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的语境与局限性

本章的目的并非是要评价人工智能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成败,因为这超出了我的专业知识。我的目标非常朴素:也就是去探究人工智能科学家超科学话语中的修辞学(rhetoric)及其迷思诗学(mythopoetics)的创作。对于超科学的话语,我想指出的是,它是人工智能科学家进行人工智能科学研究时,所思所想的纲领性的描述、宣言和采访都被用来解释他们所思考的内容。

这种超科学话语在学术界所起的作用,犹如企业使命宣言在企业界的作用。两者都构连(articulate)了他们事业的价值观、手段、目标和期望。就像企业的使命宣言一样,从专业意义上而言,超科学的话语同样是公共关系的各种努力。也就是说,这些叙述被有意识地构建,以便培养和提升正面的经验感知;对人工智能超科学的话语来说,预期的受众似乎是,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科学家、潜在的政府和私人的赞助者、科学爱好者以及公众。在对人工智能自顶向下研究方法盛行的时期,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鼻祖和创立者发挥了计算机科学的实践哲学家的作用,他们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从事人工智能的实践者。

在许多方面,人工智能运动超科学话语的修辞学分析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它并非运用科学著作专家所推荐的那种干瘪的、字斟句酌的语言。恰恰相反,它所经常使用的语言极具煽动性和夸张性。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在哲学、文学、艺术和音乐中,我们经常会运用格言、警句、双关、口号等,它们在这些超科学话语中亦得到了普遍的运用。我猜想,本身饶有趣味的数字和视觉两方面的谜题和悖论经常被用来阐释一些观点,以便吸引和娱乐那些不能完全理解或对伴随而来的技术探索感到乏味的读者们。在此,自我嘲讽的谦逊感和幽默感有时候会得到展示,但是它们通常会伴以虚饰的暗示。然而,自我怀疑的表达却是难以找到的。一般来说,作者的声音过分炫耀了自身的优越性,甚至显得目中无人,这妨碍和疏远了读者;但是,在人工智能超科学话语中,这种表述模式功能被视为是一个颇具诱惑力的陷阱。它使用经过限定的代词,并不断围绕着“当然可以”展开建构以迎合读者。它将读者定位于同伴、同事、彼此相知且相互扶持的朋友来迎合他们;如果读者陷入这个陷阱的话,这种表述形式似乎告诉他们将被允许进入奥林匹斯山,在这里,他们将看起来与诸神一样,而且就是诸神(或者航天员)。一些人工智能的发言人花费了他们事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来建构自然语言的模型;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语言是如何工作的,以及反语、诗歌、伊索寓言式的迂回是如何抑制、误导和诱惑着对人工智能塑造模型的尝试。他们中的一些人十分擅长于运用这些修辞来吸引读者。例如,明斯基的隐喻的探讨引领后结构主义的潮流,但是这种讨论被整齐划一地修整为清晰、简洁以及容易为大家所接受的散文15。当这些作者运用举隅法的时候,意义极其重要:对于明斯基来说,思想就是一个“社会”。自顶向下方法的研究者倾向于运用诸如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Douglas Hofstader)的自底向上方法的研究者所指称的“巴克·罗杰斯的幻想”(Buck Rogers' fantasies)¹⁶。这其中的一些幻想以突发奇想的且逗人喜爱的散文形式出现,并把孩子气十足的“如果……怎么办”置于开头。大多数的著作都极富艺术性。一些作者需要十分严谨地既被当成作家,又被当成思想家看待:其中,霍夫斯塔特因他出众的著作《哥德尔、埃舍尔、巴赫》(Godel,Escher,Bach,1979)而赢得了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人工智能超科学的话语往往精致但却又目空一切,美丽动人但却又追求功利、在文学上颇有造诣但却又饱含宣传色彩,且不乏顽皮;这些著作大多机灵异常,但偶然又非常意味深长和匪夷所思,且饶有趣味;这些著作鼓舞着人工智能的信徒们,但同时亦使对它的批评者感到愤慨与恼怒。

当超科学的各类文本(texts)清晰地呈现为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形式时,它们往往改变人们的信仰,但并不鼓励非科学研究者对它们提出批判性的质询。被人工智能社区认为是“机器人伦理”守护神的已故的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每一个真实的问题能够且将被解决》(Every Real Problem Can and Be Solved)一书中,对科学的外在批判主义(external criticism of science)的抵制曾给予了称颂:

我十分擅长于破除迷信。只要给我些许机会,对于一些值得尊敬的制度,我就喜欢振聋发聩地说些什么。对母亲节、苹果派或是棒球则产生极具嘲弄色彩的愤世嫉俗。尽管我个人对此十分尊敬,我亦会自然地厘清人们被迫对制度所说的一些污言秽语,例如就像科学(Science)和科学家(Scientist)(这里你将发现,大写的字母S)¹⁷。

超科学的话语时常得到与科学一样的尊敬。在传统(前结构主义)的科学哲学看来,科学家被视为是爆破并挖掘宝藏的矿工;而超科学的作者,甚至是其中的非科学研究者,似乎认为他们能够共同分享科学发现的超凡魅力18。他们挖掘科学家的文本和谈话,把他们所找到的内容翻译成替读者着想的语言,然后让读者分享这些奇珍异宝。在这里,社会学家的分析或是修辞的批判主义似乎都被禁止了19。

