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体育/战争的未来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市场在很大部分取代了国家成为冷战后政治语言的产生地。美元而不是美国国旗代表了美国的全球的事业话语,这一竞争指标称这个时代意味着美国霸权。然而,保守的冷战论调仍然会周期性地再现于有关中国、朝鲜和古巴的新闻中,例如,1999年六岁的古巴难民艾利安·冈萨雷斯的故事。对美国霸权的抵制极少出现在主流媒介中,而且大多数的抵制都是针对经济而不是政治权力,譬如世贸会议期间的抗议和黑客对电子商务的攻击。
2001年9月美国受袭事件终结了后冷战时期;一场在隐喻和真正保守的既冷且热的战争开始了。据乔治·布什总统所言,反恐战争将是一种新的战争。它将是公开的和秘密的;国内的和国际的;它卷入了法令强制,情报机构以及传统的军队;它将同时在军事、经济、政治和科技等多个前线进行。它要求空前的政府监控权力和某些公民自由的中断,尤其是外国人和侨民自由的中断。国会迅速通过“爱国法案”为总统授予了这些异常的权力。
发动这场新战争的很多重要成员来自海湾战争的主导者。从目前(大约2002年以后)来看,这场新战争比海湾战争在美国国内更受认同。除此之外,布什政府拥有必要的(物质和符号)资源来避免海湾战争后支持率下滑的局面。这场战争不同于海湾战争,而与冷战相似之处在于它牵涉到固定性的战争经济。也就是说这个冲突将持续到可预见的未来。而与冷战基于工业不同,这场新的战争拥有后福特时代的灵活性:它允许反恐行动者充分利用公共和私人资源灵活隐蔽地进行,并随着战争的发展可以应时制定策略甚至法律程序。然而,在政府调度符号资源方面,新的战争也与海湾战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方面,用体育/战争包装海湾战争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它有效地将军队和美国公众团结起来,转移美国人民对美国在伊拉克制造的大规模杀伤事件的关注,成功地延迟公布策略失误以及美国军队失败的消息,并在后冷战时代早期这个批判时刻果断确立美国在全球的支配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也问题重重,因为战争期间以及战后高度严格的审查制度引起了广泛的批评。新闻工作者预见到了战争期间必要的一些用来保护军队以及作战策略的审查制度,然而,海湾战争中审查制度的严格在美国现代历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军队吸取了越南战争的教训,将海湾战争事先进行包装后,再由新闻媒介去进行宣传,从而得以掌控整个过程。事实上,军队建构将信息直接传递给美国公众的事实,表明了他们有意绕过媒介并削弱节目播出后,来自媒体的权威评论。从公共关系宣传策略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举动,但这个短期的成功要付出长期的代价。军方向媒介提供在公共关系指导下精心设计制作的具有优良音像效果的信息,然而这些高成本制作的军方报告并没有能够“愚弄那些愚弄别人的人”。电视内容无论是作为电视节目本身,还是作为一种动员美国人民的工具都不能逃过那些资深新闻工作者,尤其是印刷媒介新闻工作者的批判。为了在一个历史可以直播的时代里,能够与电子媒介竞争,印刷媒介的新闻工作者需要故事后面的故事。简言之,军队给广播媒介提供了盛宴,却让印刷媒介挨饿。战争给电视产业带来了益处,譬如CNN在有线网络史上首次成为泰勒广播旗下最大的盈利中心。
印刷媒介共享了战争的利润,然而报纸记者、编辑还有撰稿人,因他们在新闻等级制度里的位置被取代而深受伤害。随着他们作为政府漏洞的协调者和诠释人的角色被取消,他们决定予以反击。新闻工作者和出版商联合起来以第一修正案起诉政府。对政府审查制度的批判论,修补了因政府审查制度造成的新闻系统的漏洞。在这场短暂战争结束的时候,连印刷媒介的体育报道员都开始讽刺体育/战争的包装。
军队从这场战争中非常迅速吸取了教训! 1992年克林顿在总统大选中击败老布什入主白宫,而在此几天前,老布什总统在海湾战争后发动的被“海报”宣传为“人道主义的战争”在索马里“首演”。接下来,军队展现给我们一些全球性的“维和使命”(peace-keeping missions)。当然,这些美国或者联合国参与调解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战争并不能被成功地称作为“体育/战争”。这是因为对手太过弱小而不够规格参与有男子气男人“战争游戏”的真正竞争。于是,他们被描述为需要美国领导的联合军队拯救的“受害者”。
以女性化修辞来塑造这些战争,不仅使它们赢得了欧洲和美国的支持(但美国军队在全球受到了广泛地谴责),同时这种修辞也体现了美国在这些战争中的“国家利益”与其在冷战时期的区域战争利益有所不同。也就是,美国的战略利益是保持稳定的市场和能源来源,而不再是防止统治权落到共产主义者手中。
体育战争需要特别形式的敌人,即那些拥有先进科技并被认为有能力给美国国家安全和全球市场安全带来极大威胁的对手。一个国家,无论大小、只要拥有核武器或者有能力制造被五角大楼称为“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核武器都可以被当成有价值的对手,因为恐怖分子和赛博斗士(cyber-warriors)有能力毁坏政府和全球经济电子设施。
