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研究中心的中世纪语言

科学是否还是一个男人?是的,科学还是一个男人,但他对自己的盲目稍微有了一点点认识,稍微意识到一些他实践的社会构成,对其中出现的异数越来越敏感。一些科学家欢迎这场变革——它开启了新的创造可能性的范式,科学视野更丰富,同时,这场变革使新的声音和视角涌现出来。而其他的,可能是多数的,正如库恩所说的“陈旧”范式的拥护者,仍然执拗于他们的时代,只有少量的包容性;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正统——这些所谓正统曾经盛行于他们自己受教育的年代,而且是其领域内早期专业主义社会化的产物。

一些科学家——乐观地说,也许是一小部分,但是由于提供了最丰富多彩的引证,这一小部分的声音已经被媒介放大了——坚定地站在反女性主义,甚至有时是憎恶女人的立场。后一类型中最著名的代表是保罗·R·格罗斯(Paul R.Gross)和诺曼·李维特(Norman Levitt)的《高等迷信:学术左派及其与科学的论战》(Higher Superstition: The Academic Left and Its Quarrels with Science,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它混合了所有关于科学的社会成分的分析,包括非女性主义的社会学和哲学方法,带着左派的政治议程,否认隐喻在科学认知中扮演重要角色29。这些学者蔑视女性主义的科学批判,认为它是非理性的、迷信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想法拒绝承认自然秩序中女性是弱势的现实。

所有女性主义的科学批判的先驱作者都可以讲述许多战斗的故事,这些故事记载早期的、在许多领域仍然继续的、受到自认为“强硬的(hard)科学家”充满敌意的对待:“强硬的科学家”这个词现在成了一个隐喻,被广泛地解构,现在女性主义的批判群体的对立者一旦提到它,就会在女性主义者中博得一阵笑声。我本人亲眼目睹了1990年代早期哈丁、哈拉维和凯勒的公开演说所带来的愤怒回应。在此,我简单重述一下其中的一个事件,它说明了旧意象是如何在现今的抵抗形式中继续找到表现之地的,尽管经常是讽刺性的夸大。但当理性的语言使“伪理性”的自以为是者失败时,其效果是显著的。

场景是哈丁在一所排名前二十位的研究型大学的一场客座演讲,该大学的妇女研究项目主办了“什么是女性主义的科学?”一位个头很大声音洪亮的男性科学团体的代表曾经抗议这次邀请,并威胁要破坏这次演讲。在对校园不熟悉(而且当时对科学家们的抗议也不知情)的状况下,我提前到那里去找讲座的所在地。我整整早到了半个小时,却惊讶地发现演讲厅已经坐满了一大半,听众全是男性,而且远比学生年长。我以为我走错了地方,但很快确定我尽管来得早了,但并没有走错。我遇上了“强硬科学家”(hard scientists)委员会充满敌意的热身会议。在那种氛围之下,如果我根本不是隐形人,就是我实在无足轻重。他们非常虚张声势:有一点愤怒,有一点讽刺,整个看起来有些耸人听闻,就像我不小心撞进了一个色情电影中只限男人参加的派对。突出的词语是“洋相”、“异教审判”、“女巫”与犬吠附和之音。其中的领军人物,很明显审读了哈丁的《女性主义的科学问题》一书,他罗列并分发了问题的一系列细节。这些问题看起来跟我看过的书没有什么关系,它们被传送到分散在演讲厅各个不同角落的干将。显然,“女性主义科学”这个幽灵已经引起骚动!

当哈丁走上讲台时,听众是安静的。预料中的戏剧行为完全没有迹象。她做了一个非常精心设计的演讲。到了提问和回答的环节,这些男人出动了。所有立刻举起来的手都是男人的;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是对抗性的。哈丁的回应带着个人的热情,但是镇定自若,并且有礼有节。哈丁胸有成竹,实际上也系统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他们哑口无言,直到走出大厅,在走廊神气活现,并宣布获得惨胜,这些想要火烧女巫的人快活了,但明显没有获得预期的那么多乐趣。后来在一次妇女研究主办的晚宴上,我为这些听众的表现向哈丁道歉。因为我也是听众中的一员,我自己的沉默导致我成了帮凶。哈丁(事实上,在那时,她成了桑德拉)说那是司空见惯的遭遇,她的整个演说就是为了反驳那些无理挑衅而设计的。但我仍然需要说明的是,这位当时已经是国际杰出的人物把我写的、发表在我所在大学内部的妇女时事通讯上的、关于她演说的评论递交给她导师——她说,这是为了向他证明她做这些演说的时候,确实是在做学术研究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