图灵自身在人工智能模型中注入了神学和哲学的重要性;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哲学家而不是社会学家成为几乎自人工智能发端以来的一个超话语部分。哲学家对进行自顶向下研究的人工智能科学家所提议的思维模式本体论的、逻辑的、语言学的假设给予了广泛的批判;例如,我们可以参见雷德弗斯(Dreyfus)、塞尔(Searle)、博登(Boden)、科林斯(Collins)和彭罗斯(Penrose)的研究²⁰。在其他地方(第四章),我研讨了自顶向下研究人工智能模式中,使逻辑结构与社会性别歧视假设相结合的一些方法21。同样,我们可以在丸山(Maruyama)的“分类信息”概念(classificatory information)和吉里根(Gilligan)的“决策男性模式的类型”,或者“道德原则”(morality of rules)的比较和糅合中得到例证。

我在这里的目的并非是反复地强调哲学式的批判,而是将其框架用于支持人工智能项目中一些并未得到充分检验的社会要素调查框架的某些部分。这些要素包括人工智能超科学话语语言和假设的社会性别,从一个较小的程度而言,还应包括在特定的冷战社会形成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语言歧视,例如世界末日的思考22。

人工智能运动在挖掘科学思想范式的诗意方面,提供了一个既异常丰富,又不寻常的易接近的场域。人工智能项目的本质是模拟思维和对思维建模,迫使人工智能科学家有意识地以上帝的角色深思如何大胆尝试着创造人工生命类似神的角色。这要求其仔细衡量那些想被他们结合进他们模型的和那些需要抛弃的人类思维的品性。

作为一个极端的示例,在西方科学与二元论长久抗争的历史进程中,人工智能科学是不寻常的。作为一种模仿人类思维的思维,人工智能科学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他们既是观察者,同时又是被观察者23。他们并不能够否定自身的作用。不像其他的科学话语形式旨在通过科学的理性拭去所有社会性的痕迹,而人工智能科学家认识到社会性痕迹是难以抹杀的。其中一些人工智能科学家更因为这些社会性痕迹的存在而感到庆幸,并有意识地热衷于制造他们的工作重要性的迷思。由此,这个极端的例子正是用来研究科学神秘化的理想范例。

人工智能科学家总是慷慨陈词,而且经常略带夸张地提及他们作为建模者的角色和模型的质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妇女在战时的计算领域实质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冷战时期几乎所有人工智能科学家都是男人。他们形成了所谓的“书呆子群体”(nerd),或者是精英科学和技术工程学院中的男性亚文化的“黑客”(hacker),这个术语成为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语词。因此,人工智能宣言的作者都是男性就显得不足为奇了。

个人电脑出现之前的理论计算和科学计算领域,也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纯粹的科学禁欲文化的构连,因此,大卫·诺伯尔(David Noble)在他并未受到人们充分重视,但却又对科学的历史、女性主义者对科学的批判均作出了奠基性贡献的著作《一个没有妇女的世界:西方科学中的基督教牧师文化》(A World Without Women: The Christian Clerical Culture of Western Science,1992)中,对此进行了明细的描述24。早期计算机技术的性质和冷战时期僵硬的社会性别社会化,共同使得严谨的理论计算和科学计算领域,成了一个完全为男性占据的领域。大型计算机的运用以分时为基础。典型的情况是:白天,大型机进行大学中日常事务的经营、教育和行政任务的实施,也许还包括承担一些高级研究者的部分工作。晚上,计算机中心则属于技术工程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生,他们大致上依次进行“运行程序——排除故障——再次运行复杂的程序”的处理,而这往往要求大量计算机的时间和内存。这些白天在课堂中进行学习的研究生,在晚上或是在实验室里抑或是在实验室附近,进行他们实质性的工作。在计算机的亚文化中,大型计算机被称为是上帝,因为它决定了程序的“生”(成功的运作)或“死”(需要排除的小故障)。

这些机器笨拙的技术自身决定了使用者作出一种实际上类似于独身的誓言。这些研究者希冀能够通过按时吃饭、睡觉,且在放置计算机的房屋内的社会化活动来展现他们的严谨性。那些好高骛远者、“书呆子”和“黑客”实际上为实验室的夜晚世界而生活,并沉浸其中。如大多数男性亚文化一样,此文化同样具有阴暗的一面,即:男性之间的联系时常是以共同对女性的厌恶感而进行调适的,此外还包括受压制的同性恋的幻想、开玩笑和讲故事。技术自身有时在精英科学亚文化的界限内充斥着色情的论调,并导致色情作品的涌现,这些作品“激发人们淫秽的趣味、贬抑无能的人,使情色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它们进而设立了禁止妇女以及其他局外人进入的标志的边界25。

通过研究人工智能科技愿景的迷思诗学,我的分析只是对男性亚文化的研究打开了一扇相当狭窄的窗户。同时,本研究检视了这些景观产生的赋有生机的隐喻男性气质的焦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