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性繁殖”是否将传递自我复制的能力并成为令人恐慌的反人类的新一代?

未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这个问题由从事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研究和发展的科学家提出,也需要通过他们得以解答。人工智能研究团体不再完全是男性占据的:“一个没有妇女的世界。”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研究发展领域,妇女虽然弱小,但却是正在成长的阶层,虽然她们还没有发表任何宣言。在对人工生命的构想方面,她们能否最终创造出新的隐喻和新的思考方式仍是一个未知的问题。

目前,美国政府在乔治·布什的领导下,正极力推动其在计算机科学研究和发展领域的地位,这一主张希望通过复兴注定倒霉的(许多科学家认为是不明智的)冷战时期的星球大战导弹防御系统来实现,这个系统最初是由里根—老布什政府提出和进行资助的87。可以看出,在这一点上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已经给了布什政府一条指令:它需要重新发展导弹防御计划,而不顾科学的限制和议会的反对。而且,美国政府已经宣布,它现在需要既具有进攻性又具有防御性的武器,来进行网络大战。这种巨大国防基金的再次注入将决定人工智能和人工生命的未来。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假设——成熟的人工智能自顶向下方法的研究计划,会比成熟的人工智能自底向上方法的程序更人性化吗?实际上,前者可能更没有人情味。“沙箱幻景”不曾消失;事实上,这种幻景也许越来越接近于成为科技的现实。汉斯·莫拉维克仍然相信“生物性人体”将被“挤出现实的存在”⁸⁸。现在作为并行处理器(parallel processing)之父的丹尼·西尔斯(Danny Hills)依然在思考逃避狰狞的死神:“我像其他人一样爱惜自己的肉体,但如果我能用一个硅做的身体活到200岁,我将会接受它。”⁸⁹雷·库尔兹威尔(Ray Kurzwell)预测我们将成为机器人,抑或是与机器人相融合⁹⁰。

比尔·乔伊(Bill Joy)是升阳电脑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合作创始人和首席科学家,也是致力于研究信息技术未来总统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在“为什么未来不需要我们”(Why the Future Doesn't Need Us)(《连线》杂志,2000年3月)一文中,他对其他科技奇才能安静地生活在恐惧之中而感到惊奇。乔伊说,那种莫拉维克所指称的科技愿景将在2030年前成为可能:

在20世纪中,什么东西将变得有所不同?毋庸置疑,那些支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 D)——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NBC)——的技术是强有力的。它们都将构成巨大的威胁。但是生产核武器至少在短时期内,不仅需要原材料,而且还需要高度保密的信息,两者都是难以获取的;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同样倾向于要求大规模的活动。

21世纪的科学技术——遗传学、纳米技术和机器人学(GNR)——它们具有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它们可以酿成完全不曾有过的意外事故和滥用。最危险的是,这些意外事故和滥用第一次广泛地介入个体和小团体的领域之内。它们并不需要大型的设备,亦不需要稀缺的原材料。因为知识本身将使它们的运用成为可能。

因此,我们不仅可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而且还可能拥有智能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KMD)的威胁,而后者所带来的破坏又因为自身所具有的复制能力而被无限地扩大了。

我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正陷入极端邪恶的深渊。这种具有广泛传播性的邪恶,具有超越国家政权控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性,从而赋予极端的个体以令人震惊的、可怕的权力⁹¹。

由军队大力研发的20世纪NBC技术是在政府控制的实验室中进行的,乔伊指出:“我们正在主动寻求一些新技术的愿景,这些新技术存在于当下仍然没有受到挑战的全球资本主义系统及其各种各样的财政刺激和竞争压力之中。”⁹²乔伊展望了这一情境:如果我们想要继续生存,那么企业组织就将被迫进行类似于自发解除武装的改革,或是进行与接受生物武器监察相类似的行动。以防我们责备信息的传递者,乔伊准确地按下了令人感到恐慌的按钮,因为他想激起公众关于科技未来的探讨,尽管这种科技的未来迄今为止还不包含任何恐慌色彩。乔伊认为,科学家们离开地球去航行宇宙的幻想,是放弃责任的一种否定形式。

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了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之后,紧跟着炭疽计算机病毒攻击美国邮政服务、美国国会、媒体和普通民众,这使乔伊的悲叹得到更多共鸣。没有人对炭疽病毒袭击事件负责,这一事件现在被认为是美国国内恐怖分子所为,而并非来自基地组织网络的攻击。从联邦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力量都在对恐怖分子未来的生物及化学攻击保持高度警觉。所以,乔伊描绘的情景具有针对新的、恐惧的现实意义。

乔伊并没有强调这些技术愿景中的社会性别因素,或这些技术愿景所支持的社会性别秩序。但他试图超越西方科学和文化传统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与地球上的生物体一起,为旨在使妇女、物种和地球更人性化、更友善的抗争提供支持。而且,借助于他的背景带给他观点的权威性,乔伊为军事思想库提供了有价值的附加物。这个思想库在“语义符号的战争”(the Semiological warfare)中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同时,“语义符号的战争”被用来要求打断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私有化,新的圈地运动恰恰对政策的制定进行了授权和规范⁹³。乔伊的目的在于促进具有广泛基础性的讨论的兴起;这种讨论与技术运用紧密相关,并被要求形成于技术运用之前,而并不是为非专业的读者提供关于未来科学确定的感受。如果乔伊设想的情景是危言耸听的,那么开放性的、统一的、批评的、民主的探讨则是一种完善。无论如何,如果民主用来保持(或恢复)任何超越象征的和鬼怪的含义,那么关于技术未来的民主探讨就迫在眉睫了⁹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