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展望1988年:科学是一个男人吗?新的女性主义认识论与知识的重新建构

在《三个基尼金币》(Three Guineas)中,弗吉尼亚·伍尔芙断言,“科学似乎不是无性别的,科学是一个男人、一位父亲并且已被深切认同了”²。虽然科学话语已经深深地暗示了对妇女压抑合理化和合法化的进程,但的确直到1980年代,女性主义学者们才开始常规地意识到在科学领域中,男性偏见的展示是负面的科学实践所产生的错误——该错误可通过更切实的客观性和方法论的严谨来避免。在极少的几个例外中,他们反对伍尔芙认为男性气质偏见是现代的、西方的、科学前景的一种构成原则的看法。

有一些很不错的理由支持这种抵制的意见。已确立的知识理论(经验主义、现实主义、工具主义以及新实证主义),将科学推理视为理性思考的典范。从严格意义上看,女性主义学者必须将科学推理严肃地执行。接受伍尔芙的主张,则有被标签化以及被解雇的风险。正如伍尔芙在其一生中,被认为是“非理性”或“歇斯底里的”。

然而,到了80年代的中期,随着哲学、女性主义理论以及文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已经显著地降低了上述风险。科学的社会结构主义理念的影响不断加强,远远超出了十年前学术话语所允许的极限,正因此,提升认识论问题才有了可能。新女性主义认识论至少能够检测男性气质侵染的社会病源;传播技术的进步已经通过多种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和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成为日常生活的惯例,而彻底改变了人类体验时间、空间的方式。这些发展,反过来,破坏了西方启蒙运动中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t)以及普遍主义的主张。

性化的范式

在本章的第一部分中,我检视了一些早期对这一辩论颇有建树的研究;并将这些成果放置在更加广阔的新女性主义认识论激进的新转向的语境之中;还简要地鉴别了一些在谋求重构科学或者寻找科学的解放性替代选择时所遇到的挑战、悖论以及抵制力量。这些成果界定了各种重要问题,合法化了科学研究领域探索的新模式,并且为随之而来的,真正大量涌现的对于社会性别、科学与知识的女性主义研究设置了议程。这些成果是决定性的论著,它们是创造性的试金石,以及详述、修订、批评和反击的参照模版。

和早期女性主义者尝试修正或是改革科学所不同的是,新的女性主义认识论提出的是关于真理、客观性、观察、经验主义、证实以及理性的本质等基础性的问题。她们代表了一种与传统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传统思考的彻底决裂。她们推进了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主张的意义,那就是语言的局限性形成了知识的局限性——通过在她们看作是对象征性差异的原始图腾的扩展、精致化和具体化的印欧语系的两分范畴结构中,确立培根式(Baconian)与笛卡尔式(Cartesian)的二元论来源的新方向。这些思想家跨过了自然、物理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学科界限。她们的观点是非正统的,但是有潜在的革命性,因为她们寻求去废除以及重新建构自西方文化启蒙运动以来就形成和实施的权力—知识结构。

在《女性主义的科学问题》(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1986)一书中,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清晰地指出了新的女性主义认识论研究的本质问题:“它有可能被用于明显与‘西方的、中产阶级的、男性气质的规划’紧密联系的以解放为目的的科学中吗?”激进的女性主义的回答一定会是响亮的“不!”。根据欣然接受这一激进立场的哈丁的说法,这种姿态以三个内在相互关联的理由拒绝传统科学:“占支配地位的科学的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与政治学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并且是互相支持的;且不谈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对科学的内在进步力量的信仰,今天的科学却首要服务于倒退的社会倾向;科学的社会结构,包括许多应用与技术、定义问题与实验设计的模式、建构和协商意义的方式等,都不仅仅是充满大男子主义的,也都是带有种族倾向、阶级倾向以及文化方面的强迫性。”³新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主张不仅仅充当一个表达立场的论文前提的角色;这些主张也是一系列假设,期待在一个由女性主义科学家、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所组成的雄心勃勃的研究项目中得到验证。

