexual bombshell)66。尽管媒介将女杀手再现为女性主义的产物,但女性主义的政治和社会议程非但没有在女杀手的生活世界里扮演任何角色,而且事实上与女杀手的生活世界恰恰相反。
在美国,已有某些证据表明,女杀手目前在竞争中正逐渐赢得青年妇女的心,或者更准确地说,赢得了她们作为消费者的钱67。不过,即使美国媒介产业的力量再强大,她似乎还不太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胜利。女杀手的形象被过多地灌输了暴力的、男性化的和个体化的美国强权价值观,以至于不可能在任何发展中国家得到响应,因为那里的妇女依然在为基本人权而斗争,而不会去寻求休闲购物的新形式。同样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正如2001年9月之后美国惊奇地发现到的那样——越来越鄙视美国的商业常胜主义和它生产的大众文化(比如,正像国际上对乔治布什总统2001年6月访问欧洲的报道那般明了)。
2001年9月的事件及其善后时期,除了铲除了塔利班政权的极端形式之外,并没有对霸权的男性气质造成任何实质的威胁,事实上,在许多方面还确认了相互之间的共鸣68。然而,至少在某一段时期里,它们确实使社会性别硬挤进了全球政治和国际新闻的议程中。
注释:
1.本文的写作极大地得益于辛西娅·安罗(Cynthia Enloe)在国际研究方面富有开创性的女性主义学术成果,尤其是她的《香蕉、海滩与基地——建立对国际关系的女性主义理解》(Bananas,Beaches,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和《一夜风流之后:冷战结束时期的社会性别政治》(The Morning After: Gender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虽然,安罗关注的焦点并不是新闻本身,但是她发人深省的分析对于研究媒介传播的过程和作用也有诸多启示。
2.苏珊·米勒(Susan Miller),《浪费掉的机会:报纸与妇女的新闻》(“Opportunity Squandered: Newspapers and W omen's News”),《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 Journal,Winter/ Spring 1993,167－182)。皮特·哈米尔(Pete Hamill)也曾在《新闻是一个动词: 20世纪末的新闻业》(News Is a Verb: Journalism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Ballantine,1998)一书中考察过新闻业的这道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事实上,他认为日报的生存是与重新找回和扩大女性读者群息息相关的。行业报告显示,报纸的发行量在持续下降,而报纸发行人则以提高报价的方法来应对,按照行业分析家的预测,这样做只会使读者市场进一步萎缩。又见塞特·苏特尔(Set Sutel),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报纸发布收入警告》(“Newspapers Issuing Earnings Warnings”),《布法罗新闻》(The Buffalo News,7 March,2001,4E)。
3.盖伊·塔克曼(Gaye Tuchman)在研究社会性别和媒介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见盖伊·塔克曼(Gaye Tuchman),《大众媒介对妇女象征性的歼灭》(“The Symbolic Annihilation of Women by the Mass Media”),收录于盖伊·塔克曼(Gaye Tuchman)、阿琳·卡普兰·丹尼尔斯(Arlene Kaplan Daniels)和詹姆斯·贝尼特(James Benet)主编的《壁炉与家庭:大众媒介中的妇女形象》(Hearth and Home: Images ofWomen in Mass Medi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盖伊·塔克曼(Gaye Tuchman),《作为一种策略性的仪式的客观性:对新闻从业者客观性观念的考察》(“Objectivity as a Strategic Ritual: 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s of Objectivity”),《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7,No.4,1978: 660－679)。这项研究工作为当前对新闻客观性所作的社会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批评奠定了基础。但是,它对当代大多数女性主义认识论已不再支持的一种自我标榜的科学客观性形式(a self-privileging form of scientific objectivity)丝毫也未敢触碰。
4.自由论坛(Freedom Forum),《妇女年里是谁在报道些什么?》(“Who's Covering What in the Year of the Women?”)《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 Journal,Winter/Spring 1993),第135页。
5.玛格丽特·格拉菲尔(Margaret Gallagher),《不平等的机会:以妇女与媒介为例》(Unequal Opportunities: The Case of Woman and the Media)(Paris: UNESCO,1981),第71页。另见莱斯利·斯蒂夫斯(H.Leslie Steeves),《社会性别与大众传播语境》(“Gender and Mass Communication Context”),收录于帕梅拉·I·克里登(Pamela I.Creedon)主编的《大众传播中的妇女挑战社会性别价值观》(Women in Mass Communication Challenging Gender Values,Newbury Park,Calif.: Sage Publications,1989: 91)。
6.米勒(Miller),《浪费掉的机会》(“Opportunity Squandered”),第172页。
7.自由论坛(Freedom Forum),《妇女年里是谁在报道些什么》(“Who's Covering What in the Year of the Women”),第138页。
8.米勒(Miller),《浪费掉的机会》(“Opportunity Squandered”),第169页。
9.凯·米尔斯(Kay Mills),《媒介和妇女年》(“The Media and the Year of the Woman”),《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 Journal,Winter/Spring 1993: 20)。
10.安罗(Enloe),《香蕉、海滩和基地》(Bananas,Beaches,and Bases),第3－4页。
