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判的理论和政治话语

这里所使用的“媒介批判的理论”是指这个名称与批判的联系,这种批判首先承认对权力和知识的形成和结构进行社会学分析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媒介权力、媒介机构、所有制形式和其在市场体系中的位置;其次,还承认对复杂霸权现象和部分时候的反霸权过程进行文化分析的重要性,通过这些程序,中介信息在社会分层后的、互不相同的、工业化的社会中获得了含义和实践其影响力的机会。“媒介批判的理论”传达了对媒介分析中法兰克福学派传统批判精神的崇敬,特别是对其坚持只有“通过拒绝才能赞美现在”的主张,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保有一个更加人性化的未来⁸。

这种带有连字符的形式“媒介批判”(media-critical),想要传达一种包罗广泛的、折中主义的,甚至可能是有点先发制人的立场:试图突出汉诺·哈特(Hanno Hardt)所描绘的“一个天生与民主思想相连的批判概念,可被定义为对自由、责任和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对社会福利能够作出的贡献的思考”⁹。

通过将“政治语言学”描绘为“权力的盔甲”,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主张“统治者最有效的权力之一是确立词汇的强制性定义的权利”¹⁰。威廉斯也承认他发现他对历史语义学的兴趣“密切回应了”法兰克福学派后期的一些著作,这些著作将“对关键词或关键术语的分析与关键概念”融合起来¹¹。威廉斯大概是指,至少部分是指马尔库塞对政治语言的分析。

马尔库塞或者威廉斯都没有把他们的解码工作仅仅、甚至是基本视为一种学术训练。他们都将对政治语言学的批判看作一种抵抗行为,甚至是对解放性实践的潜在参与。马尔库塞通过将政治语言学和语言治疗联系起来而使其观点清楚外现。他承认所谓语言治疗的概念是一种乌托邦似的设想,通过这种设想,艺术和政治——他后来称其为“审美维度”——相融合以将关键词从霸权力量的控制下营救出来,并将其服务于解放性的目标12。他没有为如何将这些救援任务组合起来提供解决问题的诀窍,但是他的确提供了一些明晰的例子,比如说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所使用的拒绝方式和对压抑语言的转换,这种语义干预形式一度用一种集体的杰出观点代替了顺从。

今天几乎没有学者会同意马尔库塞对审美维度的补偿性权力的乐观态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现代审美观点胜出后,先锋派和反文化大都已经被归入商业和时髦的消费主义之中——它们是“酷的战利品”(the conquest of cool)¹³。不过,马尔库塞在他称之为“批判的精神”中所投注的持续不断的知识分子激情还是值得后人效仿的¹⁴。

从表面看来,威廉斯的研究专题——记录关键术语的历史意义变化,这些术语本身也与变化中的社会构成相联系,或是其指示器——比马尔库塞的更加深奥。然而,威廉斯的谱系式研究也有其政治使命。他将它们视为某种途径,能够通过语言的改变以提高人们对当前和有时仅是文字上反映的社会冲突的意识¹⁵。

对历史语义学和语言治疗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更应归功于玛丽·戴利(Mary Daly)的语言学革命而非威廉斯或者马尔库塞¹⁶。然而,女性主义理论家们也利用了对统治者语言的开掘,在这里,教堂神父、现代科学奠基人、文学把关者、艺术和哲学准绳、立法者和政治家都成为提高意识、动员运动以迎接社会变革的路径。她们的这种开掘,往往说明被统治者赋予强制性定义的关键词都是隐喻、明确限定或者生成隐喻,在此基础上,许多其他相关术语或者亚术语(subterms)形成了其文化上的一致性和共鸣。在本书第二部分“不客气的问题”( Impertinent Questions)中,女性主义者对隐喻分析的贡献得到了深入研究。在第三部分中,我假定女性主义认识论者于科学客观性所作出的许多论断对其衍生物,即媒介机构对新闻事业客观性所作出的不可靠论断更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