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媒介和现代战争体系

体育尤其是团队体育,那是培育和展示社会、国家价值与认同感的媒介。在地方区域范围,它表现为对地方球队的忠诚;而在国家范围内,它表现为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其他国际性赛事中体现的强烈的爱国主义。体育在现代形式的国家形成中也通过在社会分工基础上建立对国家这个整体的政治忠诚而起到批判性作用⁴⁹。

海湾战争发生于美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冷战期间统治策略和二战以来的西方政策与意识形态结构瓦解之后。西方社会失去了敌人——为他们的团结一致提供了基础和目的“世界共产主义”(world communism)。美国国防部知识分子、智囊团和外交部分析家积极寻找新的方式来调整新世界里的权力关系,从而达到控制国内与国际社会的目的。

海湾战争中霸权的男性气质价值观的重申和扩充为康奈尔所谓的“多重支配系统”的巩固和重整提供了一个适时的机会:为国家和国际权力竞技场内的霸权提供支持社会不平等的等级关系⁵⁰。

世界新秩序作为布什总统1991年1月国会演讲的中心,清晰地表达了美国和西方力量复兴的意思。布什的演讲,大量运用了体育/战争的各种迷思来赞扬海湾战争中,为保护美国和西方盟军荣誉而战的那些坚韧、有进取心和牺牲精神、热爱祖国、勇敢的有男子气的男将士。

战争的官方景象——是由国防部公共关系战略部制作,并通过了最严格的官方审查的官方对战争的描述,鲜明地构连了一个以白种男人为塔尖的金字塔等级结构。然而,这个结构受到了来自包括科林·鲍威尔将军在内的非洲裔军队成员,以及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孟加拉共和国军队等有色人种的冲击。除此之外,尽管女军人处在边缘性的位置,但她们并没有完全被排除在金字塔之外。

因为富裕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了这场战争中,媒介的聚光灯把人们对中东国家的注意力,从区分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巨大的结构不平等中转移开来。有关阿拉伯国家和美国军队的社会性别刻板形象(gender stereotyping)的讨论,提出了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而媒介对战争的表现却只是加强了对霸权男性气质的定义。在战争中和战后对同性恋者的边缘化减少了在逐渐出现的权力关系结构中明确表示反对社会性别定义霸权化的构连。除此之外,空前高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在体育/战争迷思的助阵下,使占统治地位的白人阶层能够模糊和分散来自为战争做出最大牺牲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反对,从而使在体育和战争报道中,没有声音的有色人种在明亮的红、白、蓝前景色中进一步被模糊化。

美国社会里构成权力关系的多重统治系统在新兴的全球战争系统中占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在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框架中,里尔顿(Reardon)将“战争体系”定义为:

一种基于权威主义原理的竞争性社会秩序,它假定人的价值是不平等的并通过强制性力量来保持这个秩序。而使这种强制性力量得以控制和实施的制度是由一小群操纵全球经济和国家事务的精英分子所操纵的。这些精英大多来自西方工业化国家并以西方思维模式进行思考。尽管在精英结构中他们的关系是竞争性的,但一个共同的目标将他们联系起来:维持他们在全球的控制和支配地位51。

体育节目在国际传播媒体中不断提升的播放率,以及美国职业体育球队在欧洲体育媒介中不断凸显的地位都意味着从美国历史和流行文化里衍生而来的体育/战争修辞格和场景正在成为全球“战争体系”符号结构中的一部分。海湾战争中广泛运用的体育/战争媒介框架手法深入并复兴了千百年来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支配等级制度里的父权制意义和价值的深层结构。

海湾战争中体育/战争修辞不仅在短暂的时间里,在美国国内使爱国主义凝聚力异常强大,从而使得军队在中东迅速实现目标,但这同时也反映了政府在国家以及国际事件突发时刻能够多么有效地控制大众媒介。在公众渴望得到关于战争的消息时,美国政府却仅仅为媒介提供极少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只好大量运用那些基于联想而不是事实的“软性”的,或者是虚构的叙事模式、结构和惯例来制作新闻。而这些虚构的镜头反过来又加强了白种男性上层阶级在20世纪末期不断变化的社会性别秩序中的权力。

海湾战争的经验,再现和反映轻微地修正了霸权的男性气质的语言游戏规则和实践的某些方向;然而这些轻微的修正确实代表了军队成员里,非洲裔美国人以及女军人来之不易的胜利。然而,除了这些胜利之外,军队的一线人物仍然与以往一样,他们是来自在第三世界国家取得独立,第二次女权运动提出的平等要求,以及柏林墙倒塌之前就控制了权力场的西方大学。新世界秩序建立后,世界进入全球化阶段,紧跟全球化而来的是为反恐而进行的军事化进程。在新兴的体系里,“有男子气的男人们”仍然拥有、加强,并且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机构、主体性和权力间的中介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