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秩序与冷战迷思学

汤普森(E.P.Thompson)曾宣称,在冷战时代,历史的铰链被安放在一个窄小的门框里,以致大家的政治想象力变得越来越贫乏,在非黑即白的两极化中打转。他的这种主张并没有关照到这种政治想象恶化的社会性别化的构成要素¹⁵。然而,这些要素却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冷战的意识形态建构,通过将分析固化到最糟情况的逻辑中和将全球鸿沟另一端的人们妖魔化为“敌对的他者”(an Enemy Other)¹⁶,孕育和催生出“交互性的偏执狂”(reciprocal paranoias)。这种二元对立符码(polarizing code)同样也为异性恋主义(heterosexist)社会性别秩序的文化意象——品性优良的欧美妇女呆在厨房和卧室里,支持男子汉们通过顽强的努力去遏制一个“邪恶帝国”(“邪恶帝国”引用的是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对苏联的形容)——提供了营养和食粮。在这种二元语义符码中,同性恋者被认为是“安全隐患”(security risks)——内敌,应该被压制、被残酷地对待并且被禁闭起来。

布赖恩·伊斯利(Brian Easlea)、海伦·考尔迪科特(Helen Caldicott)、卡罗尔·库恩(Carol Cohn)和其他一些人已经深入挖掘过激发出冷战迷思学的“危险世界综合征”(“the dangerous-world syndrome”)的社会性别化的构成要素¹⁷。在一个充斥着威胁和暴力的世界——两个超级大国共同陷入边缘政策(brinkmanship,将危险的政策推到极限)的致命游戏中——以避免更大的风险为名义的冒险也便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¹⁸。因此,比如,美国的国防政策以遏止中苏的扩张主义和避免核灾难为由,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给予合法化。制造这些流血冲突的理论依据,即艾森豪威尔主政时期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所提出的“多米诺定理”(the domino theory),是“孕育和再生产交互性偏执狂”的冷战政策的一个典型个案¹⁹。

冷战也许已经结束了,但是掌权男人的那些危险的世界观却几乎没有显现出什么和缓或想象的重建( imaginative reconstruction)迹象。举其中一个例子,波斯湾战争就是一件男人的作品(a boy thing)。在1988年的总统选举过程中,共和党候选人乔治·布什(George Bush)屡屡遭到《新闻周刊》(Newsweek)的埃文·托马斯(Evan Thomas)的责难——骂布什是个“窝囊废”(wimp)。尽管布什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二战英雄,而且在成为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副总统之前还当过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但是他那出身于上流社会阶层的背景以及时不时表现出来的娘娘腔的演讲方式和习惯给了这种责难以话柄。然而,乔治·布什总统表明,事实上他可以在波斯湾战争中展现出大男子气概,通过现实和影像(live and in technicolor)证明他的导弹比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更大、更好而且强有力得多²⁰。

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也戏剧性地援引危险世界综合征作为他在巴格达展开新一轮轰炸和对最后一个桀骜不驯的冷战仇敌——朝鲜发动核威胁的说辞²¹。和布什一样,为向美国媒介和世界表明自己不是窝囊废,克林顿也是亦步亦趋地听命于冷战给身处边缘的男子汉们作出的指令。即便现在冷战已是一个遥远的记忆,但是随着乔治·W·布什重新拾掇起他父亲未竟的事业,这种象征性的边缘政策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式微。乔治·W·布什从登上国家舞台的那一刻起,就被美国媒介刻画成一个“男人中的男人”、一位反智的、放荡不羁的兄弟会成员。小布什政府最先采取的国际行动之一就是重新展开对伊拉克的轰炸,以表明他也是动真格的。不过,反恐战争给G·W·布什指定了一个西方价值观的复仇者的角色:一位隐喻的严厉的“父亲”正保护他的国家免受恶魔般的“邪恶”势力的侵犯²²。

当精英男性将世界描述为一个危险的地方时,“具有男性气质的男人和具有女性气质的妇女被要求以相反而又互补的方式来作出回应”²³。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男子汉们应该抑制他们内心的恐惧,承担起保护妇女和儿童的责任。相反地,妇女则应该仰赖她们的父亲、丈夫、兄弟或他们的象征替代者来保护她们免遭敌对一方男人的侵害。为了得到这种保护,妇女应该以自我牺牲作交换:将她们丈夫、孩子和国家的利益置于她们自己的利益之上。根据伊斯利(Easlea)、库恩(Cohn)乃至凯勒(Keller)的观点,这种男子气秩序的权力知识的色情(the erotics of power know ledge of this masculinist order)非常荒谬地同时具有同性恋倾向、厌女情绪和恋尸情结——包含着因排斥女性和公然蔑视死亡而得以保全的男性联盟(male bonding)²⁴。

