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想象

根据第四代计算机的功能,这些承载着过分期望的超级婴孩可能跨越宇宙基因的符码而创造“人类发展史上的下一步”⁵⁵。一些计算机科学家相信,这一代的计算机将拥有力量把它们的“父亲”(第四代计算机)改变成“超人”⁵⁶。科学家主张:自诩为计算机上帝之子的这代计算机,允许科学家将他们自己思维的内容植入于程序之中,并因此而不朽。

作为卡内基—梅隆大学移动机器人实验室的主任,颇有影响力的上一代计算机研究者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avec)曾坚持:“我们正在建造的东西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它们可以将我们的能力继续下去,且唯有它们才能将事情做得更好。”⁵⁷在《神童:机器人和人类智力的未来》(Mind Children: The Future of Robot and Human Intelligence,1988)中,莫拉维克承认了在今天,“我们的机器仍然是简单的创造物,并不能完全用‘智能’一词来称谓,因为它们仍需要‘父母’的关心,并因注意到任何新生事物而感到彷徨”。不过,莫拉维克展望在下一个世纪,“计算机将变为成熟的、独立自主的个体,就像我们一样的复杂,并且它们将最终成为超越我们一切所知道的事物。当它们自认为是人类后裔的时候,我们将因此而感到骄傲”⁵⁸。

关于这些孩子的社会性别的界定几乎毫不困难。当人工智能或机器人的指称被拟人化时,人们通常使用男性的代词。然而,在对信息技术知识过于显而易见的弗洛伊德学派式想象中,妇女被拟人化地用来指代软件及其软件设计,例如伊莱莎(Eliza)、琳达(Linda)等。这种实践背离了普遍的、具有人文色彩且极富灵感的技术对话的传统,因为科学技术通常拟人化为女性59。安德雷·胡森(Andreas Huyssen)将这种实践归因于是对自主性科学技术的一种恐惧。他说:“一旦机器被当作一种超凡的、无法理解的威胁,且作为混乱和破坏的征兆而被人理解的时候,……作者们就开始将其想象成为妇女。”⁶⁰这一变化同样具有迷思学的先例,例如潘多拉之盒。

就自顶向下的方法研究人工智能方法而言,出现了一些变化的迹象:自主技术(autonomous)的前景令人欣喜,它成为神奇的源泉,这种技术对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生死信念提出了大胆的挑战,同时也包括对美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挑战,诸如上帝、母性、苹果派等。有时,这种挑战使实践者暂停,进而对人工智能的伦理意义进行自省。但对智能创造者所具有的如神般力量的自省,毫无疑问,是对把人工智能科学家的困惑与仍停留在进化论的较早阶段的普通人问题区别开来的如神般力量的称颂。然而,电脑病毒是自顶向下方法研究者信奉自动化技术的一个例外,电脑病毒带有生物性生命体的退化特征,通常只感染软件(女性)。

人工智能的终极目的是自主技术。它是人工智能不朽的前提条件。例如,马文·苏斯曼(Marvin Sussman)认为:由人工智能产生的思维产物,能够把它们的“父辈们”带至永恒生命的入口。“人工智能机器可以永存”;“如果不能,它总可以转存到磁带上以作备用”⁶¹。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用自底向上方法进行研究的人工智能来说,情形却并不能总是如此乐观。回归生物学不仅重新装满了潘多拉之盒,而且还打开了玛丽·雪莱(Mary Shelley)人文主义和女性主义“无性繁殖”造成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 monster)这一畸形后代的梦魇大门⁶²。

人工智能研究者之间笛卡尔式的相互隔绝,使得他们能够把大脑和机器合成,且使他们相信生物性的死亡只不过是超人生命循环中的一个小插曲:“一旦你造出一个机器,它有了你的思想。那么,那个机器就是你。”⁶³的确,在人工智能建模者迷思中,生物体的男性(同样包括女性)成为有待被克服和理性化的障碍。

