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性别化的形式的新闻

在美国,大多数的报纸头版新闻仍然由男人撰写。这些新闻中的大多数都是由男人来唱主角——1993年头版新闻提到的人物中85%是男人,刊登的照片当中66%是男人的照片。男人同时也在电子媒介中居支配地位,电子媒介中86%的记者是男人,而且美国电视网晚间新闻节目的消息源75%是男人⁴。根据玛格丽特·格拉菲尔(Margaret Gallagher)的观点,“当前流行的新闻价值观将大多数妇女和妇女的问题认定为不具有新闻价值,同时将妇女主要作为新闻中男人的妻子、母亲或女儿来纳入新闻报道:而妇女自身则通常只有作为时尚或娱乐人物才能登上头条”⁵。

报纸读者研究显示,对基于冲突的新闻叙事的严重依赖使妇女遭到疏远⁶。然而,以冲突、对抗、极端主义和煽情主义为框架建构起来的新闻正是新闻业的主打产品。男记者一般总是会被派去做“硬”新闻,也就是那些有着重大公共影响力的新闻。相反,女记者则一般报道“软”新闻和与传统意义上女性职责的话题相关的题材。美国报业数据显示,男记者在战争和军事(81.8%)、体育(81.2%)、政府和政治(78.1%)、世俗人情(75.4%)、经济(75.3%)以及外交关系(72.6%)的报道中居于支配地位。女记者则通常报道教育(66.7%)、健康和医疗(43.9%)、事故和灾难(45.5%)以及社会问题(42.4%)⁷。社会性别在新闻阅读方面也形成差异。在美国,总体上妇女看书比男人多,但男人看报比妇女多:大约65%的男人和60%的妇女每天都是报纸的消费者⁸。

凯·米尔斯(Kay Mills)认为,西方新闻业仍然将妇女视为“局外人、可疑的对象、‘他者’、……异端、男性规范的例外”;结果,对影响妇女的问题的报道一直未能制度化,也没有构成正规媒介思维框架的一部分⁹。

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妇女不仅被边缘化,而且严重缺席。正如辛西娅·安罗(Cynthia Enloe)所指出的,只有偶尔当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或英迪拉·甘地( Indira Gandhi)这样的妇女出现在世界领导人的新闻照片中时,我们才开始清醒地意识到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是男人:

妇女的经验——对于战争、婚姻、贸易、旅游、工厂工作的经验——都被划归到“人情趣味”专栏。人们在看待妇女开创和维持国际政治方面的角色时,就仿佛这一切是“自然而然”的,因而也就不值得深究了。结果,国际政治的运作是如何依赖男人对妇女的控制,也没有得到考察¹⁰。

国际新闻生产的例行实践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化的沉默或抹杀,对于维持和再生产罗伯特·康奈尔(Robert Connell)称之为“霸权的男性气质”所保护的国际社会性别秩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1。当然,康奈尔描述的是父权制社会如何将意义和价值都归因于,这种差异生理性别差异;并且经常夸大但他并不认为父权制就是自然天成的。相反,他认同自己是一位女性主义者,致力于谋求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

根据康奈尔的观点,在大众社会关系的层面上,高度程式化的和苍白贫乏的男性气质的定义是构建居支配地位的男性与居从属地位的男性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有男性与女性之间关系的基石。这种霸权原则在支配国家和从属国家之间关系的全球秩序中得到抽象的复制。这种霸权原则反过来又在新闻业的国际新闻架构中得到再生产。

然而,女性主义运动和男、女同性恋解放运动所激发的研究,使得人们越来越难忽视社会性别作为一种阐释范畴在社会研究中的显著作用。正如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所观察到的,在认识到一切的社会实践和支配形式(包括所有的政治立场,无论是中立派、左派还是右派)都始终以性的认同和定位(sexual identity and positioning)为标志和保护伞之后,不折不扣的“思想的革命”(revolution in thinking)就会紧跟而来¹²。

这一革命要求对那些用于概念化国际关系和国际新闻的理论、研究程序和新闻实践进行彻底的重构。康奈尔对那种落伍的、却依然行之有效的取向进行了批判,他认为“那种对待阶级、种族或南北全球关系时仿佛社会性别无足轻重的思维习惯既迂腐又危险”¹³。忽视社会性别就是忽视国际冲突的一个重要的生成原则。此种忽视导致的情况是,使起初的冲突长期保持隐而不显的状态,直到这些冲突不断升级,最后酿成重大的国际危机。正如康奈尔所指出的,即便当社会性别被忽视的时候:

社会性别存在的事实并不会消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项目由于在原则上忽视了社会性别,实际上将资源都提供给了男人而不是妇女。工业的和民族主义的穷兵黩武,由于忽视社会性别问题,只会使男人的暴力以及潜藏其后的男性气质模式变本加厉。在面对全球军备竞赛和大范围的环境破坏之时,人类生存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去理解一场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的角力赛,在这场角力赛中,社会性别构成了重要的一环¹⁴。

在当前的全球社会性别秩序下,政策制定者和新闻从业者发现,枪支、导弹、间谍、条约、贸易战和暴力冲突等议题要比其他议题,譬如,中国和印度的虐杀女婴现象、艾滋病蔓延之后马尼拉和曼谷的性市场上日趋增多的儿童贸易、暴动对巴勒斯坦妇女产生的影响,或者由支持暴动的以色列妇女组成的“黑衣妇女”之类的团体的政治激进运动,更适合由男人处理。

当对妇女的剥削或迫害在国际新闻中获得了某种工具性的价值时,以上规则就会出现某些例外。比如,2001年9月美国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当美国动员联合部队攻打塔利班政权时,塔利班如何迫害妇女的报道铺天盖地。当然,自从塔利班在阿富汗夺得控制权之后,女性主义者就曾试图揭露塔利班的暴行,但是这些女性主义的努力却普遍遭到主流媒介的忽视。当美国政策制定者和新闻界真正着手处理阿富汗妇女的苦境之时,西方联合部队的任务就被建构成具有军事和人道主义双重意义的军队了:一方面对基地组织网络穷追猛打,并推翻塔利班政权;另一方面,为阿富汗人民送去食物,并解救塔利班统治下的女性受害者(female victi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