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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传播理论:权利、媒介、社会性别和科技
1.7.1.1 阐释危机

阐释危机

本章检视了西方政策制定者、社会理论家和媒介机构用于理解变革的一些杂乱无章的话语实践和框架方法。容易理解的是,紧随柏林墙倒塌后出现的大部分学术研究和思考都聚焦于这些变革如何改变了其他国家的知识体制和知识建构,以及这些新近出现的东欧国家将如何重新定位与西方的关系。

我的分析考虑到了这些问题,但主要关注点集中于自由(或新自由)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这些变革如何进入了对言论自由和知识产品的讨论和授权。更明确地说,我审视了全球权力关系变革所引起的一些国内(美国)反响,在这一方面的系统性评论或分析要相对少一些。我的议程很谨慎,也不引人注意。通过回顾苏联的崩溃和洋洋得意(并相信自己必胜)的美国拥抱全球化之间的这段时期,本研究为分析后冷战时期的关键词汇打开了一扇小窗。它确立了阐释危机中的一些传播要素,并探索了它们在社会理论中所具有的一些含义。即本研究关注该危机的社会文化维度,对说服和宣传的配置,以及与其相随的——有时候是之前,有时候是随后——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基础上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些结构性变化,实际上也是我的故事背后的故事——也可以说是“真正的”故事——已经由他人加以详细记录4。本章审视了用于缓和或者弱化反对政府或者委员会决议的意识形态或后意识形态,这些决议在里根—撒切尔革命(或反革命)前是不可思议的,或者说是非法的。

在美国,柏林墙刚刚倒塌后的时期,展现出交织着欢欣鼓舞、焦虑恐惧、急迫紧要和责任感的矛盾局面。反思过去,这段霸权的开端时期维系得相当短暂。在美国,这段时期或多或少可以说是从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到克林顿—戈尔政府执政第一年的末期(1993)。我根据一份政策文件《国家信息基础建设行动议程》[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NII) Agenda for Action,1993年9月15日〗来划定这场危机的起始时间,紧接这份议程的是艾尔·戈尔(Al Gore)1993年12月21日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的著名演说《信息高速公路》(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国家信息基础建设行动议程》(NII)设计最初的蓝图就是为了将美国主导的、以科技为基础的信息经济加以全球化。

需要强调将“危机”一词用作复数形式,因为冷战的终结改变了全世界的权力结构,并在所有这些结构内部产生了形式多样、截然不同的危机。然而,国际新闻,特别是在美国传播的国际新闻,几乎完全仅仅关注苏联加盟共和国内部的危机以及这些外国危机对美国的含义。此外,由美国政府议程设定者、政策分析家、精英记者、权威人士和智囊团提供的应对之道都倾向于使用单一意义的词汇,并将之概念化——以不变应万变,比如说,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或者全球信息经济。本章在国家新闻的权威性叙述(或定义性修辞)——“冷战”一词消亡后,探索国际新闻这样一种相当狭窄又精英化的传播形式,作为批判性分析的必要因素。

首先,我将国际新闻作为政府、团体和媒介精英们互相交流,并在国内、国际议程设置的过程中争夺控制权的场域;其次,国际新闻还是一个精英们合理化、测试并为政治和团体的政策和实践公开寻找合法化理由的竞技场。

由主要媒介公司赞助的市场调研看来似乎指出了这么一项事实,除非在危机刚刚爆发的时期,美国的大部分新闻受众并不特别关注国际新闻,他们并不认为危机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也并不将自己视为该事件或国际新闻话语中的参与者5

因为生产成本高昂,大部分国际新闻都由精英的媒介机构或新闻社制作。虽然互联网已经为包括国际新闻的另类媒介来源的出现提供了崭新的、时间紧迫的机会,但大部分美国人还是通过主流媒介了解国际新闻。2001年9月恐怖主义袭击后的数周,美国受众的媒介使用方式再次强烈证明了美国人对主流媒介,特别是电视的依赖。

盖伊·塔克曼(Gaye Tuchman)的主张仍然比较流行,即就大部分主流的国内新闻的受众而言,其主要作用是政治和新闻精英们对话的观众或窃听者;当谈到国际新闻时,这种观点甚至更加有力6。然而,构成大量国内国际新闻和评论的精英“对话”,的确是我们了解精英们针对全球事务的战略性思考的唯一途径,即便这种途径被意识形态化的屏幕所严密保护。

我个人对这些对话的研究构成了本文四项相互关联的步骤。本章第一部分将这个疑问置于媒介批判理论的诸多假设和先例之中。第二部分简单考察了最近在隐喻分析(Metaphor analysis)方面的成就能对当代政治话语的关键词研究有何助益。第三部分考察了其中一些过程,通过这些过程,术语开始被普遍采用,并在由大众作为中介的政治话语形态中得到了加强。最后一部分对“新世界秩序”这一关键词/词组的迅速出现、飞速陨落又挥之不去做了简要的案例分析。本章也考察了其继承者(和产物)——全球化——在理论和实践中所达到的张力。此外,本章也简要研究了美国及其盟友为了对抗“恐怖主义战争”所调动的一些语义学资源。最后一部分也包括一些对“政治语言学”中新闻自由的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概念的评估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