正如2001年小布什发动的空袭所显示的,萨达姆·侯赛因仍然有资格被看成一个具有男子气的男人和体育/战士们的合法目标。然而,2001年9月美国所受到的攻击不仅制造了一场新的战争,它同时也给美国引入了一种新概念的敌人。
所有的战争都有平民伤亡;有的时候平民伤亡数目甚至达到可怕的程度,例如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从而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指挥战争的政府和军队领导人无一例外地宣称平民伤亡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取得军事目标的附加代价。这些主张即使是错误的,却仍然符合体育/战争的价值观和迷思。以战争言论的扭曲逻辑而言,2001年9月死于华盛顿的飞机乘客和在五角大楼的平民雇员都可以看成是附加损失。也就是说,他们的死亡可以看成是为达到军事或者半军事目标所采取的手段的结果。当然,世贸中心工作人员与其他飞机乘客的遇难并不能用这个逻辑来做借口,因为这些平民本身就是攻击目标。
这些攻击者属于不代表任何国家的多国武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属于反全球资本主义和反人道的恐怖的游击队员和罪犯。体育/战争的语言和精神其实都是民族主义的人工制品。以世贸中心为例,它严重打破了体育/战争的惯例以至于相关言论完全不能适用于这次事件;相反的是,“基地”组织运用机动武器、最少的人员、高智慧、严格的纪律和牺牲生命来攻击五角大楼,这足以证明他们是男子气的男人可怕的敌人。本·拉登的武装作了任何现代国家和军事力量以前不敢做的事情,即攻击世界超级核力量的军事总部。简而言之,他们公然向世界权力关系的等级秩序进行挑战。
在批判理论中,恐怖主义是一个有争议的词汇,然而现在在美国,人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要用到它。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受袭以及紧随其后的美国邮政遭受炭疽攻击等事件在美国人中造成了使海湾战争黯然失色的爱国狂热。
来自每日守候在下曼哈顿区废墟旁的媒介对拯救过程的惨痛报道,电视里播放的沉痛的纪念仪式,《纽约时报》上连续不断的遇难者的讣告,以及名人为遇难者家属筹款的场面,使第36届“超级碗”盛事声势有所减弱。然而,就像第25届超级碗大赛一样,战争与体育的图像相聚合:红色、白色和蓝色充斥着荧幕;球员和裁判在球服上佩戴着国旗。乔治·布什总统亲自主持了开场的抛硬币仪式。预先录好影像以国旗为背景,展示各位球员,并向美国在阿富汗的军队致以问候和支持。电视同时还向观众现场直播了坎大哈的大兵们观看比赛的场面。而半场表演时爱尔兰乐队U2在一个与他们音乐相当不和谐的列满了“9·11”遇难者名单的大屏幕前表演他们奔放狂野的音乐。在表演的最后,屏幕倒塌了(这或许是有意地模仿世贸大楼的倒塌),乐队主唱打开他的夹克,露出里面的美国国旗标志。
在2002年,美国媒介每30秒200万美元的电视广告将悲痛、感激、怀旧以及幽默融为一体推销美国生产商的商品52。只有少数商家直接将9·11事件用于广告,而且也只运用了无声的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来表达广告的含义。譬如,在“百威”啤酒的广告中,一辆运啤酒的货车由公司标志的克莱茨德尔马拉着跨过一座桥走进曼哈顿。在经过世贸中心时,马停了下来并低头鞠躬。有两个广告直接提到了攻击事件。在第一个广告里,前纽约市长朱利亚尼感谢美国人民帮助受袭后的纽约。第二个是政府赞助的有关禁用毒品的广告。它通过警告观众买毒品就是在经济上支持恐怖分子来宣扬爱国主义。而20世纪90年代里“超级碗”大赛标志性的高科技特技效果广告则非常意外的缺失了。
可以理解的是,2002年的比赛比1991年的比赛安检要更为严格。与1991年比赛相似而比其他正常时候的比赛不同的是,解说员的用语更加有所克制。网络总裁们再一次将战争从体育解说员的词典里删除53。当处于下风的波士顿爱国者在最后一秒反败为胜击败圣路易斯公羊队时,评论员只好运用大量的描述性的语言代替战争语言来报道这场或许是有史以来最有悬念的比赛。
在接下去的一周里,悲痛和爱国主义继续作为犹他州盐湖城的冬奥会(Winter Olympics)开幕式的主题展现给全世界的三十亿体育观众。在经过讨论和争议之后,国际奥委会改变了先前的决定,允许美国荣誉卫队护卫着曾飘扬在世贸中心的破碎的美国国旗在奥林匹克体育馆行进。
这些展示、争议以及禁止当然都是体育/战争隐喻有影响力的佐证。它们同时也肯定了社会性别统治持续的弹性空间,在危急时刻,霸权的男性气质似乎能够深入那些在经过几十年女性主义批判和行动后,仍然大部分保持完好无损的传统甚至是原始价值的根基。
注释:
1.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西西弗斯的迷思》(The Myth of Sispyhus,New York: Random House,1995: 5)。
2.吉姆·麦凯(Jim McKay)与大卫·罗(David Rowe),《意识形态、媒介与澳大利亚体育》(“Ideology,the Media,and Australian Sport”),载《体育社会学期刊》(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4,1997: 258－273)。
