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形式的新闻

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新闻分析和新闻批判实际上已经在传播研究和另类媒介中成为一种小型产业。这项工作审视了新闻事业客观性的历史来源、意识形态基础、机构惯例、叙事结构和(最近出现的)社会性别要素²⁵。

为什么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中新闻分析可以变为一项逐渐成长的产业,其中有许多原因。然而,最根本的原因是大众媒介不断上升的出现频率、引人注目的能力和社会权力。正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指出的:

就数量和质量而言,在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内部,媒介已经在文化圈中确立了决定性和根本性的领导权……它们逐渐将文化和意识形态范围殖民地化了²⁶。

针对这种殖民行为,最初的批判只是简单地试图记录被用以完成客观性的策略性仪式的框架惯例、叙事结构和组织实践的意识形态要素²⁷。即它们展示了新闻是被制造而非发现的,它们被制造的方式与生产它们的社会中的占有支配地位的指意系统是一致的。这是极其具有批判性的一种举动,因为新闻被描绘为对事件意义明确的、自然的再现,并以这种形式被推向市场。对新闻生产的批判性研究,显示了新闻也必须是一种嵌入历史和社会的文化形式。简而言之,这项早期工作不仅揭示了新闻社会建构中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偏见的存在;也记录了新闻事业客观性概念本身的历史特征。

建立于此的后继传播研究将新闻(如同科学)确立为由范式作为中介的概念,并认为事实是受规律控制并依赖于范式的²⁸。这项工作也强调了分析新闻叙事中视觉成分的重要性,包括视觉隐喻在拓展大众传播跨文本含义、多义性(polysemic)和霸权维度时起到的作用²⁹。

架构惯例

通过探索能够保障政治图景的各种基础性隐喻(founding metaphors),传播学者可以开始追踪架构在采纳和培育社会现实的霸权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比如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所产生的“范式的危机”,诠释了长期以来明显可见的,却几乎从未被质疑的媒介实践,即媒介搜集、组织和建构国际新闻的方式。在超过40年的时间里,美国新闻机构的支配性修辞“冷战”,为概念化国际新闻提供了新闻网络,从而进行非此即彼的结构和架构手段³⁰。

从1988年柏林墙倒塌一直延续到1991年1月波斯湾战争开始时这段霸权断裂的开放时期,这种范式的危机清晰可见,因为用于编码外国新闻的、摩尼教徒式的常规二元论策略开始持续鼓励,甚至追求带有嘲弄意味的解码行为。这个时代的精神被这样的报纸标题所捕捉——《失去一个敌人是令人惊恐的事情》(1989年10月12日,华盛顿邮报)和《关于和平暗藏危险的三种欧洲观点》(1989年3月12日,纽约时报)。相似地,寻找对东欧事件新表述的努力也在《纽约时报》的版面上竭尽所能地展示,该报最初在其刊载的标题中将这些事件隐喻为自然界灾难,比如说倒塌、地震和风暴,以后的几个月则采用了革命式隐喻。简而言之,在一段时期内“媒介框架”不仅是事件的中介,它们自发获取了新闻价值。此外,没有新闻事业客观性的策略性仪式可以隐藏其社会、文化、历史、修辞和迷思的特征。

起源于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语言哲学,“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的概念由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引入社会学31。并通过盖伊·塔克曼、斯图亚特·霍尔和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的研究贡献开始在新闻分析中被普遍接受³²。吉特林将媒介框架定义为“认识、阐释、表述、选择、强调、排除的持久模式,符号处理者们常常通过这些模式组织话语,不管是口头还是形象化的。”根据吉特林的观点,这些框架通常是“沉默而未被承认的”方法,这些方法被记者,在很大程度上也被依赖于报道的受众组织着这个世界。媒介框架“使超越直接经验的世界看起来自然”³³。它们为讯息赋予了“一种现实世界中的怪诞实质,使它们脱离貌似真实的新闻制作者,并将其作为异己的力量”³⁴。

术语“框架”本身也是一个隐喻,近年来已经被传播学者广泛地随意使用——如此广泛以至于它几乎成为中介本身的同义词³⁵。在新闻分析中,架构程序被视为争论的焦点和霸权的来源之一。因此,架构吸引了大量批判性关注。举例说,吉特林就展示了主流媒介如何运用源自犯罪报道的框架来(错误)再现反战运动。简而言之,框架通常被作为意识形态扭曲的管道加以分析。

新闻批判,就其偏见、消极性、对丑闻的贩卖、煽情主义和其他对公共意识的冒犯而言,与报纸本身一样由来已久。即使是媒介的伟大战士托马斯·杰弗逊,在其执政期间也对报纸有诸多不满。这种所谓的媒介的自由主义偏向,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是右派(the right)的长期攻击目标。批判传播学对新闻分析的研究,像雷蒙·威廉斯的研究《关键词》,总的来说就是从反霸权(左派或者左派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的。结果,这项研究有时候像是来自污染更少(因为直接的物质投入更少)的认识论领域。接下来,这种领悟又继续滋养了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即逃离尼采称之为语言“监狱”的梦想。它使揭掉框架、领悟真正的事实(现实世界)的现实主义梦想继续存活下去,即使其哲学方面更加世故的实践者在表面上对此加以否认。

聚焦于隐喻在保障新闻范式和推动互文性(intextuality)与多义性方面扮演的角色避开了上述诱惑。它持续地提醒我们所有(all)传播的中介性质。它为识别和分析“权力的盔甲”,也为设想能够阐释事件的另类或反霸权框架提供了必要的批判性资源。简而言之,它承认框架是意义制造的工具——“符号技术”或者概念透镜——通过窄化人类的视野而拓展它36。

对批判媒介研究的这种分析方法承认真实的现实世界(real reality)是存在的,但却无法被凡人彻底接近或转述。我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紧随着这种独创性的紧缩策略,批判媒介理论可以做的是承认知识所具有的激进的历史偶然性,开始认真鉴别媒介框架的修辞和社会成分,并追踪它们如何在权利关系的内部运作。分析隐喻在保障新闻范式和作为意识形态转变的中介时所扮演的角色将是该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大众媒介在培育社会霸权结构方面扮演了中心角色37。隐喻完成着跨越边界的任务,即将精英们的讯息从智囊团内部传向演讲、标题、削弱电视商业套语的知识分子思想、情景戏剧和广告标语。被定义的主要的,或是迷思的修辞比如“冷战”及其可能的后继者“新世界秩序”、“世界秩序”、“全球化”、“信息社会”和“恐怖主义战争”都是派生结构。这些根本性的隐喻以政治话语的优势形式出现,并塑造、例示、策略地定位和保证了关键词的权威和灵活性。它们推动了用以捕捉、容纳并与新现实进行沟通的必要的概念飞跃,但却是通过排斥另类表述的方式来实现的。埋葬在这些基本隐喻中的迷思主题能够被轻易唤起,因此也赋予了政治语言中运作的某组词语或者词汇群以特权。它们在意识形态王国中的运作相当于莱可夫(Lakeoff)和约翰逊(Johnson)所谓的“我们遵循的隐喻”在日常对话中的运作38。这就是关键词如何担当起了术语的双重职责:即“某项活动及其阐释中重要的、具有约束力的词汇”以及“某种思想形式中重要的、指示性的词汇”³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