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迷思:在传播学花园里的蛇

主流传播学研究一定程度上接纳了改革者的努力,其强调与社会性别相关的变量在语言模式、人际关系、视觉和一些组织交流中的显著作用。然而,主流传播学研究实际上没有做到通过努力改变传统的研究设计来包容女性主义认识论35。

正如其他被社会科学方向所把持的学科一样,传播学也致力于知识客观主义理论的探索:这些理论为传播学的学科边界、文本权威、学院派定位及资金来源提供了支持。也许还有另外的原因造成传播学的偏狭。主流传播学研究的语言和模式可能与笛卡尔的“信息”概念有特殊关系,所以对知识观点的展示格外抗拒。

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曾指出,每个领域都有其自身的“起源迷思”,用以庇护其领域的重要建树³⁶。这些迷思洗涤着过去,并且将清理伴随着所有学科起源的迷惑、冲突和失败的记录。它们讲述关于鲜活的和可触知的学科起源故事,支持关于范式的思考,赋予传统的继任者以集体的认同感和使命感,并让这些继任者引以为豪。

“一开始”,很多主流传播教材告诉我们传播学的“起源迷思”是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的传播数学理论(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s)³⁷。艾沃瑞特·罗杰斯(Everett Rogers)解释说:“香农⁵⁰年代的信息理论不仅使统一传播学成为可能,还使其他社会学领域的统一成为可能。”哎呀!一条蛇出现在伊甸园。罗杰斯说:“当这种传播学的理论方法在美国的大学中被制度化时”,“它主要被已有的演讲学与新闻学所吸收,并经过改造和分化进入大学的组织结构中。”³⁸根据罗杰斯所说的,结果是“传播学研究和理论的巴尔干化”,它形成了“与传播学研究低程度的统一性”³⁹。但是一个统一的信息科学梦一直活在那些信奉者的心中⁴⁰。

对这个起源迷思的认同即便是在主流内部也不是普遍的,而主流自身也变得愈来愈难以定位。值得注意的是,如罗杰斯那样的社会科学家曾给信息理论赋予了伟大的构想,而香农自己从未有过这样的构想。他知道他只描述无生命的电路数理,而不去破解复杂的人类传播符号⁴¹。尽管如此,起源迷思在传播学领域得到相当的认可。如其他领域中的起源迷思一样,它为学者提供了测量他们自身与主流之间距离的标准(和假想的对手),依照这个标准,他们可以指定批判的起点。简言之,是入场券也好,是目标也罢,传播学者对信息理论有着很强的依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