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战争

一个可以用负面理由来解释的世界是一个熟悉的世界。

——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西西弗斯的迷思》¹

战争与体育的各种隐喻(metaphors)的结合在海湾战争里扮演了一个历史性的独特社会化的、修辞的和意识形态的角色。它们的相似性为美国政府、军队、体育产业以及大众媒介提供了一个容易运用,并有充分表达能力的符号系统和一套有助于推进和辩护他们各自计划、行动和利益的价值观。

体育/战争的各类修辞格是构建、中介、维持那些推进等级化的价值,而且,在必要之时,改变或者纠正各种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霸权形式的批判修辞资源。在海湾战争中,大众媒介基于体育/战争修辞的话语策略,与社会大环境中使军事、体育和媒介行为合法化的价值和情操相共鸣。在思想意识形态运作的过程中,这些修辞行为也再次确定了美国社会性别秩序里的许多结构化了的不平等。

这篇文章以吉姆·麦凯(Jim McKay)和大卫·罗(David Rowe)所谓的体育媒介研究的“批判的范式”(critical paradigm)为框架展开分析,这个范式将各流派的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融合到一起,来解释媒介如何“再生产和合理化父权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支配关系”²。女性主义框架被用来强调社会性别关系在体育激进理论里的中心地位³。社会性别被看作是一个关键联合的概念,将结构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制度的、符号的与心理过程连接起来,构成了海湾战争中政府和媒介共同行动时所表现的短暂却又惊人的霸权统一体的基础。不过,从任何方面来看,我们的方法都没有减弱媒介约束和军队审查制度在产生这种统一体中起到的作用;相反,这些措施被看成是创造该统一体形貌的整体结构特征。

其实在盟军军队开始进攻之前,体育/战争的隐喻在总统选举修辞、五角大楼公告和报道中的重要作用已经非常明显。这一章将分析体育/战争的隐喻作为一个明显的主题,在军队、政府和媒介对海湾战争中发生的事件的阐述和解释中的作用及其延伸意义。这样一个司空见惯,甚至是近乎陈腐的隐喻,为何能在表现手法以及战争报道中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它的象征意义从何而来?运用体育/战争话语的目的何在?它又涉及和维护了谁的利益?

我们从以下方面探讨这些问题。首先,我们将审视战争中体育/战争的隐喻在大众媒介以及相关制度背景中的结构、成长与形成。其次,我们提出体育/战争的隐喻植根于父权的价值、信仰和权力关系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中,同时它们又反映并推进了霸权的男性气质的议程⁴。第三,我们将简要地识别与探究霸权的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中的一些符号结构和操作。最后,我们将审视体育/战争隐喻如何反映与加强为海湾战争开战辩护的多重支配系统,同时审视它如何延伸和强化冷战结束之后的欧美男性精英的“胜利者”(triumphalist)的意识形态霸权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