最近,女性主义研究领域以外的一些思想上的转变,进一步提炼了这些研究项目中的哲学及方法上的正当性。包括有:(1)在社会学与科学史中的后库恩式(post-Kuhnian)研究;(2)玛丽·赫西(Mary Hesse)、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史蒂夫·伍尔加(Steve Woolgar)、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和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研究的社会结构主义以及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和其他一些人的实用主义研究;(3)对考古学以及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试图发现西方文化中“被淹没”或者“残留下来”的文本,如在福柯(Foucault)、威廉斯(Williams)、“新历史”学派和其他人的研究中所体现的那样;(4)后结构主义者以及后现代主义者的文本分析和认识论方法,如在德里达(Derrida)、拉康(Lacan)、克里斯蒂娃(Kristeva)、西苏(Cixous)、伊利格蕾(Irigaray)以及其他一些研究中。

传统的科学哲学坚持认为,科学起源的研究对科学知识的本体而言,不具任何重要意义。他们认为,这样的研究犯下了起源的谬误。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观念的起源,并不影响他们真理的价值,因此对科学的讨论也无甚意义。然而,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研究创立了科学范式形成与合法化过程中,探讨科学历史的意义,定义了什么方面可被认为是客观事实,并清晰地说明了论证的方法⁴。布鲁尔的研究通过对科学哲学的传统路径的批判,更进一步证实,知识社会学“强纲领”(这个纲领应用了科学自然主义的假设进入科学研究本身)能够介绍一种讨论现代科学“起源谬误”的新维度。特别是,布鲁尔声称现代科学的创始人违反了他们自己所订立的契约,表现在:(1)将科学归于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征(以涂尔干的理解);(2)禁止一切要求验证对已建立的前提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的探索。布鲁尔认为这样的禁锢是妨碍科学发展的,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方法相对论”,如下文表述:

正如一处风景的许多特征一样,知识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看来也是有差异的。沿着一条未曾预料的路径,从一个不同寻常的视角匆匆一看,那么,一下子它也许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5。

女性主义者已经遵从了这一建议。最近有关现代科学基础文本的女性主义分析揭示了其历史性和互文本性(intertextuality),以及她们在就教会、政府、商业、巫术与炼金术的辩论之中的策略立场。女性主义者复原了充斥于早期科学的社会性别政治中的被掩盖的文本,展示出捍卫科学推理的隐喻和迷思,其与当年宗教法庭采用的隐喻与迷思一脉相承。简言之,她们展示了现代科学的图景,和其他的景象一样,都只能通过某些特定的视角和参照点来接近。她们识别出西方科学话语的集体声音的出发点,只是受过教育的白人男性这个“我”。

具有基础突破性的研究,是1980年由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所作的《自然之死》(The Death of Nature,1980)。作为一名科学史家,她对17世纪和18世纪的科学与人文文本作了一丝不苟的还原与分析。她调查研究的重心是对生产西方科学奠基文本的语境重新建构。她指出:(1)为什么培根(Francis Bacon)以及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的其他成员声称“知识就是权力”;(2)培根式(Baconian)的经验主义怎样最终成为工具性的权力—知识的连缀模式,以维护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机械决定论世界观⁶。麦茜特的著作的成就是对自然的彻底质疑。通过巨细无遗(同时也是令人疲惫不堪)的记述,她肯定玛丽·赫西(Mary Hesse)的论点,也就是,自然已被它的文化观念体系所改变⁷。也就是说,麦茜特表明,我们如何命名自然,影响到我们对待它的方式,比如,我们如何组织自身适应大自然的各种努力,我们如何运用资源,我们如何干涉并改变大自然的进程,以及我们如何联系其他物种、种族以及社会性别。她整理了一份令人难忘的系列历史证据,表明人们看待“母亲”(大自然的传统形象)的方式,和对待“新娘”、“主妇”或者是“人尽可夫的女人”的方式,这与培根命名的自然不一样。相较于引诱或者破坏一种性伴侣或是“客体”的行为而言,在西方男性的精神与话语中,进入母亲的子宫并抢掠深藏其中的金、银、铁、煤,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行为。两种行为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内涵以及价值取向,并伴随不同的社会仪式与禁忌。同样地,麦茜特也说明了,当自然“死亡”的时候,到底是还原为无生命的状态,还是成为“一种伟大的孕育机体”(波义耳),或者是一个“世界机器”(牛顿)——这种符号的转变,已经产生了科学、商业以及生态学的革命性影响。

