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客观性的说明:输出和输入“事实”
相反,当由美国智囊团呈现的立场又从东欧折射回美国时,美国企业协会或者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专家意见所具有的特征已经消失了。举例来说,在柏林墙刚被拆除后的那段时期,当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的顾问们在与前美国国务卿詹姆士·贝克尔(James Baker)的幕僚会晤后发布政策立场时,他们被描绘为表达了苏联或者俄罗斯而非兰德公司的立场。这些表达成为“事实”;在美国新闻事业客观性的实践中,事实所需要的限定词与“观点”并不相同。通过在已有新闻叙事建构中包装他们的报道,并依赖于常规的收集新闻的实践活动——简而言之,通过从事正常的商业活动——美国新闻组织因而确认了而非监测了美国的外交政策。
美国新闻媒介也毫无疑问导致了人们对于历史和自由民主要素的集体性社会失忆。即它们为读者/观众提供了关于观点的无反思表述,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和公司开发者们将这些观点输出到还没有建立规范、监测、指责或者反抗私有化企图的制度结构的国家中。在这一过程中,它们本身对自主权的要求也受到了进一步侵蚀,这种要求本身已经严重妥协并意识形态化了:正是这一要求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为历史战士们赢得了媒介自由的特权。
也许没有任何术语、短语或者隐喻能比第一届布什政府对新世界秩序的反事实评估,更好地展示能够在当代政治话语中重新定义社会现实、培育新关键词的当权者们过于敏锐的努力。当然,政治口号从美国独立战争时代开始就是美国政治的特征:制定扩张政策、新政、公平交易、新边疆,当然还有冷战,都是曾经动员起了对于美国未来的超前想象的宏大修辞。此外,冷战是个由媒介制造的术语,在温斯顿·丘吉尔1946年3月5日于密苏里富尔顿发表了他的“铁幕”已经在欧洲降临的演说后,由新闻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所创造。
新世界秩序
然而,新世界秩序这个概念在一个新传播环境中得到了构连:在这个环境中过于敏感的迷思制造过程得到迅速的、全球化的共鸣。此外,因为几个原因,新世界秩序和其阐释再现了政治语言学中异常革新的实践活动。首先,它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1991年1月17日,即参加波斯湾战争后的第三天在电视讲话中宣布的,当时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都对美国新闻异常关注,这就保证了前所未有的、迅速的、全球性的显著水平。
第二,与宣布这种前景相伴的对伊拉克的大规模轰炸,激发了后结构主义对于在政治实践层面向世界讲话的方式的疑问。同样地,已过世的赫伯特·席勒暗示说总统断言对市中心的大规模轰炸制定了“法律规则而非丛林规则”,其实提出了一个“精神病学的问题”55。
第三,这一术语代表了试图在多个层面上挪用反霸权语言和实践的过于敏感的尝试。席勒检视了这个术语在联合国提案中最直接最显著的先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信息新秩序。为了回应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压力,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信息新秩序被设计为通过纠正工业社会和世界其他地区间某些严重的不公正,来重新分配经济和信息资源。这些提案得到超过125个国家的支持,但却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并几乎被美国媒介所忽视56。新世界秩序也挪用了另一不那么著名,但有同等名望的国际运动的语言。1966年成立并出版的期刊《另类》(Alternatives)的新世界秩序模型项目,是一个由学者和政治人物组成的过渡性组织,他们共同从事研究、教育、对话和组织出版旨在“推动一个公正的世界和平”的材料。其顾问委员会涵盖了各方面的成员,其中包括保罗·傅莱叶(Paulo Freire)、艾尔斯·保丁(Else Blouding)和亨里克·斯科里莫夫斯基(Henryk Skolimowski)这样的左翼和自由派社会改革家们。此外,新世界秩序挪用或者背负了美国政府用于发起1492—19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纪念仪式的语言。当然,这个术语也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修辞有着不那么有益的历史联系,这两人曾经大量使用这一术语57。
第四,这些挪用加剧了“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引起的反响、歧义和多义性,当然还有它对讽刺性理解的开放性。
第五,第一届布什政府对世界新秩序前景的表达,伴随着对视觉再现的精明世故的排练(特别是在波斯湾战争期间,原本随各项运动特别是足球的电视报道而发展的布景、录像技术)和迷思似的叙事方式被模拟使用于军事“新闻剪报”中。这些剪报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直接对“地球村”居民的现场直播,大概“地球村”的存在就是要试图抵消新闻事业的中介力量而直接敲响美国全球胜利的锣鼓。拍照机会被有效地用于传达世界新秩序的等级层次、权力分布和社会性别秩序58。
