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中的鬼魅:作为程序的思维

信息理论的信息(丸山的“分类信息”)是一个特别现代的、西方的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建构,它以一个不变的、普遍的和进化逻辑的问题再现于权力话语中⁴⁷。虽然如此,但它所产生的信息科技带有其社会起源的痕迹。举例来说,大卫·波特(David Bolter)指出诸如M S-DOS,UNIX和CPM的电脑操作系统,是建立在军事等级和商业会计系统的“命令”和“控制”功能的规则之上的。

信息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假设引起了权力话语的复原再现⁴⁸。在寻求人类动机的“一个真实故事”即“宏大叙述”的过程中,对统一科学的寻求正是涵括了方法论帝国主义。它也牵涉了简约主义,从宏大叙述中清除“分类信息”之外的所有信息。举例来说,人工智能的模式创建者声称所有“有趣的”人类智能都可以在电脑程序中被捕捉到⁴⁹。这一方法论需求的社会对应者是一种占有一切的逻辑(从西方的观点来看),它谋求掌握所有,甚至是地球外的领域(如星球大战武器系统)。

“分类信息”被信息理论设想为不偏不倚的建构,它排除所有的文化含义,不过,它也仅仅是个空的接收器。“分类信息”不仅是西方二元论的人工制品,也是一个社会性别化的建构⁵⁰。被计算机逻辑具体化的假设和规则结构——“分类信息”的基础——是在重复和解释(paraphrase)希尔曼的观点,他提出这些规则和结构是制造和通过计算机编程的男人们思想的文字延伸。而且,荒谬的是,一些最具说服力的支持者的主张实际上来源于这些男人自身,尤其是那些与人工智能运动有关联的科学家。

对科技的研究一直以来都错误地将科学和科技合并起来。朱迪·瓦吉克曼(Judy Wajcman)指出科学家和科技人员拥有不同的文化资源,举例来说,科技人员的诀窍不仅仅是语言和计算型的,而更是视觉和触觉型的⁵¹。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科学科技分支中,随着历史、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在整个冷战时期,当所有的美国计算机科学研发都接受国防部资助的时候,这两个领域就被紧密地联成整体。因为这个原因,上述时期的计算机科学文化为我们研究科学与科技的关系和科学家与科技人员的思考方法,以及他们与自己制造的物质对象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充分的场域。一些与人工智能运动相关的更富反思性的科学家,从这一工作的最开始,就自觉地意识到他们的研究对象,对模拟他们大脑中逻辑结构来说,仅仅是表面的⁵²。也就是说,这些思想家们把大脑看作一个组织的等级化结构,而他们设想大脑的逻辑操作是最高形式的机制。照他们看来,他们的工作就是把逻辑从大脑最深处剥离开来,然后复制到程序中去。当然,这些科学家事实上继承了康德哲学的衣钵,至少在一开始,他们就假设大脑中的逻辑结构是完全自然的、不受文化所影响的。

那些先驱思想家在自我反思批判中,讲到人工智能运动(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vement)最初研究项目失败的故事,主要集中于:(1)把大脑的逻辑结构从其产生有限结果的生物组成中剥离出来的发现;(2)记忆、感情、兴趣和默许的知识,不仅是逻辑的正式结构,也是目的行为中不可分割的部分;(3)在机器中的魔鬼是科学家自己,是对他的文化和自我的反省而非对自然的真实对应。这也就是说,可以从大脑中剥离出来的不是“纯粹推理”,而是抽象的、具体化的、最终在西方二元论的文化价值高度评价中自恋般扩张的“分类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