伊芙林·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继续了麦茜特开创的事业。凯勒所受的是一个物理学家的训练,她并不只是简单地记录科学的历史,她通过“如果……会发生什么”的提问方式,将科学历史中的关键时刻再度理论化。一个最有趣的研究,也就是在她与克里斯汀·格罗托夫斯基(Christine Grontowski,1983)合作的项目中,凯勒和她的同伴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假如物理是以听觉或是触觉的模型建构,而非以西方文化中男性话语所热衷的空间隐喻来建构,那么,它听起来是怎样的呢?感觉又如何呢?”⁸凯勒的《社会性别与科学的反思》(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一书收集了九篇论文,涵盖了从对培根的性与再生的隐喻的细致解构,到对一位诺贝尔获得者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生平事业的传记研究中。因为库恩“细致的阅读以及对全书资料的初稿一针见血的批评”,凯勒在其书的感谢词给予了库恩高度的称赞⁹。

凯勒论证中的最薄弱的一环是不必要的与不确定的心理简化论,之所以如此,源于她对南希·乔德罗(Nancy Chodorow)的“母职再生产”(“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论文以及东纳·温尼可(D.W.Winnicott)的客体—关系理论(object-relations)的全盘接纳。凯勒过分简单而频繁地希冀于这些发展中的理论,试图借此对社会性别在认知与情感上的差异给予普遍解释;由此,社会性别表现上的文化多样性,以及社会奖励结构在再生产社会性别差异中所扮演的有力角色就被忽略了。应该指出的是,为了回应社会科学家的批判,凯勒后来已经摒弃了原有的论点¹⁰。

凯勒一书令人敬畏的贡献在于其彻底质疑认识论。正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三个原始社会中的性别与气质》(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1947)中,向读者展示了三个产生教益的、有关另类的社会性别建构的迷思故事,凯勒的书为读者提供了设想另类知识建构的挑战性的框架。她的分析是建立在麦茜特的思想基础上,证实在构连知识理念中的性别隐喻的向心性。其论著也显示这些理念如何将这些问题适应于质疑自然、自我以及社会。凯勒解构了社会性别政治中构成西方文化中流行的三个认识论观点的基础:第一,柏拉图(Plato)的同性恋知识观,将知识当作男性导师以及男性学徒之间的精神同一(spiritual union)的产物,这一论点禁止了在追求知识过程中的暴力和侵略行为;第二,培根把知识当作权力的理念,将妇女和大自然等同起来,并谋求对二者的支配;第三,帕拉塞斯式(Paracelsian)的炼金术士们的知识建构,运用异性恋交配的隐喻,暗示两个不同的、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平等伙伴的联合,则是生产知识所必需的。数十年来,人类学的学生已经脱离米德(Mead)的文本中的一项讨论,即如果西方文化适应了温情脉脉的阿拉佩什(Arapesh)的社会性别模型,那么它会变成什么样的西方文化。凯勒将我们中的很多人引入了这样的思考:如果在摩登时代的早期,帕拉塞斯式(Paracelsians)的观点胜过了培根的论点,那么西方科学与文化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如果是爱神伊洛斯(Eros),而不是咄咄逼人的扩张激励着西方的知识探究,那么结果又会如何呢?

由鲁思·布雷尔(Ruth Bleier)编辑的文集《女性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Feminist Approaches to Science,1986),通过提出以下问题而将这个对话进一步推演:如果现代科学是一个男人,那么,另类的女性主义科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她们的声音会是怎样的?科学会是怎样的不同?我们对自然界的认知会有怎样的变化?对于男人与女人的认知,是否会有转变¹¹?