在二战结束以来定义全球政治的霸权的男性气质的形式下,

男性气质的观念不得不延续下去,以便使外交政策的冒险正当化。接受生活在危险世界中的冷战阐释,也即是证实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隔离。国内政治舞台由男人支配,但尚且还允许妇女有某些选择进入的机会;国际政治舞台则只向极其个别的能够成功地扮演男人角色或者至少不去动摇男性气质假设的女人开放²⁵。

克林顿时期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就是一个有趣的且最终能够印证这个命题的试验个案。她谈话风格的强硬程度,作为一种自我呈现方式,丝毫也不逊于她的任何一位前任。不过,担当国际领导人职务的妇女再现自我的另类可能性也许正在萌发之中。爱尔兰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总统、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鲁宾逊(Mary Robinson)就开创了一种更自主、更微妙的女性(和女性主义的)领导模式,她将一种强烈的能动感和一种对国际法和国际政策构想的人性后果的敏感性融合了起来。就连职位不及奥尔布莱特显赫的、G·W·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也传递出一种较为温和的“新”女性形象,大概也是有意使她自己(和她的老板)切合美国保守派的口味。她的形象在媒介上往往被塑造成一位魅力十足、平易近人甚至和蔼可亲的女人,一位非常睿智但又致力于弘扬,而不是挑战传统价值的女人。

然而,危险的世界也是一个清晰的世界。因为这个原因,这个世界也荒谬地成为防御机构和新闻界中的某些男性的安乐世界。正如拉里·艾克尔(Larry Eichel)在其发表在1989年9月11日《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上题为“围墙让事情变得简单”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些国际政治方面的专家已经开始对冷战表示怀念:“他们说,也许有一天当世界回望二战之后的四十年,会觉得那是一段美好的旧时光——那时,生活很简单,人们知道自己站在哪一边,而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峙维护了和平。”²⁶在1990年的一次访谈中,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苏联分析家杰里米·阿兹雷尔(Jeremy Azrael)承认,对于军事、国防工业以及冷战的辩护者们来说,“冷战世界非常美好”。带着一个身经百战的战士所特有的预见,他担心地说:“目前存在的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国策派知识分子(defense intellectuals)不得不去嫖娼(go whoring)。军队里的士兵将去那里寻找威胁。”²⁷

扩展政治想象的机遇和障碍

1990年,当汤普森(E.P.Thompon)宣布历史正开启“新的转折点”(new hinge)时,他对于扩展政治想象的广度、深度以及提升政治想象的实质的可能性是持乐观态度的²⁸。然而,令《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等出版物的编辑们大为沮丧的是,冷战时期的间谍、演讲撰稿人和政策分析家(policy wonk)们所留下的语义空白在整个90年代一直未能得到填补,而这些编辑们希望摒弃后冷战的分析,焕然一新地吸引新一代读者²⁹。无论是之后发生的历史事件,还是大众媒介对这些事件的转述,都不足以支持汤普森的乐观主义。取而代之的是,对现存秩序的新威胁——国内外的恐怖分子、黑客、赛博斗士(cyber-warriors)和流氓国家——几乎又天衣无缝地、变着花样地再现了邪恶的冷战场景。实际上,这种花样翻新又重新衔接了旧的历史转折(rehanging the old hinge of history)。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邪恶帝国”似乎又通过G·W·布什的“邪恶轴心”得以借尸还魂。敌人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那种二元修辞框架却继续存在。

在担任当时新成立的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时,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就20世纪晚期发生的事件给予了与汤普森完全不同且悲观得多的评价。哈维尔认为,共产主义的垮台不仅深刻地挑战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政治和社会理论的假设,而且破坏了理性探讨本身的基础:

共产主义的终结宣告了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时期的结束,不但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结束,而且是整个现代时期的结束……目前的一大矛盾是,人——信息的伟大收集者——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切,然而却绝对没有能力去对付这一危险³⁰。

依据哈维尔对后现代危险世界场景的描述,现代西方对科技进步——它的工具主义——不加批判的信仰将我们带到了危急关头:“我们正在寻求新的科学方法、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控制系统、新的制度和新的工具,以便消除我们过去的方法、意识形态、控制系统、制度和工具所造成的可怕后果。”³¹

