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区隔

女性主义者自身也在数字化中产生分化。举例来说,戴尔·斯潘德(Dale Spender)坚持认为,与印刷时代的来临相比,我们正处于一个文化上深刻转型的时期⁶²。按照她的说法,早期的印刷文化保护了等级价值和男子气文化的结构,这使其在接下来的500年里,有系统地将妇女置于不利的位置。她相信数字化正在重复这个过程。所以,她主张妇女必须改变信息的符号并将新科技调整到女性主义的一端。就她看来,妇女确实需要做好准备,这个准备也必须做得快一点,因为信息革命已经是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

相比较而言,艾伦·巴尔卡(Ellen Balka)认为,当赛博女性主义正在与严峻的诘问评估科技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包括全球权力和资源的分配、劳工运动、人际关系和知识结构分离开来,实际上,赛博女性主义就向资本主义反民主的专横投降了⁶³。巴尔卡对斯潘德观点的让步体现在,使用网络的妇女可以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广泛且迅速地交流,同时没有男性看门人来监视她们的信息。她们实际上使用网络传播来组织女性主义者。然而,在经验和社会影响方面,巴尔卡指出“独自坐在可以上网的电脑前”的妇女较之组织社会运动和干预世界的妇女,在工艺设计、评估、政策推进和科技实施的社会责任方面,她们的经验和社会影响大相径庭⁶⁴。

斯潘德倡导一种适应各种方式的、策略性的、补救式的、女性主义的路径——数字革命的工具和技能,而巴尔卡呼唤对数字革命更为激进的女性主义的和民主的终极诘问。就我看来,这两个立场并不像巴尔卡的框架显示的那样是相互抵触的。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科技评估的辩论将会继续而且辩论总是会推动社会来采取措施。美国一直都没有上述关于数字化的辩论。克林顿—戈尔政府的国家信息计划在1993年是以数字化作为国家最优先的、自顶向下的政策,而且不仅针对国内,更是放眼全球。然而,巴尔卡倡导的辩论仍旧像往常一样迫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辩论的上演完全离不开数字科技和技能。所以,无论是响应,还是抵制信息科学的女性主义者,现在都是利用了本章前面提出的交流隐喻的命题。女性主义者需要一个如巴尔卡提出的允许她们询问关键的、激进的、女性主义的和民主问题的立场进行交流。同时,她们需要使用数字科技来服务于她们的目的,正如斯潘德建议的那样,她们可以拥有这些技能却无需被其占有。

我们现在足以进入计算机专家数字科技愿景的社会实施(social implementation)过程,由此可以看到,数字化是相当明确的全球化加资本主义(和美国)扩张霸权的同义词。并且科技的集中也和经济集中或信息产业的纵向整合相呼应65。现在很明显的是妇女和小孩不管是否已经上网,在这个新的网络世界都是最基本的失败者66。除去技能上的数字鸿沟外,在发展中国家,在专门的出口依托型的劳动力市场上,对妇女和女孩的经济剥削很普遍,网络世界甚至定义了全球经济的特征;互联网已经使性交易和性观光市场合理化和全球化;在互联网上,有妇女和儿童色情内容的网页总是点击率最高的。所以,女性主义者和批评理论家们必须猛烈地质疑在我们生活中扮演日益重要角色的数字化信息和数字屏幕,它们被商业机构控制,并模拟和取代现实中的交流和社区建设。此外,我们必须使得在屏幕后面的男人们变得可见、可触,并对民主合法化负起责任来⁶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