战争使世界新秩序的隐喻自然化了。它成为社论题目和脱口秀对话中见怪不怪的背景。它也迅速地渗透进了电视脱口秀圈子所使用的语言。战争过后,新闻将这种架构转移到了对事件的分析中——不稳定和混乱——在当时分裂的苏联内部。这个词组引起的反响似乎不仅归功于对反讽倒置的开放性,也同样归功于其吸引注意力的效果。此外,其中术语的广阔和含糊允许异常宽泛的意义能够在其保护伞下寻找庇护,以至于世界新秩序这个概念名义上的创造者也被批评为看似误解了其含义。因此莱斯特·梭罗(Lester Thurow,1992年5月31日CSPAN读书笔记)认为布什总统作为“冷战总统”,还不如大部分政策分析家了解世界新秩序的含义,因为他主要将其视为一种军事现象,而同时大部分深刻的结构性转变是发生在全球市场体系而非军事结构中59。这个例子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性,因为它不仅证实了世界新秩序这个隐喻如何被移植和自然化地进入声称是对抗性的声音和出版物中,同时,其本身也是被接收的数百个例子之一。当克林顿在1992年总统竞选中击败布什后,世界新秩序这个隐喻开始缓慢地在其背景中淡化了。然而,它仍然周期性地,通常是被最初的批判家们提起。比如说,《国家》杂志(The Nation,2001年7月9日)的封面故事“艾滋病和世界新秩序”(“Aid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这篇对世界新秩序的简要分析仅仅碰触了问题的表面。它显示这个术语并不是新的,它唤起的“世界”在经济和地理方面都受到了精心挑选,当它在广泛寻求支持时,它所赞美的“秩序”是没有实实在在的参照物(material referents)的。以威廉斯的观点看来,“世界新秩序”组构了令人迷惑的一系列关键词的典范案例,因为它们本身的含义所带来的问题与它们被用来讨论的问题密不可分。
“一切都已改变”: 2001年9月11日
美国战无不胜的感觉——美国自认为是世界秩序的唯一缔造者,这一秩序是冷战后随着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巩固而同时出现的——在2001年9月11日被粉碎了。“一切都已改变”这一词组几乎立刻在媒介和人们中间流传开来。它成为试图理解事件本身及其政策暗示的支配性架构手法。而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将会成为语义学未来数周、数月乃至数年的争论对象。
当然,电视实况报道了对美国的袭击。受害者、受害者亲友、目击者和幸存者极其真实的恐怖经历,与人民普遍存在的对还将发生什么的精神恐惧混合在一起,立即让“恐怖主义”成为所有美国人词汇表中的一个关键词。接下来对美国邮政服务的炭疽热病菌袭击又在这个词汇表上加入了“生化恐怖主义”一词。即使是路透社这样的国际新闻社也放弃了用“政治暴力”(political violence)代替恐怖主义的一贯政策:一项承认使用这个术语所背负的沉重意识形态负担的政策60。
爆心投影点(Ground Zero),一个借用于核战争语言并被用于形容世贸中心遗址的隐喻——全球资本主义象征性和实际上的神经中枢——也获得了直接的张力。“超现实主义”这个词,被似非而是地用于指代世贸大厦受袭时,以及之后被电视摄影机捕捉到的好莱坞影像式的现实,这甚至在青少年中也引起了共鸣:它似乎是指受袭的现实比动作电影的虚拟叙事更加不真实、难以置信、令人迷惑。当宾夕法尼亚前州长汤姆·里奇(Tom Ridge)被任命为内阁新职位——国土安全部长时,“本土安全”(homeland security)成为迅速进入美国人词汇表的另一术语。
最高政府领导人对袭击的官方反应被延迟了几个小时,因为总统和副总统被财政部特勤处转移到秘密地点进行保护性监管。这明显使被留下来填补语义空白的电视评论员们感到惊慌。当乔治·W·布什总统作出反应时,他最初使用了犯罪隐喻来形容这一危机:袭击者被描绘为将被执法部门绳之以法的罪犯,死伤者被刻画为受害人。总统本人重复了一则生动的很快得到引用的词组,他利用了早期美国西部的语言,将罪犯描绘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wanted dead or alive)。
袭击发生几小时后,参议员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将这些袭击令人震惊的性质与造成的巨大生命损失比作珍珠港事件。战争隐喻很快出现并大致取代了犯罪隐喻,受害人成了伤亡者,袭击者成了敌人,救援工人成了英雄和爱国者,军事行动成了符合逻辑的救助措施。计划中的军事行动名称几易其稿,因为美国政府动员起了一支国际联军来加入这场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这场针对一个几乎隐形的敌人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基地组织的并非得到普遍赞同的战争,其直接目标指向为基地组织提供了庇护所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布什总统随后也宣布了针对“所有恐怖主义”、“邪恶国家”和“邪恶活动家”的战争;并对他称之为“邪恶轴心”的国家伊拉克、伊朗和朝鲜挥动了军刀。总统也强调了要区分好的穆斯林(大部分穆斯林)和坏的穆斯林(少数脱离正轨的原教旨主义狂热教徒)。然而,他也不断援用宗教隐喻,这类隐喻似乎就是为了培养出一种印象,即西方正着手开始一场针对自称为穆斯林圣战战士的神圣战争。这种双重举动大概既是试图感染支持总统本人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们,又是为了向所有穆斯林传达暴力难以避免的信息。
“战争”这个术语也吸收了新的具有细微差别的意义,该词概括了美国和他国执法部门、情报机构的国内国际秘密活动和更常规军事活动的各种形式61。总统起初把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比作打击毒品的战争,但是随后放弃了这种比较,因为禁毒战争的失败已经众所周知。禁毒战争随后被改装为打击恐怖主义战争的一部分。总统已经习惯于将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称为一场每个公民都是战士的“崭新的战争”。
能够得到确定的一点是乔治·W·布什总统的讯息得到了精心编造,尽管他本人有误用词语的名声。尽管因为早期的沉默、某些阐述不清和随之而来的即兴讲话而广受批判,布什政府还是很快恢复了对政治语言学的控制,并组织起一场被《纽约时报》称为广泛的“创造出美国20世纪40年代曾经发动过的强大宣传战争的21世纪版本”的宣传攻势62。除了利用说服和新闻检查来保证已经臣服的媒介群的合作,白宫传播总管卡伦·休斯(Karen Hughes)还建立起了一间传播“战争室”(War Room)。虽然,休斯随后就辞去了她在白宫的职务,战争室仍然为包括曾经参加过总统竞选的高姿态的老政治人物在内的高级传播战略家们提供了一个场所,让他们能够定期交流、监测媒介报道、发表媒介声明以反驳负面报道、寻找方法继续培养利用受袭后国内涌现出的爱国主义。随后,美国国务院雇佣了前广告业主管夏洛特·比尔斯(Charlotte Beers),发动了一场意图将积极的美国形象推广到世界各地的国际战役。这些努力似乎获得了成功,至少在国内是这样:布什政府在民意测验中获得并迄今(2002年7月)保持了最高满意度。甚至在主导2002年若干个月新闻报道的丑闻出现后,这种满意度也得到了继续维持。当然,这种调查的浅薄和可靠性都值得怀疑。相反地,政府新闻管理、限制公民自由、对被怀疑与基地组织有关的中东人不经指控就加以拘留、不举行听证就计划大规模驱逐外侨,针对这些问题的批判却很少出现在主流媒介的报道,特别是电视新闻中。