如果通过社会性别的透镜(lens of gender)对哈维尔的分析和他所描述的文化实践加以重新审视的话,对其作截然不同的解读是完全可能的,不仅如此,它事实上已经在许多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研究成果中有相当成熟的体现。詹姆斯·希尔曼(James Hillman)将这份精神遗产以清晰而简洁的方式揭示开来:

被我们称之为科学的、西方的和现代的那些具体的意识,长期以来一直是男性思维的载体,这种思维摒弃了自身的部分实质,斥之为“夏娃、女性和劣等品”(Eve,female and inferior)。要使政治男人(politicalman)达到康复和痊愈,不仅仅只是需要加入女人,而应该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进行彻底改造、重新书写新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并且创造出政治学和性欲的新形式³²。

辛西娅·安罗(Cynthia Enloe)提出了一种新的女性主义(而且,我认为也是保护地球和物种的)方法,它将有助于政治和个人的复兴³³。她对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个人的即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主张在动员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政治运动(包括美国和全球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时所展现的修辞力量进行了反思。米尔斯(Mills)认为这句话是一段回文;按照安罗的解释,也就是说,它顺过来念和反过来念都是可以的:

如果念成“政治的即是个人的”,那就意味着政治不仅仅是由发生在立法辩论、投票处或战情指挥室等场合的事件构成的。当支配公共生活的男人叫妇女呆在厨房的时候,他们已经动用了公共权力来建构私人关系,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了男性化的政治控制³⁴。

根据安罗(Enloe)提供的方法,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必须对其社会性别秩序作一个分析。“政治的即是个人的”的概念不仅凸显了妇女在全球生产线上——作为劳工、雇员、外来工人、外交家夫人、移民、难民、游客、性工作者、银行办事员与和平鼓动家——所发挥的作用,而且也对扮演男人、政策制定者、丈夫、父亲、人道主义者、皮条客等角色的男人进行了曝光。正如安罗(Enloe)所指出的那样,代表精英男性的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去控制妇女,而需要指出的是,妇女也投入了大量资源去酝酿各种公开或隐蔽的策略,以抵制和推翻这些控制³⁵。

在女性主义分析中,常常被忽视或者说强调得不够的一个关键点在于,与精英男性尽力控制妇女的行为产生更多关联的往往是,这些男性对其他男性——外来劳工、士兵、外交官、情报人员、潜在的叛徒、海外种植园和工厂管理者,甚至于银行家和股票投资组合经理——施加最大化的控制,而不是控制妇女本身。这种控制包含了对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称的政治语言学(political linguistics)的控制——“建立强制性的词语定义的权利”³⁶。合法性是在当前国际社会性别秩序的条件下得以保全和形成的:“有关‘冒险’、‘文明’、‘进步’、‘风险’、‘信任’和‘安全’之类的概念的合法化都是凭借某种男性气质的价值观和行为实现的,这使得男人在政府间的关系中显得如此雄武有力”³⁷。

在凭借流行的政治语言学模式而连带产生的符号经济学(the economy of signs)中,像兰博(Rambo)、终结者( the Terminator)和“搜寻并摧毁”(search-and-destroy)场景的视频游戏之类的大众文化肖像并不仅仅只是娱乐而已。当前美国文化产业为供全球消费而制造出来的形象中,其所体现的对男女差异的极端夸张化和社会性别化表明,保守的冷战社会性别秩序正打出最后一张王牌——强力的威胁——为的是驱除女性主义对霸权的男性气质的威胁。在这种殊死的较量中,暴力的、精力充沛的、有着一身超人般鼓胀的肌肉的男子汉形象与忍饥挨饿的、清瘦的而又整过容的、时装模特般的女性气质形式呈现出鲜明的对照:两者的体形是如此悬殊,以至于假如他们是在动物王国的其他领域被发现的话,科学家可能会错认为他们分属于不同的亚种。然而,在这种社会性别秩序的重建过程中,是企业——广告、时尚、体育、电影、录像和相关的消费产业——而非政府,在对危险世界综合征的新的国际化图景进行界定和监督。事实上,这种消费主义的界定,经常与政府和联合国旨在推进妇女平等的政策相抵触。