布雷尔是一位物理学家和神经生理学家,她将有关女性主义科学的10篇极具煽动性的论文集结在一起。其中,多数文章是由受过物理学以及自然科学训练的妇女所写的。科学对这些妇女而言,套用唐娜·哈拉维(Donna Hraway)的话来说,是一种通过其他手段实践政治的方法¹²。因此,举例说来,哈拉维已经预见到了她后来的作品《灵长类观点:社会性别、种族以及现代科学世界的本质》(Primate Visions,1989)所引发的争议。这部作品检视了灵长类动物学家狭隘的实践,并断言灵长类动物学是构连女性主义之于人类起源、进化、行为生物学认识的光明前景。莎拉·布莱弗·赫迪(Sarah Blaffer Hrdy)研究了猴子的交配过程,并通过对雌性灵长类严格的控制观察(controlled observation)发现她们并非对肉体愉悦持不连续、有选择,或者说是不欣赏的态度。这一点和之前男性科学家达尔文(Darwin)的结论有很大出入。布雷尔(Bleier)的论文表明,在大脑侧化(brain lateralization)的研究中,通过维护科学模式对诠释发现的影响的隐喻,意识形态的宣传是如何潜入科学语言的。伊莉莎白·菲(Elizabeth Fee)的《现代科学的批判:女性主义与其他激进批判的关系》一文,鼓励女性主义者通过建构女性主义观点中的自我自反性(self-reflexivity),进而实践她们所鼓吹的理念。伊莉莎白·菲敏锐地预见到区分性的身份政治,粉碎了女性主义者和其他批判理论家多次联合的企图。她的论文鉴别了新女性主义者认识论的问题假设与矛盾;她探究了其他抵制人类支配的运动和批判计划可能的交汇点。在《超越男性气质界定的现实:科学的女性主义认识论》一文中,希拉里·罗斯(Hilary Rose)将她1983年的一篇广为引证的文章《手、脑与心》中提到的论点进行了扩展¹³。罗斯给出了一个认识论再建构的努力,寻求修补被培根和笛卡尔的二元论破坏的意识;她为女性主义者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设计了一个模型,在这无形的呵护性的劳动中,女性主义者从被哲学二元论以及工业资本主义强化的智力和体力劳动的二元分工中解放出来。

这本论文集收入的都是由布雷尔收集来的前沿报告。它们“并不是仅仅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与政治语境内被构想出来的,它们本身就是这个更广大的关于政治—符号的结构、历史、女人(woman)和妇女们(women)的国际社会斗争的一部分”¹⁴。它们是行动主义者复原现代科学中被湮没的文献的尝试。通过这种方式,她们展现了革命发展过程和可能性的能量与热情。因为这一原因,这些文章向新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关于科学与社会性别文献的切入点。这本论文集没有超出人们达成共识的官方路线和通常的意识形态语法,那是一些对于现在正被实践的科学令人怀疑的、危险的,甚至具有潜在致命性的因素。也就是说,这些论文再现了创造性的积累和一些现有科学缺失的部分最终得到自由构连的时刻:即一些长期被压制的问题终于可以被质疑,或者在最低程度上得到了部分合法化的那个时刻。

尽管苏珊·鲍德(Susan Bordo)的《追逐客观性:笛卡尔主义与文化论文集》(The Flight to Objectivity: Essays on Cartesianism and Culture,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7),首先是一本历史和女性主义重新诠释认识论的著作,而非一项女性主义以自己的方式贡献于科学本身的尝试,但其仍然为女性主义者重新思考科学与知识带来了深刻的启示15。麦茜特和凯勒在各自所进行的工作中,主要是将培根经验主义的内容作为史料,鲍德则主要是将笛卡尔(Descrate)的唯物论作为分析的史料。也就是说,她展示了在17世纪法国的文化价值背景下对社会性别差异的认知,从而为笛卡尔的二元论提供了模板。她们尤其指出了笛卡尔知识理论的二元范畴的分离、等级制和具体化的基础:意识—身体、客观—主观、自然—文化,如此种种。根据鲍德的说法,笛卡尔所说的“追逐客观性”也就是一个远离女性气质的飞行,而追逐的终点,则是理性的男性气质化。

哈丁的《女性主义的科学问题》(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1986)是这个领域的杰作;这本论著尝试去总结、分类、综合以及阐明促进这场动荡不安的运动所产生的议题、挑战以及张力¹⁶。简言之,哈丁为她自己设置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但是事实上她已经非常接近成功了。对所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生们来说,她的这本重要著作应该是必读书。尽管,这本书会让某些人觉得恼怒,但是,它却能够永久地改变一些读者对科学、学术以及人类困境的构想。哈丁的价值承诺是女性主义的、平等主义的以及社会主义的;她的学问是令人难忘;她的散文清晰流畅,有时候甚至充满雄辩。但是,她集大成的研究成果——《女性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仍然问题重重,原因我会在下文探讨。

