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信息和父权道德的规则

分类信息是可以被信息理论包容的信息,和男子气的推理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的,这种推理形式存在于发展心理学家卡罗尔·吉里根(Carol Gilligan)广泛传播而又备受争论的社会性别形式的推理研究中。自1982年出版以来,吉里根的《不同的声音》(A Different Voice)已经成为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水岭:即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⁵³。对于相当多的学术女性主义者而言,反本质主义是女性主义的试金石。在《不同的声音》中,吉里根将本质主义设置为开放式的问题。随之发生的是,读者经常用极度政治化的视角来阅读或误读吉里根。所以我在本章中,或更准确地说在这本书里,首先要澄清我是在从事社会学而非生物学研究。我的研究重在描绘社会和文化的模式,以及在此情境下的社会性别文化的再现。

而且,从任何意义上来说,我并不认可吉里根的方法或认为她的发现有特别之处。相反,我对待她的作品,像对待信息理论学家和人工智能科学家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包括我自身的工作),我认为通过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对上述问题的分析都是完全可以修正的。就吉里根的例子来说,恰恰因为社会烙印在她发展心理学的模式上是(也许是)如此清楚易懂,以至于她的工作有力地支持了我的主张。也就是说,在我看来,西方,实际是美国20世纪的中产阶级二元的、异性恋的,也可能是吉里根早期社会性别推理模式中的本质主义者的元素,很明显地支持而不是反对我的观点。

表4－1假定要素的比较

资料来源:马哥罗·丸山,《理工学院—认识论体系中的信息与传播》,载《信息的迷思》,凯瑟琳·伍德沃德(Kathleen Woodward)编(Milwauke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0: 28－40);以及吉利根的《不同的声音》(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加以适当的限定词,我们来思考丸山的信息模式和吉里根的道德决策模式的交叉点。这些交叉点证明分类信息是一种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男人,最经常用来分析数据和进行决策的信息。与丸山不同的是,吉里根将推理模式缩减为两种主要的类型,她称之为“道德准则”和“责任伦理”。她发现她研究的男人总的来说大都依赖于道德规则,而妇女则通常倾向于由责任伦理来进行道德决策。指导吉里根的男子气社会性别化模式的规则和构建分类信息的规则是一样的。反过来,指导责任伦理,即吉里根女子气的社会性别化推理模式的准则就不那么容易为吉里根所称的“理性的”、“关联的”和“情境化的”信息理论所包容。

吉里根的男性研究主体,即哈佛学生,有着与麻省理工、卡耐基梅隆大学的信息理论家和人工智能科学家等一致的背景特点,包括社会性别、种族、社会阶级、社会化模式,而这些学校都是人工智能学繁荣的精英学府。也就是说,他们都很聪明,受过高等教育,大都来自北美白人中的中上阶层:他们是社会和文化同质的团体。概括说来,暴饮暴食但又营养不良的分类信息的现代概念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文化价值和工具逻辑的具体表现,这种文化价值和工具逻辑已经被精英男子气的文化所价值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