基于社会性别的新闻管制并非是保守的大男人编辑(retromale editors)的恶意图谋或共谋。女编辑和记者也同样开创和推行了使之永久化的政策和实践。这种管制不仅反映了旧式的迷思叙事在新闻中依然残存,而且反映了凸显危险世界场景——有关暴力冲突和秩序破坏的煽情性新闻——的冷战的和商业的新闻价值观也在继续产生着影响力。诚然,在当今世界上确实存在着非常现实的危险,它们构成了正统的重大新闻;这些危险中的大部分仍然主要处于男性官员、政府和企业领导人以及政治暴力罪犯的掌控之中,比如核威胁、核武器销毁、全球变暖、化学和生物的恐怖主义。

然而,在当前的国际新闻生产规则中,对制造了新闻的妇女所作的偶尔的报道总是典型地将她们再现为性对象或男人暴力的受害者,不管是在波斯尼亚、科威特、阿富汗还是在全世界都市中心的陋巷中。以下素材都算得上新闻:硬的政治新闻,而不仅仅是人情趣味或犯罪新闻。然而,这类新闻只是再现了相当偏狭的范围内的妇女经验——在这个真实的和叙事的领域,霸权的男性气质公然地并经常残酷地探查和惩戒女性,将其再现为“慰安妇”、性奴隶、受虐的妻子等等处于政治从属地位的人。

还有许多关于妇女的重要题材却很少进入新闻的视野——有关妇女集体努力想要成为历史的能动者而不是受害者的题材。另外还有一些富有戏剧性、但是媒介报道得远远不够的有关妇女努力的题材完全切合传统新闻的争议性框架,例如,在阿根廷、智利和危地马拉,妇女曾代表“失踪者”(the disappeared)进行过有组织的努力;蒙特利尔市发生屠杀工程系女学生的惨剧之后不久,妇女权利组织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摩洛哥妇女在一名警长被判强奸500多名少女之后进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警察对妇女使用暴力;300位阿根廷妇女以徒步行走和骑自行车的方式抗议阿根廷高速公路的私有化,并一度劫持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的高速公路;沃克斯·费米纳(Vox Femina)和另外一些塞尔维亚妇女团体在动员给斯洛伯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投反对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³⁸。

当妇女们组织起来正视有关精英男性权力的结构性运作的问题时,新闻管制几乎是无孔不入。这种例子在全世界随处可见:在日本,妇女们组织集会,检视并重新调整外来劳工和代理新娘(proxy bride)的地位;在纽约,妇女们对全球卖淫业进行了追踪;在荷兰和芬兰,妇女们对全球贸易和武器协议所产生的与社会性别有关的影响进行了监测;在墨西哥城,妇女们组织起来直面劳工问题;在布鲁塞尔,妇女们组织集会,考察欧洲共同体统一的意义;而且全世界的妇女们都组织起来抗议乔治·W·布什的旨在反对美国支持贫国推行计划生育的遏制政策³⁹。

阅读此书的读者中有多少人知道妇女们曾在智利创办过一家名为RadioTierra的女性主义广播电台?有多少人知道她们在全美洲制作和发行女性主义录像带⁴⁰?有多少人知道斯里兰卡的妇女组建了地下媒介合作社以制作反映人权侵犯行为的纪录片⁴¹?有多少人知道乌拉圭的妇女曾利用国家的法律部门、通过介于商业和非商业之间的演讲,赢得了广告商的让步,致使有社会性别歧视的妇女形象在媒介中减少了⁴²?有多少人知道印度的Manushi合作社创办了一份成功的杂志,直面社会上妇女所遭受的压迫的问题⁴³?反过来,有多少媒介学者知道在肯尼亚Viva杂志的采编人员曾作过类似的努力,却被跨国广告公司终止了?这些公司扬言如果这份依赖广告经营的杂志继续刊登诸如卖淫、生育控制、女性割礼(female circum cision)、一夫多妻制和性教育之类的议题,他们将撤出广告。有多少人知道吉隆坡的亚太广播发展研究所( the Asian-Pacific Institute for Broadcasting Development)正在国际上分发一个旨在改变亚洲妇女媒介形象的资源工具包⁴⁴?

依据主流客观媒介的新闻建构传统,此类题材要么新闻价值很低、要么干脆就不具有新闻价值。读者必须到女性主义和左翼杂志、人权和宗教期刊、网络帖子以及低预算或无预算的新闻通讯等新闻业的边缘区域才能寻找到这类题材。要翻开历史新的一页,就得要从批判的分析和重构改革商业新闻实践的社会性别关系要素和由此衍生的知识构成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