女性主义的方法论通过纵横探究和“坚持不懈地反对”规训而背离标准的学术实践。哈丁识别并仔细解释了五种依稀可辨的跨学科的女性主义科学研究的趋势:其一,受自由改革政治驱动的平等研究,其主旨在于检视科学、科学教育以及培养科学品位和兴趣的社会化过程中,揭示哪些方面对妇女有所抵制与排斥;其二,她的研究调查了生物学以及社会科学与其技术的用途,甚至是滥用的情况,揭示了那些大男子主义的、种族主义的、憎恶同性恋的以及阶级主义的社会方案;其三,社会结构主义的研究,挑战了纯粹科学存在的可能性,可以去除从当前“各种主义”学说中衍生出来的种种偏见;其四,为了确定科学报告如何受到语言与写作修辞结构的局限性的约束,以及隐喻如何隐藏意识形态和迷思,从而进行以修辞、解构主义和其他将科学视为“文本”的、以话语分析形式为根据的研究;其五,认识论的研究,探索了在社会关系、具体化以及权力结构中的知识基础。

哈丁指出了女性主义批判主张所依据的三种不同的(并有区分潜力的)立场。第一种立场是女性主义的经验主义,认为大男子主义和以男人为中心的对现实的认知是扭曲客观知识要求的社会偏见。女性主义的经验主义最初把这些偏见理解成有缺点的经验方法的实施造成的错误。然而,逐渐地,随着对科学经验主义的仔细而彻底的检查,导致这支研究团队质疑经验主义本身的适当性。结果,她们当中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摒弃了改良主义的观点,并开始寻求转变,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超越了科学。

第二种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立场声称男人们已经被权力所腐化;此立场认为,父权制盲从于其自身的愚昧,是一种偏袒和不恰当的观点。相反,女性主义立场的认识论保证这些原本处于服从地位的妇女看得更多,更清楚无权者的权力。因为我们是从局部观点着眼全局,所以,要做到完美感知、客观性和纯科学是不可能的。因此,支持这一立场的人认为,无论从道德或科学的层面,女性主义是一种更加站得住脚的立场,更能够持续为自然和人类社会提供基本的解释。

第三种立场是认为现代生活粉碎了认同女性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像其他当代批判思想的流派一样,这个论点接受一种彻底的怀疑论,质疑存在、语言的性质与权力、理智和科学的所有普遍与普世化的主张。它标志着与包括政治进步与契约理论思想的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遗产的有意识的决裂。这种观点通过否认弱势群体的主体性,历史性地压制妇女、劳工阶级、被殖民国家和种族、族裔与性的少数派,这种观点将其自身再现为一种对自然化、本质化、人道主义的人类的具体化的虚构形式的抵抗。简言之,有人宣称,支配性的男性观点是无偏见的,所谓“中立观察者”是真正中立与公正的,而它(以上分析)揭示了男性“男性观点无偏颇”(aperspectivity)的说法,实际上是迷思17。女性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认为自己的主张(有理可循)更可靠,因为其建立在对破碎的认同的警觉之上,以及这些认同之间的一致性所造成的张力之中。哈丁以充实的细节探究了这些观点中的每一个部分,并且对浩若烟海的学术研究贡献的每一个观点作出翔实的评价。她也带上她的读者分享她自己的一些兴趣盎然的研究,对科学的泰勒主义(Taylorism)的探讨就是其中富有启发性的一个案例。

哈丁总结认为,这些立场中的每一种(总的来说也包括女性主义)都受制于对社会性别的概念化缺失。这个观点并不是她最早提出的,不过这个观点恰恰是对早期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大约1970年代)中的思想倾向的重要修正,该倾向简单地接受一种建议,即兼有雌雄两性特征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再结合,能够弥补破碎心智(fractured mind)的盲目乐观主义。哈丁提醒这些乐观主义者,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并不是在思想上能够简单互补的两个电极,也不是知识树上结出的水果的对称两半。两者都是男性和女性潜力被局部地、扭曲地与破坏地演绎的结果。哈丁指出,其结果是把主人和奴隶放在同一张床上,无法解放任何一方。

在《女性主义的科学问题》(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中,哈丁非常小心翼翼地试验性地投身于女性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因为这些理论已抛弃了防御性的男性气质冲动的想象,认为存在一个“超我”(普罗米修斯的飞跃),以一种独一无二的声音,决定是否以知识宣扬的方式讲述这个世界运作的“唯一真实的故事”。这个观点寻求异质群体之间的互惠和一致,而不是本质化和自然化各种认同;因此它支持了多元主义和知识形式的非中心化。简言之,它与我们现在认识到的科学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表面上,后现代主义观点非常引人注目。其再现了对支配和压制的一种替代的可能;而且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开启了重要的问题和探索领域,而这些是以启蒙运动为基础的认识论在基本构成假设中就被排除的(foreclosed)。当然,后现代主义的变幻莫测,注定它没有单一的定义;它包括了一套广泛和折中的思想、审美观、文化判断和智识趋势,而这些观点之间很少相互认同,除了它们都回应启蒙运动思想的权威性的断裂和瓦解。纵然后现代主义总是回避自身的概括化学派理论,但若真要概括,这将是个棘手的工作。