3.苏珊·比勒尔(Susan Birrell)与C·L·科尔(C.L.Cole),《双重错误:瑞尼·理查德与差别的建立与民族化》(“Double Fault: Renee Richards 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of Differences”),载《体育社会学期刊》(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1990: 1－21);C·科里切(C.Critcher),《极端体育理论家:国家博弈》(“Radical Theorists of Sport: The State Play”),载《体育社会学期刊》(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1986: 333－343);迈克尔·A·马斯勒(Michael A.Messner)和唐纳德·F·萨伯(Donald F.Sabo),《体育、男人与社会性别秩序:批判的女性主义视角》(Sport,Men,and the Gender Order: Critical Feminist Perspectives,Champaign,Ⅲ: Human Kinetics,1990)。
4.“深层结构”的概念来自乔姆斯基衍生语言学的观点,并作为类比来表明深层文化迷思与集体的无意识形态一样,部分调节了语言的运用和接受。参照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语言学理论的逻辑结构》(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Theory,New York: Plenum,1975)。
5.关于美国在冷战结束时的胜利主义的讨论,参照帕特里克·史密斯(Patrick Smith)的《黑暗的胜利》(“Dark Victory”),载《新闻检查索引》(Index on Censorship 28,no.5 September/October 1999: 42－43)。
6.艾拉·伯科(Ira Berkow),《这又是一次星光闪耀的超级碗大赛》(“Once Again,it's the Star-Spangled Super Bowl”),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27 January 1991),6(B);玛丽莲·布斯(Marilyn Booth),《跨越分界线》(“Crossing the Demarcation Line”),载《妇女的书籍评论》(The Women's Review of Books 8,no.18,May 1991);卡普措,《费城问询者》(Philadelphia Inquirer,19 January 1991),2(D); P·爱德尔森(P.Edelson),《战时体育》(“Sports During Wartime”),载《Z杂志》(Z Magazine,May 1991: 85－87)。
7.卡普措,《费城问询者》(Philadelphia Inquirer),2(D)。
8.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迷思学》(Mythologies),译本与选集;安妮特·拉夫斯(Annette Lavers)(New York: Hill＆Wang,1972: 114)。
9.L·A·泰勒(L.A.Taylor),《民族主义、国家、战争与体育:将女性当成爱国主义符号的问题》(“Nationalism,the State,War and Sport: The Problem of Using W omen as Patriotic Symbols”),北美社会体育研究年会论文(Wisc.Milwaukee,Wisc.,November 17,1991)。
10.戴伯拉·希斯(Deborah Heath),《电脑与他们的身体:性、战争与虚拟空间》(Computers and Their Bodies: Sex,War and Cyberspace),未发表的手稿(1991),社会学与人类学系,俄勒冈州波特兰刘易斯与克拉克大学(Lewis and Clark College,Portland,Oreg.);拉斯·拉维多(Les Levidow)与凯文·罗宾斯(Kevin Robbins),《赛博人世界:军队信息世界》(Cyborg Worlds: The Military Information Society,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1989)。
11.卡普措(Capuzzo),《费城问询者》(Philadelphia Inquirer),2(D)。
12.P·金(P.King),《军事进攻开始》(“Big D Day”),载《体育说明》(Sports Illustrated,April 20,1991: 42－48)。
13.伯科(Berkow),《这又是一次星光闪耀的超级碗大赛》(“Once Again”),载《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6(B)。
