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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传播理论:权利、媒介、社会性别和科技
1.6.3.10 作为人工智能话语毁灭的再生产

作为人工智能话语毁灭的再生产

在从生命到程序的转换中,洁净的机器替代了汗渍斑斑、努力工作、吃苦耐劳、深情且有强烈欲望,但日趋衰老的一代。“无性繁殖”摒弃了人类的肉体,而后者使其原型能渗透到培根所谓的“洞穴和角落”中75。喜剧连环图画标题将完全代替视觉暴力。机器人将会无意中将“我们”踩在脚下,但那并没有什么,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并不会真正地存在于那里:现在“我们”不朽的思维将能够完全遗弃地球母亲。实际上,一些担心世界末日的人工智能科学家相信防患于未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及早将一些思维脱离这个充满核危机与生态危机的星球,并进入太空殖民地。

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出现了:选择哪些大脑进行转移?由于最强大的并行处理器(互联的机器)的容量也是有限的,所以并不是每个人的思维都能脱离他们的肉体,继而脱离这个星球。“我们”中的一些人将会被踩在脚下、被焚烧或是被有毒废料毒死。所以,谁又将该被移植到程序中去呢?新的进化论逻辑指明了问题的答案。最好的头脑当然是那些已经准备在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及卡内基—梅隆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中进行建模的思维,即上层社会人士、白人、美国人、权威的男性计算机科学家的思维。绝非偶然的是,精子银行家和他们的顾客大多数寻找的亦是一些同样的思维和肉体。

同样,一些人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将使得参与式的民主变得过时。其中部分的想法向人们昭示着一个时代的来临,到那时,机器而并非人类,将控制世界上的核军火库;奴隶制以新的形式再次出现,即正在运作的、编入“伦理”程序的机器(赛博,cyborgs)将作为奴隶而进行服务;机器人被进行编程以满足所有色情的需求(可以是和肉体有关的,也可以是和肉体无关的),从而使人类的交配和生物的繁衍变得多余76。简而言之,这些正是接受尼尔·波斯特曼(Neil Postman)所谓的“科技垄断”(technopoly),或是科技的极权主义统治的思维77

人工智能交谈和文本中的迷思和隐喻呈现出相似的设计。人工智能的话语是一种控制话语;它把等级结构设立为硬件布线电路。人工智能研究者对于机器人的幻想是以一种“对他人强烈的支配和毁坏”的需要为前提条件的78。漫画书的话题掩盖了人工智能中创造、永恒和进步等概念的反常性。但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员约瑟夫·魏泽鲍姆(Joseph Weizenbaum),对人工智能意识形态论和末世论进行了坦率的、内部的批评,揭破了卡通的假象,并构想这种反常性存在于一个历史框架范围内,而这个框架曾被用来理解这种反常性的前身——种族灭绝79

人工智能讲座和文章中编码的迷思已然褪色,这说明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意义明确的话语,亦不是纯正的笛卡尔哲学式的推理——而不过是人工智能构建者正在编码而已。正如卡罗尔·库恩(Carol Cohn)分析的:国策知识分子的科技战略话语,与人工智能一样,也是一种话语,但它并不符合自己的标准。人工智能如同弗兰西斯·培根对女巫恶魔力量的信仰一样,与“头脑冷静的理性的完美产物”(paragon of cool-headed rationality)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80。维森班对人工智能科学家性格的描述可能是正确的,他认为人工智能科学家就像一个还没有放弃“沙箱幻景”(sandbox fantasies),或者让他们的全能的梦想得以升华的大孩子81。但是以防我们自负于将来可能胜过上帝而得到的满足,我们必须谨记:我们应庇护在我们中走失的大孩子,而且往往可以指望那种恐惧去把他们从囚禁中释放出来这种恐惧通常被用来指望将他们从束缚中解放出来。同时恐惧也是冷战时期宇宙论衍生的核心。

让我们提醒一下自己,研究人工智能运动的这些大孩子们拥有我们这个时代最具科学天才、最富数学才华的智力。他们组成了一个有影响的科学精英群体——世界上最先进最权威的学术和商业计算机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教师、把关人。这些人构思自然、社会性别和计算机结构时采用的隐喻远比你我的说法更有说服力(更意味深长)。唐娜·哈娜维(Donna Haraway)声称生物学已经经历了一场控制论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自然对象再次被理论化为“根据产品的机械性和信息的存储量而被正确理解的技术设备”82。这种科学领域的隐喻重构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在生物和材料界科学介入的性质,从而也改变了这些世界的本质。信息处理过程衍生的隐喻已将人类变成赛博人和太空人,包括我们中所有的人——技术爱好者和技术恐惧者、女性主义者和厌恶女性的人,以及杂技演员和苹果种植者等等83

培根家长式的隐喻,认为知识发源于人脑与自然的纯洁的结合;而与此不同的是,自顶向下模式控制论的隐喻将知识的起源定位于男人的思维与男性机器的结合。人工智能编码话语中的与男性相关的迷思,同柏拉图同性恋的图景有些相似。人工智能的隐喻使得由电路和芯片制造的物神代替了爱神(Eros)。培根式的认识论抑制了女性原则,而在此人工智能运动的技术愿景却否定了人类原则,正如魏泽鲍姆所言,“当人类这一物种被消灭以后,世界将一无所有”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