11.R·W·康奈尔(R.W.Connell),《社会性别与权力》(Gender and Power,Stanford,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早在康奈尔之前,盖尔·卢宾(Gayle Rubin)就在一篇经典的文章——《妇女交易:性政治经济学笔记》(“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收录在雷娜·瑞特(Rayna Reiter)主编的《迈向妇女的人类学》(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5)〗中指出和系统阐述过这种影响力量;不过,康奈尔确切的理论表达得到了更广泛的发挥。该理论显得特别实用是因为它认识到在工业社会中妇女从属地位的全球模式是通过文化的具体方式协商和调和的结果。妇女并不是性贸易中被动的对象。在《社会性别与权力》(Gender and Power)一书的第183至184页,康奈尔指出,“有一种形式是围绕对这种从属地位的服从来定义的,它被引向满足男人的利益和愿望的方向。我把它称作‘受强调的女性气质’(emphasized femininity)。其他的形式主要通过反抗的策略来定义,或者称为不服从(noncompliance)的形式。还有一些形式是通过服从、反抗和合作三者复杂的策略组合来定义的。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总体的性别秩序的动力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2.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美丽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October 1988: 29)。
13.康奈尔(Connell),《社会性别与权力》(Gender and Power),第17—18页。
14.康奈尔(Connell),《社会性别与权力》(Gender and Power),第18页。
15.E·P·汤普森(E.P.Thompson),《结束与开始:历史的转折》(“End and the Beginning: History Turns Hinge”),《国家》杂志(The Nation,January 28,1990: 120)。
16.同上。
17.布赖恩·伊斯利(Brian Easlea),《创造不可能的奇迹:男性气质、科学家与核军备竞赛》(Fathering the Unthinkable: Masculinity,Scientists,and the Nuclear Arms Race,London: Pluto Press,1983);海伦·考尔迪科特(Helen Caldicott),《导弹嫉妒:军备竞赛与核战争》(Missile Envy: The Arms Race and Nuclear War,New York: Morrow,1984);卡罗尔·库恩(Carol Cohn),《国策派知识分子的理性世界的性与死亡》(“Sex and Death in the Rational World of Defense Intellectuals”),《符号》(Signs,12,No.4,1987: 687－718)。“危险世界综合征”(dangerous world syndrome)这一短语是从乔治·哥本纳(George Gerbner)那里借用过来的,哥本纳用它来分析美国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中无所不在的暴力和恐怖,我认为这种现象也许至少部分地得到了冷战的默许。参见乔治·哥本纳(George Gerbner),《电视与其观众:涵化理论和研究》(Television and its Viewers: Cultiv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18.安罗(Enloe),《香蕉、海滩和基地》(Bananas,Beaches,and Bases)。
19.汤普森(Thompson),《结束与开始》(“End and the Beginning”,120)。
20.Abouali Farmanfarmaian,“海湾战争中的性别特征:你符合吗?”(Sexuality in the Gulf War: Did You Measure Up?),《社会性别》(Genders,13,Spring 1992: 1－29)。
21.就连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也在20世纪90年代的演讲和访谈中发出了一些混合的信号。
22.乔治·莱可夫(George Lakoff),《恐怖的隐喻:形象的权力》(“Metaphors of Terror: The Power of Images”),TheseTimes.com(October 29,2001: 1－10,www.inthese.times.com accessed November 14,2001)。
23.安罗(Enloe),《香蕉、海滩和基地》(Bananas,Beaches,and Bases),第12页。
24.伊斯利(Easlea),《创造不可能的奇迹》(Fathering the Unthinkable);库恩(Cohn),《性与死亡》(“Sex and Death”);和伊夫琳·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社会性别和科学的反思》(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New Haven,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相反地,冷战性别秩序的迷思中同性恋因素的存在反过来也能够解释其对同性恋实施禁忌的重要性。也许只有当同性恋行为被严格禁止的时候,这个主意才可以予以考虑,而不至于威胁到男子汉的支配地位。
25.安罗(Enloe),《香蕉、海滩和基地》(Bananas,Beaches,and Bases),第12—13页。
26.拉里·艾克尔(Larry Eichel),《围墙让事情变得简单》(“Wall Kept Things Simple”),《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11 September 1989,4E)。
27.E·J·迪翁(E.J.Dionne),《新的世界秩序中的“国策派知识分子”:兰德分析家自反冲突研究》(“Defense Intellectuals in a New World Order: Rand Analysts Rethink the Study of Conflict”),《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29 May 1990,7D)。
28.汤普森(Thompson),《结束与开始》(“End and the Beginning”),第117页。
29.马丁·沃克(Martin Walker),《新的“外交政策”;加过味了,但仍然缺乏洞察力》(“The New‘Foreign Policy’; Spiced Up,but Still Leavened with Insight”),《高等教育纪事》(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12 January 2001: 12－13B)。
