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梦想:当做梦者梦到他们正在做梦,那他们是否醒着?

科学的结构主义者(constructivist)和女性主义者(feminist)通过大量相互独立的工作揭露了“纯科学”的虚饰性²⁶。与其他崇高的或卑微的人类事业类似,他们确立了科学是有血肉之躯的男人与妇女的业绩,而并不是上帝的杰作。科学因此是一种承载诸多人类追求卓越的最高期望和成就的社会与文化的实践。

直到20世纪,在非典型的案例里,例如在海森堡(Heisenberg)的物理学、哥德尔定理(Godel's Theorem)或是在人工智能的模型中,科学是一种通过对自身本质的否定而被捍卫的实践²⁷。这种否定长期以来被官方的历史和经过修编的原创故事精巧地掩盖和隐瞒了起来。以西方“灵”与“肉”的二元论为后盾,这种否定使得科学成为一种“离体经验”(out-ofbody experience)。通过对自身是自然部分的否定,科学家找寻对自然的支配权,这可能是含蓄的,也可能是明确的。思维与肉体、生存世界的分离及其对道德的否定使得科学家获得了一种“客观性”的虚饰。这种立场允许科学家相信:他正在从远处监视着整个世界,即冷静而又公允地从上帝或者从宇航员的视角观察着这个世界。我在本段中运用社会性别化的代词是有意识和目的的,因为在西方文化中,虚无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客观性是一种男性气质的维护和特权。在此假设之内,妇女被视为是自然的一部分,女人是“性”,而且总是肉体的。笛卡尔(Rene Descartes)在《第六沉思录》(Sixth Meditation)中曾断言:“我确定无疑地与我的肉体相脱离……我可以没有它而存在。”这就提供了上述立场明晰的构连²⁸。

在“灵”与“肉”的问题上,人工智能的定位受到了诸多矛盾的挑战,而且备受非议。一方面,笛卡尔从肉体和唯物主义的逃离,使他到达有预见的人工智能运动的宣言最为清晰和最为彻底的构连之一,这源于计算机应该“像逻辑学者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世界的化身”,而并非像现在这样²⁹。人工智能科学家的目标是把思维从肉体中释放出来,并把思维的内容植入程序中。然而,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和新的复合体的科学成为一种新奇的景象,即理性的梦想(dreams of reason)。它们是科学想象力的操演,而并非是精确经验的真实符码化。做梦者知道自己在做梦,他们对此并不予以否认。

借用苏珊·鲍德(Susan Bordo)的话来说,人工智能研究者认同并臣服于笛卡尔“普罗米修斯式的逃离肉体”那种“纯粹科学推理”的梦想³⁰。在人工智能研究的历史进程中,人工智能研究者自顶向下的研究为思维从肉体中释放出来而奋斗,却自相矛盾地将人工智能研究者推回到生物学。由人体、大脑、神经系统、神经末梢以及易变的情感组织共同组成的生物系统,要比人工智能的分量重得多,并为这次飞跃提供基石。人工智能科学家愈是成功地推动了普罗米修斯式梦想的前行,他们就愈接近于一种人们所希望逃离的模型。从一种自底向上的视角出发,霍夫斯塔特的描述将人工智能科学家锁定在一种封闭的循环圈的悖论之中,他说:“所有的智能仅仅是单一主旨的不同变体:这个主旨就是创造出真正的智能,如果人工智能工作者希望他们的机器能够获得像我们一样的能力,那么他们就将不得不被推向一个更低层次,越来越接近于大脑的机械主义。”³¹采用自底向上分析方法的机器越是改良,它们就将变得越慢。由采用自底向上分析方法研究的梦想而构成的微观世界,与巴克·罗杰斯(Buck Rogerian)采用自顶向下分析方法的超级计算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可以理解,上述原因产生的话语在是否需要具体化问题上显得矛盾重重,这是可以理解的。肉体既是知识的敌人,但却又是知识的入口,而唯有知识可以超越肉体。在巴克·罗杰斯对梦想的叙述中,程序被喻为宇宙飞船,能使作为宇航员的人工智能科学家脱离他的敌人(诸如肉体、妇女、死亡率或销毁核武器等)。科学家进入了另一个空间,在此不存在人类或是实体。在这个新的空间中,他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得以继续存在。然而,在霍夫斯塔特相关的说明文献中,假定科学家站在禅宗的立场上,并应学会与矛盾的智识和审美的愉悦共处,甚至懂得去欣赏它们。科学家将面对这个陷阱直接表现出来的自相矛盾,进而展示“生活在边缘”的生命理智和审美愉悦³²。

下列一些问题仍然可能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霍夫斯塔特的叙述是否能够标志着人工智能运动的终结?在哪一点上,人工智能运动超越了自身,进而转变成为一种新复合体的科学?它是否标志着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成熟的研究项目得以再生?霍夫斯塔特将自顶向下研究方法描述为结束的“回溯”;而用“将来时态”考察自底向上研究方法,并将其描述为“预测”。这些预测是基于整体论而非简约论,用计算机的专业术语说,就是并行处理装置(units)和神经网络:“许多火车同时在众多平行或是相互交叉的铁轨上运行,车厢的推拉联结或分离,以及在铁轨与铁轨之间进行调换,均由庞大的中枢引擎调度。”³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