民主和批判的精神
当代政治语言学中的这些关键词与1945年困扰威廉斯的关键词的区别在于,伴随着对它们的构连而产生的困惑更加复杂且过于敏感。当赫伯特·马尔库塞在1964年写作《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时,其标题和论点被正确地批判为过于夸张。他发表的这篇论文至今仍然有些过于武断,但是当前知识生产传播和它们在新闻媒介中的构连,其结构性关系已经更为接近马尔库塞的模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保守主义智囊团精通马尔库塞的政治语言学,却非常有效地实践他所反对的理论。在对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的演说中,雅克·安塔里(Jacques Attali)用下列术语描绘新全球市场结构:“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单一意识形态的市场,生命被围绕着普通消费需求加以安排,不管这些需求是否可以得到满足”63。在这种崭新的后工业,或者后福特世界秩序中,政治候选人、立场和节目就像音乐影带、华夫饼干模子和去头屑香波那样被推向市场。战争和国家形象现在也可以被加入安塔里的名单中。
不管20世纪上半叶欧美政治语言学中,民主这个关键词是否能够在新世界中保留其历史共鸣,但致力于维护民主的公民和学者,都将被建议接受汉诺·哈特的挑战从而恢复批判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民主理念所固有的,可以被定义为思考自由和责任以及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对社会福利所作出的贡献”64。
注释:
1.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2.威廉斯(Williams),关键词(Keywords),第13页。
3.比如,可参见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年间写作的文章,文中他讨论了即将到来的从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经济的转变。显然这些想法已经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圈中得到了重视。参见C·赖特·米尔斯,《权力、政治和人民: C·赖特文集》(Power,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Wright Mills,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1962)。
4.比如,可参见赫伯特·I·席勒(Herbert I.Schiller),《谁知道:信息时代的财富500强》(Who Knows: 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Stam ford,Conn.: Ablex Publishing,1981);赫伯特·I·席勒,《信息和危机经济》( Information and the Crisis Economy,Conn.: Ablex Publishing,1984);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传播政治经济学:反思和复兴》(The Politics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and Renewal,Thousand Oaks,Calif.: Sage,1996);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Robert W.McChesney),《富媒介,穷民主:可疑时代中的传播政治学》(Rich Media,Poor Democracy: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Dubious Times,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9);和丹·席勒(Dan Schiller),《数字资本主义:网络全球市场体系》(Digital Capitalism: 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s,Cambridge,Mass.: MIT Press,2000);和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的大部分作品。
5.皮特·汉密尔(Pete Hamill),《新闻是动词》(News Is a Verb,New York: Ballantine,1998)。大众传播学术研究者已经大体接受了这些发现,但是一些新闻工作者却质疑这些说法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因为国际新闻报道是非常昂贵的一种日用品,这些说法部分上是为了降低公司成本而作出的便利解释。新闻业中的怀疑者通常都引用下列观点。首先,美国人口基本上是由移民构成,即使第三代或第四代美国新闻消费者也保持了对故国报道的兴趣。第二,更直接的是,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美国移民人口急剧扩张。这些新近迁徙的人们急切需要来自家乡的新闻。然而,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并不占据广告主们急于控制的高消费品市场份额;结果,服务这些读者、受众并非做生意的首选。