14.G·易斯肯纳兹(G.Eskenazi),《有线电视中的大量不安》(“Jitters Abound in Telecast”),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27 January 1991),3(B)。
15.D·伊利亚特(D.Elliot),《今日美国》(USA Today,1 February 1991),2(C)。
16.M·马力克(M.Malec),《海湾战争期间大学体育里的爱国主义标志:研究注释》(“Patriotic Symbols in Intercollegiate Sports during the Gulf War: A Research Note”),载《体育社会学期刊》(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10,1993: 98－106)。
17.唐纳德·F·萨伯(Donald F.Sabo)与罗斯·伦弗拉(Ross Runfola),《赛马师:体育与男性认同》(Jock: Sports and Male Identity,Englewood Cliffs,N.J.: Prentice-Hall,1990)。
18.J·马魁尔(J.Maguire),《媒介/体育产业综合体:西方欧洲社会中美国橄榄球的案例》(“The Media-Sport Production Complex: The Case of American Football in Western European Societies”),载《欧洲通讯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1991: 315－335);J·马魁尔,《全球化、体育发展和媒体体育综合体》(“Globalization,Sport Development,and the Media Sport Production Complex”),载《体育综合评论》(Sport Science Review 2,no.1,1993: 29－47);苏特·加利(Sut Jhally)与巴利·特拉奇(Barry Truchil),《积聚的光景:媒体/体育产业复合体进化过程中的物质和文化因素》(“The Spectacle of Accumulation: Mater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Sports/Media Complex”),载《社会学反叛者》(Insurgent Sociologist 12,no.3,1984: 41－57)。
19.唐纳德·F·萨伯,《体育社会学和新社会无序》(“Sociology of Sport and New World Disorder”),载《体育科学评论》(Sport Science Review,no.2,1993: 1－9)。
20.艾拉·伯科,《这又是一次星光闪耀的超级碗大赛》(“Once Again”),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6(B)。
21.卡普措,《费城问询者》(Philadelphia Inquirer),2(D)。
22.卡普措,《费城问询者》(Philadelphia Inquirer),2(D)。
23.P·爱德尔森,《战时体育》(Sports During Wartime),载《Z杂志》(Z Magazine,May 1991: 85－87)。
24.玛丽莲·布斯,《跨越分界线》(“Crossing the Demarcation Line”),载《妇女的书籍评论》(Women's Review of Books 8,May 1991: 18);卡罗尔·库恩(Carol Cohn),《国策知识分子理性世界的性与死亡》(“Sex and Death in the Rational World of Defense Intellectuals,”Signs 12,no.4,1987: 687－718);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NEH夏季研讨会,《作为文化实践的科学》(Science as Cultural Practice,Wesleyan University,1991)。
25.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作为文化实践的科学》(Science as Cultural Practice);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女性主义的科学问题》(The Sciecnce Question in Feminism,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凯瑟琳·A·麦金侬(Catherine.A.MacKinnon),《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方法与国家:理论进程》(“Feminism,Marxism,Method and the State: An Agenda for Theory”,Signs 7,no.3,1982: 515－544)。
