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男性气质的战争游戏

体育/战争的修辞格夸大并颂扬男人与妇女的差别。在理想化和尊贵化男人和男性气质的同时,体育/战争的修辞格把妇女以及她们的兴趣和行为放在不重要的位置并贬低其相关价值。体育/战争的修辞格将强壮和有进取心的男人尊崇为普罗米修斯式的超人,同时也边缘化和削弱那些柔弱、消极以及平和的男人。

维持社会性别秩序的边界

一些批判的女性主义学者坚称,运动尤其是对抗性运动,最主要就是作为一种相同的社会体制为已经构成霸权的男性气质形成发挥功用,尤其是当男人的优越性渐渐受到有组织的女权活动的挑战时³⁹。他们认为体育部分地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机制来刺激、促进和培育对基于社会平等的社会性别形式的抵制。相似的论点也出现在与战争有关的问题上,男性霸权则因为在男人与权力和暴力相结合的社会情境中得到进一步提升,这个社会情境不仅仅历史性地把妇女排除在外,而且往往将妇女描绘为战争的受害者(而且使她们受害),并且在政治上被边缘化⁴⁰。

体育/战争修辞格有助于维持在要求夸张且等级化差异基调的截然两分的范畴之内捍卫社会性别体系的各种边界。正如保罗·爱德华(Paul Edward)所指出的,“许多制度的和流行的承诺都把战争看成是男人的测试(例如橄榄球)并将它默认为男子气的活动”⁴¹。霸权的男性气质从定义上来讲,是理想化了的一种相对其他反霸权的男性气质结构的形式与存在。

体育/战争和男性团结

在海湾战争中,体育/战争修辞格以及解释性的结构都是建构与再建构群体间关系的场所和机制。正如科里根(Carrigan)、康奈尔和李(Lee)所言:“结构或霸权并不是问题,或者说其已经形成了群体间的拉锯战,而问题部分是在于这些群体的形成。”⁴²

在几个层次上,体育/战争的相似表示为男性的团结,并且致力于男性的团结。首先,无论是体育还是战争的社会组织都遵循一种性隔离的格局。军队和运动的社会化主要发生于同性语境中,而且努力开创所谓教育的军事化和运动的融合甚多,而且反抗的形式非常类似。其次,将男性士兵以及运动员提升到英雄的地位更加强了男性对社会的贡献比女性要重要得多的想法。因此,体育/战争的修辞法把男性诸如触地得分或者投掷炸弹的行为看得比女性生育和培养孩子的工作重要得多。第三,体育/战争的语言把霸权的男性气质(例如有进取心、蔑视并不惧死亡、有进攻性、统治、地盘占领性、工具性暴力)作为社会秩序里最需要的和最基本的元素,同时或公开或含蓄地把文化中其他男性气质边缘化(例如抗议、平和、女性化、懦弱、敏感或者感情脆弱)。这种对价值取向一致性的要求促进了真正的以及被感知的男性精英的团结一致,也就是达成对“有男子气的男人”的共识。

橄榄球和男性支配在比赛中的体现

布莱森(Bryson)归纳了两种通过体育仪式而培育男性支配的方式:(1)把男性特征和被认为有价值的可见的技能连接起来;(2)把男性特征与被准许地带有正面色彩的侵略、武力以及暴力连接起来⁴³。橄榄球,尤其是职业橄榄球,是美国现代文化中最格式化了的体现有男子气的男人和脆弱的妇女之间差别悬殊的运动(在这方面现在唯一能够超过它的,只有半运动性并具有男性肥皂剧色彩的职业摔跤)。因此,记者和球迷有时候把被国家橄榄球联盟选中的最棒的大学橄榄球队员称为“领头牛”。当这些“领头牛”被赶到球场上的时候,他们是经过仔细、精心包装后再呈现给媒介—体育生产复合体的消费者的。在戴上头盔,穿上钉鞋,披上有护垫的球衣之后,这些本已显得奇怪的男人们变得比平时更高大,而且就像卡通书里的超级英雄和恶棍般骇人⁴⁴。与此相似的是,这些球队往往以美国历史和文化里,被迷思化的、疯狂的、野蛮的、残忍的、有威力的、有掠夺性的、快速的、诡计多端的人或者事物命名。而这些形象经常是带有种族主义和大男子主义色彩的,譬如印第安人、巨人、喷气机、首领、公羊、突袭者、孟加拉人、牛仔、老鹰、熊、野马、战马,以及打包者。这个比赛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它的危险性和对胆量的要求,因为球场上的那些仪式化了的暴力非常容易演变成真正的暴力事件。聚光灯、摄像机以及观众的眼球都聚集在那些有男子气男性的野蛮表演上。而此刻在球场上唯一被允许出现的妇女就是那些穿着暴露、身材苗条的拉拉队员。她们穿着不应时的短裤或者迷你裙,却在最寒冷的季节里也要看上去有活力,同时还要蹦上蹦下,并挥舞手中的道具。这些拉拉队的固定动作的表演需要真正的体育运动,严格训练和苛刻节食,然而,编舞却掩饰了任何与此相关的痕迹。

那些瘦弱的没有健康体格的小个子男人,以及那些过了壮年的男人也像女人一样,被挡在了球场外面,唯一的例外就是教练和那些场外作为仪式本身的协调者和司仪人员⁴⁵。只有那些最强壮的男人才可以“上战场”参与到橄榄球领地争夺的战略战役中。所有其他的人——家人、技术工作人员和战略家、边线外带着高科技耳麦的教练、站着的球迷,还有上百万的电视观众——都被拒于球场之外。然而,他们的眼睛都盯着球场或者是屏幕观看比赛中每次行动及其结果。