第三,全球化极大拓展了美国与外界的联系和在海外居住的人口。更多美国人到海外旅行,更多美国学生到海外求学,这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暗示了一种上升而非下降的对外国文化和发展的兴趣。第四,美国当前在国际上拥有的和平时期永久军事部署是历史上最强大的;这种部署在军事人员的亲友间创造了一个市场,使他们需要理解驻军国的新闻。最后,许多英特网使用者对国际网络浏览和讯息传递的热情,以及西班牙裔美国人严重依赖因特网作为新闻来源,对这些事实的报道也暗示了许多美国人并非像媒介权势们愿意相信的那样几乎与世隔绝。以万维网和因特网为基础的互动为国际新闻的搜寻者们开辟了大量新机会,使他们能够从国外意识形态多样的网站上阅读在线新闻,同时这仍然是一项极其耗费时间的活动,只有最投入者才能将此作为常规的信息来源。以特定群体为目标的有线电视台,比如说单一视点的(Univision)西班牙电视网、国际网、黑人娱乐网,以及以新移民群体为目标的印刷材料都可以提供其他选择。我做出的这种分析部分归功于约翰·皮特曼(John Pittman),前“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在非洲的通讯记者,2000年3月7日来到穆伦贝尔格学院(Muhlenberg College)的访问讲师。
6.盖伊·塔克曼(Gaye Tuchman),《制造新闻》(Making News,The Free Press,1978)。
7.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论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Bonston: Beacon Press,1969: 73)。
8.马丁·杰伊(Martin Jay),《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的历史,1923—1950》(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Boston: Little,Brown,1973: 299)。
9.汉诺·哈特(Hanno Hardt),《批判的传播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History and Theory in America,London: Routledge,1992,xi)。
10.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论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Bonston: Beacon Press,1969: 73)。
11.威廉斯(Williams),关键词(Keywords),第22页。
12.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审美之维:针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The Aesthetic Dimension: Toward a Critique of Marxist Aesthetics,Bonston: Beacon,1978)。
13.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酷的战利品:商业、文化、反主流文化和流行消费主义的上升》(Conquest of Cool: Business,Culture,Counterculture,and the Rise of Hip Consumeris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流行消费主义对当代美国知识分子文化影响的新闻学分析,参见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天堂里的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Bobos in Paradise: The New Upper Class and How They Got There,New York: Simon＆Schuster,2000)。
14.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否定》(Negation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
15.艾伦·奥康纳(Alan O'Connor)、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写作、文化、政治》(Writing,Culture,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
16.一些关键的女性主义材料来源有玛丽·戴利(Mary Daly),《超越天父:妇女解放的哲学》(Beyond God the Father: Toward a Philosophy of Women's Liberation,Boston: Beacon,1973);玛丽·戴利,《妇科医学:激进女性主义的原伦理学》(Gyn-Ecology: The Metaethics of Radical Feminism,Boston: Beacon,1979);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女性主义中的科学问题》(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桑德拉·哈丁,《谁的科学?谁的知识?来自女性生活的思考》(Whose Science？Whose Knowledge？