30.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现代时期的终结》(“The End of the Modern Era”),《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1 March 1992,15E)。
31.哈维尔(Havel),《摩登时代的终结》(“The End of the Modern Era”,15E)。
32.詹姆斯·希尔曼(James Hillman),《分析的迷思》(The Myth of Analysis,New York: Harper＆Row,1972: 250)。
33.安罗(Enloe),《香蕉、海滩和基地》(Bananas,Beaches,and Bases)。
34.安罗(Enloe),《香蕉、海滩和基地》(Bananas,Beaches,and Bases,195)。另见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
35.安罗(Enloe),《香蕉、海滩和基地》(Bananas,Beaches,and Bases,195)。
36.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论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Boston: Beacon Press,1969: 73)。
37.安罗(Enloe),《香蕉、海滩和基地》(Bananas,Beaches,and Bases,200)。
38.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将强奸转化为色情:后现代的种族屠杀》(“Turning Rape into Pornography: Postmodern Genocide”),《女士》杂志,(Ms.July/August 1993: 24－30)。另见斯瓦尼·亨特(Swanee Hunt),《向米洛舍维奇倒台背后的妇女学习》(“Learn from the Women Behind the Fall of Milosevic”),《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July 10,2001,8)。
39.安罗(Enloe),《香蕉、海滩和基地》(Bananas,Beaches,and Bases,189);和安加拉德·瓦尔迪维亚(Angharad Valdivia),《国际传播和女性主义研究》(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Feminist Studies),《女性主义学术利益团体通讯》( Feminist Scholarship Interest Group Newsletter),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Spring 1993: 4)。
40.瓦尔迪维亚(Valdivia),《国际传播和女性主义研究》(“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Feminist Studies”)。
41.“妇女打破沉默”(Women Breaking the Silence),《新闻检查索引》(Index on Censorship,19,No.9,October 1990: 2,7－36)。
42.瓦尔迪维亚(Valdivia),《国际传播和女性主义研究》(“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Feminist Studies”)。
43.斯蒂夫斯(Steeves),《社会性别与大众传播》(“Gender and Mass Communication”)。
44.格拉菲尔(Gallagher),《不平等的机会》(“Unequal Opportunities”);和斯蒂夫斯(Steeves),《社会性别与大众传播》(“Gender and Mass Communication”)。
45.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为21世纪作准备》(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 Random House,1993: 46)。
46.肯尼迪(Kennedy),《为21世纪作准备》(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46)。
47.肯尼迪(Kennedy),《为21世纪作准备》(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341)。
48.兰迪·希尔茨(Randy Shilts),《这帮人还在玩:政治、人民和艾滋病》(And the Band Played on: Politics,People,and the AIDS Epidemic,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87)。
49.贝琳达·考迪(Belinda Cowdy)和戴维·罗伊尔(David Royle),《派到非洲》( Assignment Africa),录像带(videocassette,New York: New Atlantic Productions,1986)。
50.马利斯·西浓斯(Marlise Sirnons),《性市场:世界儿童的灾难》(“The Sex Market: Scourge on the World's Children”),《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9 April 1993,3A)。
51.西浓斯(Sirnons),《性市场》(The Sex Market,3A)。
52.西浓斯(Sirnons),《性市场》(The Sex Market,3A)。
53.格里·沃尔格诺(Gerry Volgenau),KRT新闻社,《旅游行业对儿童的性旅游业可耻地保持着沉默》(“Travel Industry is Shamefully Silent about Child-Sex Tourism”),《艾伦城早新闻》(Allentown Morning Call,14 November 1999,4F)。
54.简·O·汉森(Jane O.Hansen),考克斯新闻社(Cox News Service),《法官:社会忽视了日益增多的儿童卖淫问题》(“Judges: Society Is Ignoring Increasing Child Prostitution”),《艾伦城早新闻》(Allentown Morning Call,14 January 2001,5F)。
55.沃尔格诺(Volgenau),《旅游行业可耻地保持着沉默》(“Travel Industry is Shamefully Silent”,4F)。