然而,在女性主义的科学研究的语境之中,后现代的观点在几个方面都问题重重。首先,后现代并不代表女性主义的和人文科学战胜了传统的大科学。它们顶多也只是现在已经确立的科学的一个手工作坊式的替代形式;他们大概只能做到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 ford)所称的“民主工艺”的层次¹⁸。后现代观点并没有创造一种可以有效地对抗或遏止罗斯所称作的毁灭性科学的批判话语的文化¹⁹。第二,后现代欣然接受相对主义,而没有构连或发展出制衡国家或是法团的集权主义的地位或权力的一套理论或一种政治。第三,就在这一紧要关头,当全球的妇女、少数民族和殖民地民众需要很多努力,并集中注意力以最终实现它内涵的终极目标时,后现代主义放弃了未完成的民主启蒙运动的方案。第四,以一种基于民主的有问题的共识,交换一种有美学基础的无政府的个人主义,是一个危险的尝试,特别是在私人的(法团的)权力蒸蒸日上,超越公共的(国家的)权力结构和责任体系,进而强有力地、有效地摧毁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形式的时刻。后现代主义所支持的支离破碎的局面,为解除公众领域仅有的一些残余提供了切实的依据,也将为马瑞路斯(Marilouise)和亚瑟(Arthur)所描述的“极端资本主义”(ultracapitalism)扫清道路²⁰。第五,除了欣然接受多元主义,正如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实在太“自以为是”(self-regarding)了²¹。后现代主义轻易地陷入了一种先锋主义,允许那些持有充裕的文化和资金水准的人玩弄虚无主义。然而,却没有提供如何分享财富、如何缓解人类苦难的指导。的确已经证明,先锋派和后现代主义的审美观是后福特主义经济的广告和市场化的有效手段²²。因为这些原因,要洞察后现代主义如何能够为民主、社会主义或女性主义提供认识论的后盾是困难的。第六,后现代主义摒弃了表现为一种共享的道德视野与伦理使命的人类契约的追求。总而言之,后现代主义或许能够作为一个诗意的与审美试验的创新纲领;然而,就现在的后现代主义的构成来说,它没有提供一个建构社区或是精工打造智慧之门的可实施的政纲。

哈丁几乎立即重新投入后现代的问题讨论中,两本重要的论文选集是《认识论的问题》(Epistemological Questions,1987)和《女性、科学和反启蒙运动的批判》(Feminism,Science,and the Anti-Enlightenment,1990);她放弃了后现代主义,坚持女性主义的经验主义和女性主义立场的认知论,认为二者需要“少一些关于自然和社会生活的虚妄说辞”,以投身于“延续现代主义和启蒙运动方案的重要方法”²³。在她后来的两本论著——《是谁的科学?是谁的知识?》(Whose Science？Whose Knowledge？,1991)和《科学的种族经济:走向民主的未来》(The Racial Economy of Science: Toward a Democratic of Future,1993)中,她明确自许,希望保护和促进(她所认为的)科学的女性主义批判中“进步的”各种政治因素,并坚定不移地反对种族相对论和许多必然瘫痪的后现代主义观点。

哈丁将她的批评从对西方科学的社会建构,延伸到包括“科学的种族经济”与自身的历史定位在内的阶级和殖民等级制度,试图重申和恢复早期现代科学的批判精神24。那表明,她意识到西方科学和西方民主主义分享的一种共同起源;而且,她相信如果科学能够把批判透镜运转在其自身实践之中,就能够进行自我反思,并真正地自我更正,这样就能够为这个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然而,不敢肯定,它是否是卓越的、无所不知的、传统科学哲学已经价值化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见解,但它能提供一种有价值的“本土性”(indigenous)或社会情境化的、西方式的观察路径,一种在解决特定问题时仍然非常有用的“强有力的客观性”²⁵。去中心化的同时在全球知识的新近民主化和多元化中依然再现有重大意义的议题,西方真理的主张能够与其他社会文化形式和谐共存,也正代表着一种大同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