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情境化的知识:女性主义中的科学问题和偏见观点的特权”,《女性主义研究》(“Situated Knowledge: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Feminist Studies 14,no.3,1998: 575－599);唐娜·哈拉维《灵长类观点:性别、种族及现代科学界的本质》(Primate Visions: Gender,Race,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New York: Routledge,1989);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New York: Harper＆Row,1980);和伊芙琳·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社会性别和科学的反思》(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New Haven,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17.简练地解释尼采(Nietzsche)对隐喻的研究,参见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语言的偶然性》(“The Contingency of Language,”London Reviews of Books 17,April 17,1986: 3－6)。
18.丹·席勒(Dan Schiller),《客观性与新闻:公众和商业新闻业的兴起》(Objectivity and the News: The Public and the Rise of Commercial Journalism,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1);和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发现新闻》(Discovering the News,New York: Basic Books,1978)。
19.盖伊·塔克曼(Gaye Tuchman),《作为策略仪式的客观性:对新闻从业者客观性概念的审视》(“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s of Objectivit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7,no.4,1972: 660－679)。
20.席勒(Schiller),《客观性与新闻》(Objectivity and the News)。也参见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迷思学》(Mythologies,New York: Hill and Wang,1972)。
21.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 What's News,New York: Pantheon,1979: 184)。
22.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对女性职业群体的演讲,穆伦贝尔格大学,1992年4月26日。
23.皮特·汉密尔(Pete Hamill),《新闻是个动词》(News Is a Verb,New York: Ballantine,1998: 95)。
24.贝丝·桑德斯(Beth Sanders)和兰迪·贝克尔(Randy Baker),《编辑室中的恐惧和喜好》(Fear and Favor in the Newsroom,videotape,Seattle,Wash.: Northwest Passage Productions,1987)。
25.举例说,参见塔克曼(Tuchman),《作为策略仪式的客观性》(“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舒德森(Schudson),《发现新闻》(Discovering the News);甘斯(Gans),《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 What's News);席勒(Schiller),《客观性与新闻》(Objectivity and the News);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理解新闻》(Understanding News,London: Methuen,1982);拉娜·雷蔻(Lana Rakow)和K·克兰里奇(K.Kranich),《电视新闻中作为符号的妇女》(“Woman as Sign in TV New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1,no.1,1991: 8－23);斯图亚特·艾伦(Stuart Allan),《新闻文化》(News Culture,Buckingham,Engl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9);和罗伯特·K·曼诺夫(Robert K.Manoff)和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编辑的《阅读新闻》(Reading the News,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86)。
26.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文化、媒介和意识形态效果》(“Culture,the Media,and the Ideological Effect,”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詹姆士·库瑞(James Curran)编辑,迈克尔·格瑞维奇(Michael Gurevitch),和珍妮特·乌兰科特(Janet Woolacott)(London: Arnold,1977: 340－341)。
