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和新闻事业的客观性

杰弗逊和詹姆士·麦迪逊(James Madison)想象中的政治媒介当然已成历史。在美国和世界大部分其他地方,它都被商业媒介所取代¹⁸。商业媒介并没有完全放弃成为民主政治看门狗并从事公共服务的主张;然而,利益而非政治成为它最重要的主人,就像A·J·列宾(A.J.Liebing)的宣言——“媒介自由属于其所有者”。现在这个宣言几乎与杰弗逊为敌对媒介所做的辩解同样著名。

通过采用科学客观性的修辞而非方法论,商业媒介牢固确立了其权威性。这种修辞的意识形态成分永远都是相对明显的。盖伊·塔克曼把新闻事业客观性描述为一种“策略性仪式”(Strategic Ritual)¹⁹。丹·席勒(Dan Schiller)把它描述为一种“文化形式”,在巴特(Barthes)的理解中则是一种“迷思”²⁰。不过,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则主张新闻业是“美国逻辑实证主义者残余的最坚固的精神堡垒”²¹。然而,近年来,因为对科学客观性的批判已经被引入对新闻事业客观性的批判,这个精神堡垒也开始遭到侵蚀。

不过,我认为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对科学客观性作出的断言——即与民主一样,它是现代西方信仰的中心文化模式之一——也可被拓展于新闻自由和新闻事业客观性。即它同时包含着进步的、解放的、自由化的要素和退化的、自私的和意识形态化的要素。用哈丁的术语说,新闻事业客观性是西方媒介的“内在”资源之一。它有缺陷、不完整和夸张,但是这种结构也庇护着民主理想主义一个已经褪色的部分,这种理想主义继续,至少在其巅峰时期继续珍视对一种更美好事物的追求,而非满足于对社会秩序精英定义的简单再生产²²。

揭丑记者和热心于根除社会丑恶的新闻工作者们的传统,同样或者更多受利益而非理想主义的驱动。然而,如果理想主义也可以卖报纸的话,它也利用并强化了社会公正和责任的民主价值。它培养了对受压迫者的浪漫认同:他们是成为强权个体和机构牺牲品的正义的、孤立无援的个体。这种传统不仅帮助社会净化了肉类加工厂,驱逐了腐败的政客和警察,它也使许多记者成为劳工、民权运动、反越战和女性主义运动的重要同盟者,并继续使他们成为今天世界上许多地方传递、监测破坏人权行为情况的重要联络人。以一位老练从业者的观点看来,皮特·汉密尔(Pete Hamill)为恢复新闻业的这种浪漫传统提供了一项精明的基本原理。他认为报纸未来的经济生存能力,除了全国性的精英报纸,可能实际上都要依赖于对媒介历史使命的恢复:

从我们还是殖民地的时期开始,到贯穿整个共和国的历史,报纸对美国思想都是至关重要的。作为自由的具体实例,它们是美国改革不可缺少的工具。它们量度着美国宪法的允诺,对抗有时邪恶不公的美国生活现实的结果,并迫使这个国家产生变化。当我们继续一个漫长、令人心碎的过程以成为更好的自己时,我希望,报纸将继续成为批判的利器。它们应该使我们能够,用艾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的话说,热爱我们的国家和正义²³。

我不如汉密尔乐观之处在于,我不确定21世纪在全球帝国意识和爱国权利感熏染之中的自我膨胀的美国人,是否还有改善自己的意愿或者改善自己的道德品质。此外,我担心美国受广告驱使的媒介正试图不仅将美国人,而且将其广泛全球覆盖范围内的每一个人,都变成它们所限定的享乐主义消费者。不过,我也认为埋葬于新闻事业客观性职业意识形态之中(或之下)的民主理想主义碎片值得挖掘。除却其保守的所有制和把关人制度,新闻业实质上成为唯一举足轻重的、以大众为中介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真实——甚至是来之不易和危险的真实——有时能够向权威者传递,关于权威者的真实也可以得到传递。虽不常见,但总是存在对新闻从业者本人健康和从业者事业的威胁;然而,即使在今天,也的确有一些新闻从业者继续为了他们所认定的真实去承担巨大的,却也是意料中的危险。范例不胜枚举,比如说获奖纪录片《编辑室中的恐惧和喜好》(Fear and Favor in the Newsroom,1997)中收录的案例,或者《新闻检查索引》(Index on Censorship)定期记录的案例²⁴。

总之,我认为新闻事业客观性的策略性仪式不仅是商业媒介的产品之一,而且部分是为了安抚广告商而创造,以弥补黄色新闻对媒介信誉造成的损害。新闻事业客观性的策略性仪式也是一种民主成就,尽管是一种缺陷深重的成就。此外,我认为通过采用两种逻辑,其功能和允诺才能得到最好的探求:即承认最强权的观念具有融合性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