直到所有的信息渠道被整理一清的时候,思维的内容才能被传承以成为永恒。正因为这个原因,人工智能的模拟要求建模者将认知的过程服从于铁锤法则,不论他们有多不情愿,在更复杂的建模形式成为可能的时刻,必须服从。人工智能建模者必须将复杂的认知和生物的过程,简化为一系列离散的、无歧义的二进制命令。对甚至是一些非常简单动作的建模——诸如举起一个人的手臂,推动一下操作杆——都可能要求辨别、映射以及模拟数以百计,甚至是数以千计认知学上的、神经学上的信息。此外,我们需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对生物性人体而言,这些信息经常与优柔寡断、因循守旧、记忆、沉思、爱情、冲动以及其他的感情因素的“噪音”(noise)混淆;而对目前紧急的工作而言,价值和目的似乎变得与此并不相关。

笛卡尔式逻辑所取得的一项真正的成就是,清理信息渠道来创建一个模型,它能够编写一个具有稳定效率推动操作杆的机器人程序,但这个程序并不考虑操作杆是用来投掷炸弹,抑或是用来搁置咖啡杯,因此,清理创建模型的信息渠道成为笛卡尔式逻辑所取得的一项真正成就。人工智能建模者更喜欢渠道变得洁净而不是杂乱。但如果因此对他们进行指责的话,那么就无异于对那些喜欢干净的,而非堵塞的水管的管道工发难。他们两者都发现自身的努力被生物性人体所生产的废弃产品阻碍了。人工智能建模者关于清洁、干净机器的梦想,亦是一种超越笛卡尔哲学的梦想,甚至也许将付诸实践。但是,笛卡尔希望控制肉体所产生的“噪音”;而在这里,人工智能研究者则时常地表达出对消灭肉体的渴望。当时纽约社会科学院的负责人,已故的海因茨·佩格(Heinz Pagels)就发现了在笛卡尔“灵”与“肉”问题中存在着的冷幽默:这个男性取向的案例中,理性和性欲两者并不能相容。《理性之梦:计算机和复合体科学的兴起》(The Dreams of Reason: The Computer and the Rise of the Sciences of Complexity,1988)拉开了他对于复合体科学的调查。借用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的话说,也就是:“当男性生殖器勃起的时候,理性亦就荡然无存了。”⁶⁴而计算机似乎却可以摆脱这种困境。

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解释了为什么他希望消除这个“需要突破的障碍”,即人类的肉体。他提出:“我们一定程度上被我们的基因结构所限制住了。此时此刻,我们也许能够对我们的基因结构进行微调,但这并不涉及至关重要的部分。”⁶⁵在布鲁克斯看来,“用硅材料来构建,并将之充斥于计算机是有优点的。因为我们能够完全掌握如何对制作过程进行控制”。然而,对于生物学,我们却“一筹莫展”,“我们不能够在我们身上加入更多的脑细胞;但对机器人而言,我们可以增加更多的处理器、硅材料。”⁶⁶简而言之,与它们紊乱的、不可预期的原型相比较,机器人更容易被扩展、修理和控制。

因为“无性繁殖”的传奇故事要求科学家与自身交配,并由此产生关于自我的“神圣形象”,所以自恋很容易就产生了⁶⁷。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报道了下面发生在两位人工智能科学家间的对话。道恩·诺曼(Don Norman)提出:“我的梦想是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机器人,并赋予它才智。使它成为我思维的一部分,并从中看到我自己——从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开始。”罗杰·尚克(Roger Schank)回应说:“有谁不想这样呢?我总是希望能够创造出一个大脑,或是一些与此相类似的事物。这也许是你能够做的最有趣的事情了,也可能是任何人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了。”盖瑞·德雷彻尔(Gary Drescher)告知特克尔:“我们拥有创造生命的权利,但是我们并没有轻佻采取行动的权利。”⁶⁸德雷彻尔相信,在人类和人工智能并存的社会中,科学家具有道德的义务。

因循科幻小说领域的权威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见解,德雷彻尔想到一个问题——人工智能可能使一种新的谋杀形式成为可能:

人们总是谈论着发展计算机,好像大家都意识到:计算机将履行终极的道德行为,进而成为世界的拯救者。但是那仅仅存在于科幻小说中。在现实的生活中,事情很有可能会以另一种情境出现:我们将创造知觉、乃至创造生命。然而当这些人工智能中的任意一种与人类产生分歧的时候,人们可能希望的仅仅是消除、毁灭它⁶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