27.举例说,参见甘斯(Gans),《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 What's News);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全世界都在观看:在制造和分裂新左翼中的大众媒介》(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和塔克曼(Tuchman),《作为策略仪式的客观性》(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28.举例说,参见法雷尔·克可兰(Farrell Corcoran),《KAL 007和邪恶帝国:中介的灾难和理性化的形式》(“KAL 007 and the Evil Empire: Mediated Disaster and Forms of Rationalization”),《媒介中的修辞维度》(Rhetorical Dimensions in Media),马丁·J·迈德赫斯特(Martin J.Medhurst)编辑,托马斯·W·本森(Thomas W.Benson,Dubuque,Iowa: Kendall/Hunt Publishing Company,1991: 162－182);和R·A·汉科特(R.A.Hackett),《一种范式的衰亡?新闻媒介研究中的偏见和客观性》(“Decline of a Paradigm? Bias and Objectivity in News Media Studies,”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1984: 229－259)。
29.迈德赫斯特(Medhurst)和本森(Benson)等编辑,《媒介中的修辞维度》(Rhetorical Dimensions in Media)。
30.E·P·汤普森(E.P.Thompson),《结束与开始:历史新转折》(“END and the Beginning: History Turns on a New Hinge,”The Nation,January 29,1990: 117－118,120－122; Corcoran),《KAL 007和邪恶帝国:中介的灾难和理性化的形式》(“KAL 007 and the Evil Empire”);和爱德华·赫尔曼(Ed Herman),《自由媒介迷思:爱德华·赫尔曼的读本》(The Myth of Liberal Media: An Edward Herman Reader,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1999)。
31.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New York: Harper＆Row,1974)。
32.塔克曼(Tuchman),《制造新闻》(Making News);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Culture,Media,Language),由斯图亚特·霍尔,D·霍布森(D.Hobson)、A·洛维(A.Lowe)和保罗·威尔斯(Paul Wills)编辑(London: Hutchinson,1980: 128－138);吉特林(Gitlin),《全世界都在观看》(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33.吉特林(Gitlin),《全世界都在观看》(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第6－7页。
34.吉特林(Gitlin),《全世界都在观看》(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第2页。
35.因为这个原因,一些学者相信大众传播学内部的“框架”理论已经几乎变得毫无意义,我个人的观点是,虽然这个术语显然被过度宽泛地加以使用,但它仍然在新闻分析中保留了一些解释性的价值。
36.哈拉维(Haraway),《情境化的知识》(“Situated Knowledge”),第598－599页。
37.举例说,参见玛丽·赫西(Mary Hesse),《科学中模型与类比》(Models and Analogies in Science,South Bend,Ind.: Notre Dame Press,1966);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知识和社会调查》(Knowledge and Social Inquiry,London: Routledge＆Kegan Paul,1977);卡洛琳·麦茜特(Merchant),《自然之死》(The Death of Nature);罗蒂(Rorty),《语言的偶然性》(“The Contingency of Language”)。
38.乔治·莱可夫(George Lake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39.威廉斯(Williams),关键词(Keywords),第13页。
40.欧文·路易斯·霍罗维茨(Irving Louis Horowitz),《新无政府主义》(“The New Nihilism,”Transaction: Social Science and Modern Society 29,no.1,November December 1991: 27－32)。
41.举例说,参见达拉斯·W·斯麦兹(Dallas W.Smythe),《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和加拿大》(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Capitalism,Consciousness,and Canada,Norwood,N.J.: Ablex,1981);和菲利普·艾略特(Phillip Elliott),《知识分子,“信息社会”和公共领域的消失》(“Intellectuals,the‘Information Society’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Public Sphere”),《大众传播年鉴4》(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Yearbook 4),由埃伦·瓦特拉(Ellen Wartella)、D·C·惠特尼(D.C.Whitney)和斯温·温道编辑(Swen Windahl)(Beverly Hills,Calif.: Sage,1982)。
