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团和削弱电视商业套语的知识分子思想

当确定美国“某项活动及其阐释中重要的、具有约束力的词汇”以及“某种思想形式中重要的、指示性的词汇”这类关键词时,追踪它们如何从智囊团流向削弱电视商业套语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显得越发必要。通过比较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末新闻报道的样本,劳伦斯·索雷(Lawrence Soley)记录了精英记者们开始如何日益依赖智囊团,特别是保守主义智囊团作为新闻来源⁵²。以华盛顿为基地,致力于处理国内国际事务的智囊团也得到了地方研究所和机构的支持,这些地方机构针对国内和地区经济社会事务向地方媒介提供信息。索雷也检视了记者如何日益成为智囊团在记者驻地中的伙伴,这些智囊团得到了公司献金的慷慨资助。与学术知识的生产者不同,至少在理论上,这些生产者的学术独立能够得到学术自由和职位的保障,然而由智囊团支持的知识生产者在驻地工作一年或两年后,还必须返回他们在商业媒介中的职位。索雷指出,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不希望与不受欢迎的政治处境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支持尼加拉瓜的桑地诺(Sandinista)政府”⁵³。(在这种语境中,知识、研究和永远难以解决的追求客观性的问题,其含义和相互关系总是对市场条件反应迅速。)

新闻媒介对私人、公司提供的数据和政策资源的依赖不断加深,这导致许多——也许甚至是大部分——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在美国政治话语中开始流行的关键词,在诸如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协会、加图协会、奥林基金会、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哈德森学会、外交政策学会、公共政策全国学会等智囊团内部产生。此外,这些机构在提供专家意见、安排资源、设计重建并私有化东欧苏联国家的国家经济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的确,这一过程中的一些反霸权材料显示——西方专家为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提供了媒介咨询,并为他塑造了一个“为电视而设”的崭新角色,尽管他在表演时常常出现问题。

地球村中的关键词

被这些智囊团出口到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定义巧妙合并了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在西方自由主义社会和不稳定,并偶尔冲突的联盟内部总是共存的术语54。在这种新词汇表中,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关键词正逐渐耗尽其批判性、抵抗性的资源,变成自由企业和消费者主权的同义词。

在此,表达自由和选择自由的术语被按照字面意义加以解释,这些术语本身是从政治中借用而来,并在20世纪早期得到了美国生产商和广告商隐喻性的使用,以预示消费主义的承诺。自由企业,不顾政府规定的自由,保守主义智囊团、咨询家和顾问的政治自由,其综合体强化了对民主政治单一维度的阐释。

当这样的阐释在东欧、苏联领导和人民的政治话语中自然化后——这些人们对西方民主政治语言的背景或者隐喻性联合缺乏了解途径,大概也缺乏兴趣——民主的意义产生了变化,选择自由转变为从索尼、IBM、Zenith和东芝间进行选择的自由。当这种政治话语从东欧作为“新闻”被重新输入并在西方新闻媒介上加以再现时,事实上其发源地的所有残渣——美国的智囊团——已经被擦洗一新了。固然,最初的输入必须获得接受方的官方批准,并从前共产主义国家的经验和国家认同出发加以重新阐释。虽然如此,当这些概念在西方媒介中重新传播时,在这些报道中自然化民主政治的市场化概念,其实也为这些概念添加了额外的张力。

下面的例子演示了这种迁徙程序工作的方式。举例说,当美国企业协会的代表出现在诸如夜线新闻(Nightline)或者PBS的新闻时段(News Hour)这类美国电视新闻节目中时,他们与本协会间的联系没有被忽略,有时候还通过另一位代表其他立场的专家的出现而加以调节。这种实践是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公平原则的长期遗留物。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问题颇多,但这种命令强化了客观性的策略性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