男子汉与女性味妇女的媒介再现

在主流体育媒介里含蓄地有策略地将女性和女性气质“劣等化”(inferiorization)的过程在体育/战争的修辞格中变得公开化。男性气质与科学技术以及侵略性、武力和暴力的联系在海湾战争中无处不在。在苛刻的军事审查后,大多数对战争的图文报道聚焦在“穿军装的我们的男人”身上。例如,《新闻周刊》(Newsweek)(1991年1月28日)的纪念特辑中报道了战争的一部分46。图像材料包括了照片,其中有男军人51位,女军人2位。女性以妻子的角色再现:第一夫人巴巴拉·布什和另外一名政府官员的妻子在祈祷。与此相似的是,时代—生活书业以押头韵的方式将《男性》、《机械》、《任务》(“The Man”,“The Machine”,“The Mission”)串联起来为它有关海湾战争(the Gulf War)的邮购书系列《从沙漠警报到沙漠风暴》(From Desert Alert to Desert Storm)做广告。在《男性》中有一段是这样描述的:“第一人称叙事带给你现代电子战的内部视角——顶级枪支、超级突袭、空降士兵以及低地搜索——带给你身临其境的感觉。”在这个市场推广中,战争就像橄榄球运动一样,明确地被架构为一种有观众的运动。

这场战争中也有一些关于女战士,尤其是她们受伤阵亡以及被俘的报道。然而,在海湾战争期间,用于再现女性体验的支配架构手段是聚焦女性在战争中所扮演的母亲、妻子、女儿和女朋友的角色。体育/战争话语很难将海湾战争在妇女全面参与军事行动方面超过了任何美国战争的事实考虑进来。当将军们和国会议员在争论妇女是否属于战争,以及她们是否能像男性军人一样擅长战争时,女士兵和女飞行员已经在战场上发挥了她们的作用。尽管妇女实际上参与了战争并战死在战场上,而那些女飞行员和女战士却被官方言论和媒介对战争的再现中边缘化。对女战士的边缘化毫无疑问是有策略性的——美国军方试图降低美国军队编制中男女共存现象对他们信奉保守的社会性别制度的中东盟友造成冲击。自海湾战争后,在军队里争取妇女权利和作用的斗争一直在继续。1993年4月28日,国防部长莱斯·爱斯平带领五角大楼官员和国会把那些将妇女挡在一些战争任务之外的条令废除了。虽然,支持男女之间有本质差别的意识形态受到了挑战,然而相关的争论还是不时出现。

体育/战争的修辞格不仅边缘化了美国军队中的妇女,同时也准许了对同性恋的歧视,同性恋者进入军队的努力遭到官方的抵制。禁止同性恋进入军队的法律约束在克林顿时期的“不问,不说”(Don't Ask,Don't Tell)的政策下有所放松,但是第一届布什政府又重申这些法令。女同性恋的军事抱负或许可以看成是对男性传统和权威的冒犯,但是她们的行动并没有对有男子气的男性的社会性别期望构成威胁。而男同性恋在男性间支配的等级制度里要求平等才是对霸权的男性气质根本性的挑战。甚至克林顿政府也支持对同性恋的恐惧与官方对同性恋的排斥态度,这将继续是对维系霸权男性气质的批判。

在海湾战争期间,无论是武装部队,还是体育/战争的迷思都表明战争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一些异性恋女子,至少隐喻了她们相当愿意像男子汉一样行动。然而,体育和战争制度的核心价值观,以及那些支持这种价值观的修辞实践仍然倔强地保持了异性恋主义(heterosexist)。公开接纳男同性恋士兵在美国社会性别秩序里是不能被容忍的,因为这有可能破坏基于体育和战争等同化,以及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二元化的同性恋恐惧和关系系统的根本结构。与此相对比的是,对体育/战争迷思的培育和扩充,允许霸权的男性气质在海湾战争中稍微转型后,在政治与文化上,仍然占取优势地位。

排除反对意见

媒介大量运用体育/战争修辞格和公众对这种手法显而易见的接受使反战的表达非常困难。对战争的批评似乎涉及对体育、社会性别和爱国主义的反对。一些反战者于是积极利用体育/战争语言游戏的修辞机会。例如,在1991年1月26日的华盛顿和平集会演讲中,查尔斯·兰格尔(Charles Rangel)指责媒介“为军事超级碗加油”(WKFW,Pacifica Radio)。体育/战争影像在媒介以及不经干涉的战争讨论中的广泛应用,使战争的反霸权解释极为困难。正如塞拉克(Sallach)所说,支配对霸权的宣传“不仅包括向大众灌输其价值观”,同时也“定义了对其他信仰、价值观和世界观进行合法讨论和争论的界线”⁴⁷。

斯科特(Scott)认为:“就为意识形态支配分析提供一个长久以来缺席的空间而言,许多葛兰西的继承人用意识形态决定论代替了他们一直想避免的物质决定论。”⁴⁸海湾战争中的意识形态霸权远没有结束。对战争的反对,对被误导的爱国主义挑战,以及对战争过程中政治父权制根基的揭示一直在继续。然而这些抗争力量与那些采用和调度体育/战争修辞的社会力量相比,很大程度上处于弱势地位,并被边缘化。事实上,体育/战争隐喻在政府、军队、战争新闻、体育媒体和体育产业话语中,通过遮盖美国政体里的意识形态多样性以及控制(和清除可见性)反战言论使意识形态霸权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