42.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后现代性的条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Oxford: Basil Blackwell,1989: 123)。
43.哈维(Harvey),《后现代性的条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第160页。
44.赫西(Hesse),《科学模型与类比》(Models and Analogies in Science),第177页。
45.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Glencoe,Ⅲ: The Free Press,1947)。
46.E·P·汤普森(E.P.Thompson),《结束与开始》(“END and the Beginning”); R·威尔森(R.Wilson),《技术欢愉和美国典型的话语》(“Techno-euphoria and the Discourse of the American Sublime,”Boundary 2,no.19,1992: 204－229)。
47.I·S·普尔(I.S.Pool),《自由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Freedom,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48.斯麦兹(Smythe)《依附之路》(Dependency Road)。
49.J·J·奥康纳(J.J.O'Connor),《对右派而言:电视就是战争的一半》［“For the Right: TV is Half the Battle,”The New York Times,June 14,1992,(2)1〗。
50.罗伯特·M·恩特曼(Robert M.Entman),《没有公民的民主:媒介和美国政治的腐朽》(Democracy without Citizens: Media and the Decay of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51.劳伦斯·索雷(Lawrence Soley),《新闻塑造者:解释新闻的来源》(The News Shapers: The Sources Who Explain the News,New York: Praeger,1992)。
52.索雷(Soley),《新闻塑造者》(The News Shapers)。
53.索雷(Soley),《新闻塑造者》(The News Shapers),第64页。
54.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提斯(Herbert Gintis),《民主与资本主义、财产、共同体和现代社会思想的矛盾》(Democracy and Capitalism,Property,Community,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New York: Basic Books,1986);和苏·卡利·詹森(Sue Curry Jansen),《新闻检查:连接权力和知识的纽结》( Censorship: The Knot that Binds Power and Knowledg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55.赫伯特·席勒(Herbert I.Schiller),《谁的世界新秩序》(“Whose New World Order?”),《我们时代的谎言》(Lies of Our Times,February 1991: 12－13)。
56.席勒(Schiller),《谁的世界新秩序》(“W hose New World Order?”)。
57.R·朗都(R.Rundle),《谁的世界新秩序》(“The New World Order,”Boundary 2,1992: 1)。
58.苏·卡利·詹森(Sue Curry Jansen)和当·萨伯(Don Sabo),《运动/战争:社会性别秩序、波斯湾战争和新世界秩序》,(“Sports/War: The Gender Order,the Persian Gulf War,and The New World Order”)在1992年5月国际传播学会年会上提交的论文,佛罗里达,迈阿密。
59.莱斯特·梭罗(Lester Thurow),《读书笔记》(Booknotes,C－SPAN,May 31,1992)。
60.杰姬·卢郝斯(Jackie Loohaus),《“9·11”恐怖袭击后新术语撕裂了老定义》(“New Terms Shred Old Definitions since Sept.11 Terror Attacks”),《阿伦敦(宾夕法尼亚)晨报》［Allentown( Pa.) Morning Call,November 2,2001,2(D)］。
61.对政府和媒介为了理解这场危机所使用的隐喻进行彻底的、一针见血的分析,参见乔治·莱可夫(George Lakeoff),《恐怖主义的隐喻:图像的力量》(“Metaphors of Terror: The Power of Image s,”In These Times.com,October 29,2001,www.inthesetimes.com,November 4,2001)。也可参看艾伦·古德曼(Ellen Goodman),《邪恶之语》［“The Language of Evil,”Buffalo News,28 October 2001,3(H)〗。
62.伊丽莎白·贝克(Elizabeth Becker),《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一场塑造意见之战》［“In the War on Terrorism,A Battle to Shape Opinion,”New York Times,11 November 2001,1(1)〗。
63.雅克·安塔里(Jacques Attali),《重要演讲》(Vital Speeches 57,1992)。
64.哈特(Hardt),《批判的传播研究》(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