26.康奈尔,《社会性别与权力》(Gender and Power,Palo Alto,Calif.: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27.盖尔·卢宾(Gayle Rubin),《妇女贸易:性的“政治经济学”注释》(“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Political Economy’of Sex”),载《走向人类学》(Toward an Anthropology),由睿娜·R·赖特(Reyna R.Reiter)编辑(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5: 157－210);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狱中札记》(Prison Notebook,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
28.康奈尔,《社会性别与权力》(Gender and Power),第98－99。
29.唐纳德·F·萨伯,《橄榄球、父权制与痛苦》(“Pigskin,Patriarchy,and Pain”),参见《不断改变的男性:社会性别、性与政治问题》(Changing Men: Issues in Gender,Sex and Polictics 16,1986: 24－25)。
30.康奈尔,《国家、社会性别与性政治》(“The State,Gender,and Sexual Politics”),载《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 19,1990: 507－544)。
31.该词可视作霸权的男性气质再度概念化的更为直接的显示,当时的副总统老布什在1984年的总统选举电视辩论中,首次在媒介中运用这个词汇来形容如何对付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杰拉尔迪·费雷罗(Geraldine Ferraro)。
32.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隐喻所意味的》(“What Metaphors Mean”),参见《关于隐喻》(About Metaphor),希尔顿·萨克斯(Sheldon Sacks)编辑(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 290－291)。
33.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知识与社会意象》(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London: Routlege＆Kegan Paul,1977)。
34.玛丽·赫西(Mary Hesse),《科学中的模型与相似性》(Models and Analogies in Science,South Bend,Ind.: Notre Dame Press,1966);乔治·莱可夫(George Lakoff)与马克·强森,《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乔治·莱可夫与马克·强森,《体验哲学——基于身体的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s to Western Thought,New York: Basic Books,1999)。
35.哈丁,《女性主义的科学问题》(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第104页。
36.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社会性别广告》(Gender Advertisement,New York: Harper＆Row,1979)。
37.康奈尔认为“关系到无数人的关系的纯粹复杂性保证了异质的种族、世代和阶级都参与博弈。但是社会性别组织的批判部分在很大范围内,必须比人类关系在面对面的环境中更加结构化和简单化。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组成形式在这个层面上更加形式化和空洞”。康奈尔(Cornell),《社会性别与权力》(Gender and Power),第183页。
38.康奈尔,《社会性别与权力》(Gender and Power),第182页。
39.M·A·霍尔(M.A.Hall),《社会性别与体育的话语:从女性气质到女性主义》(“The Discourse on Gender and Sport: From Femininity to Feminism”),载《体育社会学期刊》(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5,1998,330－340);布鲁斯·基德(Bruce Kidd),《体育和男性气质》(“Sports and Masculinity”),载《超越父权制:愉悦、权力和变化论文集》(Beyond Patriarchy: Essays by Men on Pleasure,Power,and Change),编辑:迈克尔·考夫曼(Michael Kaufman)(Toronto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250－265);迈克尔·A·马斯勒(Michael A.Messner),《体育与男性统治:思想意识领域中被质疑的女运动员》(“Sports and Male Domination: The Female Athlets as Contested Ideological Terrain”),载《运动社会学期刊》(Sociology of Sports Journal 5,1988: 197－211);大卫·怀特森(David Whitson),《体育在男性气质的社会建构中的作用》(“Sports in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载《体育、男人与社会性别秩序》(Sports,Men,and the Gender Order: 19－29),迈克尔·A·马斯勒和唐纳德·F·萨伯主编。
