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科学和冷战

实际上,与冷战时期所有以大学为依托的计算机科学研究一样,人工智能研究也是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提供资金的。因此,这项研究也参与到了美国与苏联进行的“军备竞赛”(the arms race)以及后来与日本进行的“竞争力竞赛”(competitiveness race)之中。从表面价值来看,它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事实上,它也许曾被视为是一项没有学术价值的工作,甚至就像五角大楼中使用的价值7 000美元的铁锤一样一无是处。但是仅仅就从表面价值粗略地评价人工智能,那么就忽略了它所取得的成就。与人工智能运动相联系的科学家,对于军事和商业领域中有重要应用的机器人和专家系统的发展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自顶向下人工智能研究方法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学习体验,它使科学家获得了大量的关于大脑复杂性的知识,进而推动了心理学的一个新的分支——认知科学的发展。

人工智能对于早期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而言,即使存在一些虚假报道,但也是实实在在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图灵、纽维尔、维纳、香农等一代人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的工作得到了战时(wartime)若干资源的支持,并使人工智能成为计算机科学基础研究领域中一项雄心勃勃的持续进行的项目。“基础的”和“纯洁的”这样关键的形容词说明了冷战时期由政府资助的智能自动化研究项目的重要性。这样的形容词意味着那些研究不能立即产生明显的实际应用价值。例如,人们开发一种能聪明到可以击败世界上顶级的国际象棋冠军的计算机运作的国际象棋游戏,并借此通过检测智能的“图灵测试”^[3]。当然,这种相对非工具性于计算机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和研究项目而言却颇有作用。

对于获得科学研究基金而言,“基础的”修饰词仍旧保持增光添彩的作用。而“纯洁的”修饰词则是对冷战早期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激烈斗争的重要描述。当政府越来越多地开始资助私立大学而引发学术界的不安时,那些追逐国防资金的科学家们,通过表示“纯洁性”来抵御科学“卖淫”的指控。这些感到不安的人,涵盖了从希望维持象牙塔相对而言的偏狭性(及其纯正性)的传统主义者到对批判冷战时期的政策和抨击因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总统所提出的军事工业复合体(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而威胁知识自由的那些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人士10。

在这里,当我用“纯洁的”这个术语的时候,我并不提议与社会及其政治影响和利益无丝毫联系的纯净实践活动。恰恰相反,我把它视为是一种战略的、意识形态的立场,在冷战时期,其被人工智能和其他领域的科学家运用来为他们既是国防研究员,又是教授的双重身份辩护。在充满政治复杂性与和危险的时代——在美国政府通过反美活动委员会( 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和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参议员审查和清洗学者、知识分子、作家和其他文化工作者的黑暗时期,纯科学的意识形态有时也作为一个暂时的、安全的避风港。

根据规定,由于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从事于国防工作的科学家总是处在严密监视中。科学家的大部分工作被定为机密,而且只有因其确保政府的安全才能接触。在那些年月,科学越是纯正,科学家越是安全。然而,我并非在强调那些信奉纯科学的圣洁的科学家是犬儒主义者、谎言家、政治宣传者或是科学痞子,尽管个别科学家可能会如此。较为合理地说,我所谓的纯科学是一种理想、一种期望,它注重实效,并能达到智识共鸣的作用。与所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相类似,纯科学是一种复杂的、可改变的建构;它蕴含着部分真理,但部分却又为自利所遮蔽;纯科学有时也是用于维持强权的一个权力工具。

现在,支持美国国内经济增长和其全球化推动的科技愿景(technovisions),通过人工智能运动中纯科学和非纯科学的成就而被激发至一种相当高的程度11。尽管与人工智能运动相联系的一些重要人物,现在对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普遍显得十分谦逊,他们似乎还渴望承认他们的“失败”,但是从人工智能实验室到信息经济的距离变短了。事实上,在一些条件下,这仅仅只不过是对临界点的跨越:即被过分夸大的下一步。无论是从隐喻的意义上,还是从原文本义出发,这向前迈了一步,有时表现为直接的,有时表现为间接的,体现在从由公众提供资金的军事研究到由公众和私人共同支持的数码科技(包括因特网)的应用。如“融合”(Convergence),这一20世纪90年代热门的科技专业术语,在这个世纪以社会和技术的再造而实现¹²。

这种再造的重要性在于它所带来的深刻转变。作为王氏计算机企业的创建者王安(An Wang)曾说道:“所有形式的信息数字化将可能被认为是20世纪最迷人的发展。”¹³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强调数字化所带来的革命性的结构变革。将计算机视为新一轮圈地运动的代理商,伊里奇警示道:“计算机对于传播手段的影响正如篱笆对于家禽、道路对于汽车的影响一样。”¹⁴简而言之,数字化变革标志着一次深刻的结构性变迁,这种变迁包括——我们如何思考,我们思考什么,我们如何沟通,我们如何与物质世界及他者相联系,我们如何组织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如何构筑我们的社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