56.安娜·昆德伦( Anna Quindlen),《女族奸杀》(“Gynocide”),《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9 April 1993,15A)。另见亚历山德拉·斯蒂格梅尔(Alexandra Stigmayer)主编的《大强奸:波黑的反妇女战争》(Mass Rape: The War Against Women in Bosnia-Herzegovina,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4)。
57.麦金农(MacKinnon),《将强奸转化为色情》(“Turning Rape into Pornography”);另见杰尔姆·索科洛夫斯基(Jerome Socolovsky),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联合国法庭对“性奴役”一案作出宣判》(U.N.Tribunal Rules in“Sexual Enslavement”Case),《艾伦城早新闻》(Allentow Morning Call,23 February 2001,3A)。
58.玛格丽特·D·斯特茨(Margaret D.Stetz)和邦妮B.C.Oh.(Bonnie B.C.Oh.),《二战慰安妇的遗产》(Legacies of the Com fort Women of World War II,New York: M.E.Sharpe,2001)。另见凯莎·波利特(Katha Pollitt),《冷漠的安慰》(“Cold Com fort”),《国家》杂志(The Nation,June 11,2001: 10)。
59.索科洛夫斯基(Socolovsky),《联合国法庭作出宣判》(“U.N.Tribunal Rules”,3A)。
60.未署名的社论,《战争罪:测量公正的一个尺度》,《布法罗新闻报》(Buffalo News,11 March 2001,2H)。
61.美联社(伦敦)(Associated Press(London)),《报告发现:迫害妇女和少女的行为在全世界非常普遍》(“Torture of Women and Girls Common Worldwide,Report Finds”),《布法罗新闻报》(Buffalo News,7 March 2001,2A),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残损的肢体、破碎的心灵》(“Broken Bodies,Shattered Minds”,report released March 6,2001)。
62.莫莉·艾文斯(Molly Ivins),《媒介必须承担一份罪责》(“The Media Must Share the Blame”),《布法罗新闻报》(The Buffalo News,27 October 2001,5B)。
63.由玛丽莲·冈特(Marilyn Gaunt)导演和伊丽莎白·弗尼亚(Elizabeth Fernea)制作的,《面纱遮掩下的革命》(The Veiled Revolution),录像带(New York: Icarus Films,1982)。
64.莉娜·杰鲁西(Lena Jayyusi),《暴动的妇女》(“Women of the IntiFada”),在国际传播协会(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年度会议上提交的论文(Dublin,Ireland,July 12,1992)。
65.本杰明·R·巴伯(Benjamin R.Barber)1995年的书此刻正列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另见本杰明·R·巴伯(Benjamin R.Barber)《圣战与麦当劳世界》(Jihad vs McWorld,New York Random House,1995)。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的新书刚一发行就迅速成为畅销书。见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问题何在?西方的影响与中东的回应》(What went wrong? 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 Respons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当然,刘易斯(Lewis)的作品一直都是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批评的矛头所向。要了解最近的一次批评,参见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不可能的历史:为什么许多伊斯兰人不能被简化》(Impossible Histories: Why the Many Islams Cannot Be Simplified,Harper's,July 2002: 71－77)。
66.本杰明·迪莫特(Benjamin DeMott),《女杀手的忧郁:为什么美国人无法清晰地考虑社会性别和权力》(Killer Woman Blues: Why Americans Can't Think Straight about Gender and Power,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作为一种女性主义的分析,迪莫特(DeMott)的书还有待完善,但是作为妇女在最近的美国大众文化中的再现状况的一个概要性总结,它启发我们思考了“商业女性主义”(corporate feminism)是如何建构妇女的能动者形象的。另见玛莎·欧文(Martha Irvine),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女性肖像的新类型是难以凋谢的花”(“New Breed of Female Icons A re Hardly Wilting Flowers”),《艾伦城早新闻》(Allentown Morning Call,9 May 2001,13A)。我并不是倡导向凋谢的花回归;这篇文章的题目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能够说明美国新闻业的二元框架是如何通过二元对立来建构议题的,以至于将广阔的人类行为简化为漫画形式。在这个例子中,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太强硬”,要么是“凋谢的花”。
67.埃尔文(Irvine),《女性肖像的新类型》(“New Breed of Female Icons”,13A)。凯茜·埃德勒(Cassie Ederer),是Convergent Mediagroup负责青年战略研究的副主席,Convergent Mediagroup是旧金山市的一家专门为各公司提供如何培育面向青年人的产品市场的咨询的机构。这家机构告诉欧文(Irvine),富有侵略性的形象将是未来的潮流。
68.霸权的男性气质是如何在美国对“9·11”的回应中发挥作用的,这一点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关注。见苏·卡利·詹森(Sue Curry Jansen)《危机中的媒介》(“Media in Crisis”),《女性主义媒介》(Feminist Media Studies,2 Summer 2002: 139－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