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的良机

对数字科技矫正性的教育和女性主义者的抵制可能在这些斗争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它们也不是解决的办法。实际上(或另外)所需要的是对科技和社会关系大胆的再思考,正如罗伯特·罗曼施恩(Robert Romanyshyn)指出的那样:

科技不仅是一系列发生在(物质)世界的事件。相反,它是人类对世界想象的体现物。在造就一个科技世界时,我们置身于我们畏惧和彷徨的体验之外,我们服务和控制的幻想之外,我们剥夺和破坏的形象之外,我们希望和绝望的梦魇之外68。

科技是“创造、制作、实现一个共享文化的梦想”⁶⁹。数字科技规划者试图扩大解决这个文化梦想的参与面,这是正确的。但是将一小部分科技精英经营的梦想强加到地球上其他人身上却是错误的、不民主的。今天我们最渴求在想象、设计、创造、编码、理论化和使用科技、社会性别、信息、认识论和传播的方式上再创文艺复兴。

新女性主义认识论抛给主流与科技和社会的批判传播研究的挑战,当然仅仅只是一个庞杂的国际性和跨学科反应中的一小部分,这个反应针对的是西方启蒙运动遗产中被察觉到的损耗和腐败。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社会结构主义等思潮认同女性主义对存在、语言、理性、科学和进步的普遍和普世化主张的怀疑;这些观点将她们批判性的项目看作是对人道主义的、自然化的、本质化的人类的具体虚构故事的对抗形式,启蒙运动以来的人道主义历史地否定妇女、黑人、性取向的少数派和非西方文化成员们的主体性。

简言之,相当多的知识追随者在争取构连一个认识论的立场,这个立场承认和保留地方文化不可消减的差异和极端多元性。在推进全球同一化的时候,这样的举措是迫切的。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描述这场竞争的赌注时说:

“我们”的问题是,如何既给所有的知识主张和有见识的主体一个解释,同时又给我们自己用来生成意义的“符号科技”提供批判的实践,同时还给“真实”世界的忠实描述一个毫不荒谬的评注。这个视野大家可以部分地认同,而且能够促进那些追求有限自由、充足物质富裕、适度理解苦难,以及有限快乐的种种规划70。

在本章中进行的社会性别科技和信息理论的批判显示,西方/现代主义的/男性气质的“符号科技”历史性地从其话语中排除了女性社会性别化、推理模式和技能。而且,这一批判指出,通往包容的补救性努力始终基于征服模式,即“要求妇女以其社会性别认同的主要方面来换取男子气视野,而无需给男人们规定相同的去社会性别化(degendering)过程”⁷¹。

后结构主义者诸如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会辩称对妇女的排斥和交换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认为女子气以再现的不可能为特征⁷²。针对这一论点的法国女性主义观点设想语言为一个“二元陷阱”;其中最为激进的观点要求创造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语言置身于女性身体欢愉与驱动的前语言象形符号中⁷³。具有英国盎格鲁血统的美国女性主义者在面对(错误)再现的问题上较少形而上学而更为注重实效。她们认为女性的语言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处在权力(和理论)话语之外,被淹没的或残余的实践,但却与“日常世界”创造和生计维持连在一起⁷⁴。在海伦·西苏(Helene Cixous)和凯瑟琳·克里门特(Catherine Clement)所称的“阳具中心主义”语言中,英美的女性主义者坚持阳具语言和哲学中包含已确立的再现妇女的惯例,而不是空洞的术语⁷⁵。这些惯例记载妇女为“体现者”(尽管是从有限的男性凝视观点)。

女性主义的唯物主义把这个大男子主义先驱当作“符号学的良机”——辩证地开启或切入要义——来进行必要的认识论上的修正。作为“不(not)允许没有身体”的人,处于一种限定的位置,和具体情境中嵌入知识,女性思想家们在构连后笛卡尔主义和后现代理论的抗争中有着恰当的定位⁷⁶。哈拉维描述了这个悖论:“我们需要关于意义和身体是如何被制造的现代批判的理论力量,而不是去否定意义和身体,最终是为了构建有一线生机的意义和身体。”⁷⁷简而言之,女性主义批评需要使用这些批评理论来记录男性知识的具体化,包括南希·哈特索克(Nancy Hartsock)描述的抽象男性气质⁷⁸。

即时的女性主义语言学、艺术和科技项目需要妇女取得权力,来重新记录和再现具体化的和技能上的女性主义经验⁷⁹。为数甚多的女性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认识论者需要认识所有知识的具体化:认识白种男人没有上帝或独眼巨人的视觉;像妇女有限的视觉一样,男人的视觉也是具体化的、有限的和情境化的。没有人可以在空无一物的地方看世界。男人,甚至是有成就的学者像培根、笛卡尔、图灵和香农,也都是从特殊的人类优势位置看待世界的。这样,我们需要可以解释位置的认识论,如哈拉维称之为“情境化”(situated)或“具体化”(embodied)的知识。我们需要能够定位这些知识主张的来源,以便理性评估它们的真实价值。认识根据情境而嵌入的知识,不需要接受相对主义或放弃对“客观知识”的探索。哈拉维指出:

相对主义的替代物不是整体化或单一的视角,它最终总是属于未表示的范畴,这个范畴的力量取决于系统性的窄化和模糊化。相对主义的替代物是部分的、可以定位的、批判的知识,它维系着政治上的团结和认识论上对话的网络联系的可能性。相对主义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又处处平等的手段。这种立场的“平等”是对责任和批判质询的否定。相对主义是客观性意识形态中的整体化完美的镜像双胞胎;两者都否定在立场、具体化和片面观点上的风险,两者都无法很好地观察。相对主义和整体论不过是“上帝的把戏”,它们体现出了无处不在的承诺和处处皆在的平等,以及围绕着科学修辞的普遍秘密。但它们在被维持的、理性的、客观的质询所处的政治和片面观点认识论中是很精确的⁸⁰。

承认知识的具体化和情境化的、语言的嵌入式的认识论并不需要否定科学。相反的,它需要我们最终忠实地展示早就公开却绝少得到肯定的现代科学契约:科学是一个持续、开放、基本上民主的、从未最终封闭的过程,这个过程由批判主义点燃思想火花,因惊异而豁然洞开。在情境化知识的客观性之中没有完好无损的“客体”⁸¹。所有的客体和观察都被语言、文化和优势的位置所调和。在主流科学领域里,进行控制符号学游击战的目的不是要推倒科学之屋,而是要修整和扩大它,去创造哈丁所说的“继任者科学”(successor science)⁸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