40.康奈尔,《男性气质、暴力和战争》(“Masculinity,Violence,and War”),载《男人们的生活》(Men's Lives)。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迈克尔·A·马斯勒(New York: Macmillan,1989: 94－100);芭芭拉·G·沃克(Barbara G.Walker)主编《丑女:女性的年纪、智慧和权力》(The Crone: Women of Age,Wisdom,and Power,San Francisco: Harper＆Row,1985)。
41.保尔·爱德华(Paul Edward),《军队与微观世界:电脑与社会性别认同的政治学》(“The Army and the Micro World: Computers and the Politics of Gender Identity”),载《符号》(Signs 16,Np.1,1990);希斯(Heath),《电脑与他们的身体》(Computers and Their Bodies)。
42.卡利根(Carrigan),康奈尔与J·李(J.Lee),《迈向男性气质的新社会学》(“Toward a New Sociology of Masculinity”),载《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 14,No.5,1985: 551－604)。
43.L·布莱森(L.Bryson),《体育中男性霸权受到的挑战》(“Challenges to Male Hegemony in Sport”),载《体育、男性和社会性别秩序》(Sport,Men,and the Gender Order: 173－184)。主编:迈克尔·A·马斯勒和唐纳德·F·萨伯。
44.不自然是因为肌肉群通常都是由合成代谢的类固醇来提高的。
45.唐纳德·F·萨伯与J·帕内平托(J.Panepinto),《橄榄球仪式与男性气质的社会复制》(“Football Ritual and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of Masculinity”),载《体育、男性与社会性别秩序》(Sports,Men,and the Gender Order: 115－126)。主编:迈克尔·A·马斯勒和唐纳德·F·萨伯。
46.《新闻周刊》战争纪念特辑(Newsweek,28 January 1991: 12－34)。
47.G·沙拉克(G.Sallach),引自乔治·H·塞吉(George H.Sage),《美国体育的权力与意识形态:一种批判的视角》(Power and Ideology in American Sport: A Critical Perspective,Champaign,Ⅲ: Human Kinetics,1990: 118)。
48.琼·C·斯科特(Joan C.Scott),《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New Haven,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 317)。
49.詹姆斯·里奥登(James Riordan),《发展社会的国家和体育》(“State and Sport in Developing Societies”),载《体育社会学国际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21,No.4,1986: 288);L·A·泰勒(L.A.Taylor),《民族主义、国家、战争和体育》(Nationalism,the State,War and Sport)。
50.康奈尔,《社会性别和权力》(Gender and Power)。
51.里奥登,《国家和体育》(State and Sport: 228)。
52.斯格·乌伦伯格(Skip Wollenberg),《混合信息》(“Mixed Messages”),载《艾伦城早新闻》(Allentown Morning Call,5 February 2002),1(D)－2(D)。
53.杰姬·卢号伊斯(Jackie Loohauis),《自“9·11”恐怖袭击以来新词汇对旧定义的粉碎》(“New Terms Shed Old Definitions since Sept.11 Attacks”),载《艾伦城早新闻》［Allentown Morning Call,November 2001,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