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批判

自从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的《自然的死亡》(Death of Nature)在1980年发表以来,一场女性主义关于思想的思考革命实际已经开始。女性主义对于现代科学奠基文本的分析已经建立了她们自己的历史、互文本性,以及她们在涉及教堂、国家、商业、魔法和炼金术辩论中的策略性立场19。女性主义复原了被淹没的记载早期科学中社会性别政治的文本,借此显示科学推理是基于隐喻和来自宗教裁判所的迷思,这些文本被设计来消除男性对巫婆的邪恶力量的恐惧,将科学家的诺言置于询问者的怀疑之外,进而揭开地球“母亲”的面纱以使其资源便于为商业所开发。尽管上述项目是由其他议程所推动的,但它也包含了一些在早期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中具有启示性的洞见。

这些研究已经表明“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它在西方科学的定义文本中的表述建构在一个特殊男性群体的特别的参考点上,这一群体对逃脱探求者之剑并开发宝藏资源感兴趣。通过揭露基于上述参考点(及其相继的观点)而构连的西方科学话语,女性主义的批判者相信她们已经证明了不存在“有机或自然的”观点,由此任何人都可以理解自然或社会世界²⁰。

这个见解反过来引导女性主义认识论者彻底质疑已经确立的关于观察、经验主义和客观性的男性主流概念21。根据新的女性主义认识论,现代科学与科技的模式、理论和方法论带有混乱历史的伤痕。培根哲学的经验主义和笛卡尔哲学的理性主义都带有这些痕迹²²。这些痕迹反过来扭曲了那些使科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和他们用以研究这些问题的方法²³。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分析批判追寻了这些痕迹,一直到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所谓原始的社会性别“图腾”;他们坚持说社会性别是衍生的印欧语言的总范畴、规则和结构形成差异的一种差异²⁴。女性主义者指出,妇女在这些语言里被建构成“他者”。通过标明与男人凝视、欲望、情爱和轻视的“客体”的差异而形成男性主观性的等级。妇女被构想成在一系列建立在符号语言闭塞基础上的等级对立,如活动性/消极性、文化/自然、大脑/心灵和理性/痛苦中负面的一方。在这样的编码里,只有那些控制命名权力的人仍旧未被标示、中介和体现²⁵。

以此方式构想,社会性别不仅仅是划分身体类型或规定再现(representation)的规范;它“反映了整个宇宙有男子气和女子气特征的客体和行为,而其中众多的内容还未被申明”²⁶。女性主义对这一符号经济的解构揭示了“男性观点无偏颇”^[1]的男性迷思:即主张男性支配的观点是没有偏见的观点。女性主义者拒绝“中立观察者”是公正和不偏不倚的前提²⁷。概言之,她们鉴别出一切视角都在告知,主流科学的客观主义逻辑视角就是父权制的视角。

女性主义对科学逻辑的修订不止是理论或超理论的责任。很多提出上述修订的作者就是在实践中的科学家。以瑞乔·加森(Rachel Carson)、芭芭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和简·古道尔(Jane Goodall)的研究成果来说,女性主义科学家设想如果尝试理解和保护而非主宰和控制自然,那么某些质疑的形式就能够更好地得到运用。女性主义科学家寻求扩展科学的方法、隐喻和模式。

举例而言,生物学家鲁思·哈巴德(Ruth Hubbard)从一种女性主义的视角重新构想了生殖的叙述,其具体新故事是女性卵子在受精过程中是一个活跃的参与者,而非一个耐心等待精子王子将她从睡眠中唤醒的被动的公主²⁸。哈巴德发现,当以社会性别图腾检验同一人种的男性与女性中的相同性而非差异性时,科学问题又作何解答。莎拉·布拉弗·赫蒂(Sarah Blaffer Hrdy)考察猴子的交配行为后,发现雌性并非自达尔文和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男性科学家声称的那样——几乎是小心谨慎、有选择或不在意肉欲乐趣²⁹。伊芙琳·福克斯·凯勒(Evrylin Fox Keller)和凯瑟琳·E·格罗托夫斯基(Catherine E.Grontowski)在思索如果物理学不用男人们热衷的空间隐喻,而用听觉、触觉来建构,那又会变成什么样³⁰。安·奥克利(Ann Oakley)展示了社会科学中以男性气质的假设为基准的标准采访协议,主张用更接近女性—社会性别化的交流模式来建立一个妇女研究的对话方式³¹。

除了灵长类动物学和最近的医学研究,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挑战对主流科学和科技的影响微乎其微,尽管这些挑战也引起一些喧嚣的反击³²。虽然如此,尽管女性主义有打破传统范式的修辞,但其在科学和科技上的变迁力量毕竟是循序渐进和慢慢积累的。举例来说,变革中的教育学至少部分受到了女性主义认识论启发,创造了更多替妇女着想的科学与数学教学,这些反过来召唤更多妇女实践者加入到这些领域来。不断变化着的感性认识和实践会缓慢地腐蚀科学的父权制根基,尽管并不一定以女性主义认识论者所期望和渴求的那种方式来产生变迁。

除了继续被边缘化的社会性别研究,社会科学极力抵制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侵入³³。但是已经证明人文科学对新的女性主义知识建构显得较为友好。历史、文学,一定程度上,还有哲学等学科总是为“主观性”(按照实证主义者的话语来说,是“女子气”)保留一些空间,女性主义的挑战已经带来了创新能量的更新,反过来,它又开启了探求的新领域。就传播研究本身而言,人文和跨学科专业,诸如电影研究、文化研究,最善于把女性主义的视角纳入其领域的假设中。

在女性主义学术中,旧有的男性气质和欧洲中心模式的权威性已被永久替代。用约翰·希尔曼(John Hillman)的话来说,女性主义认识论批判证实了:“我们称之为科学、西方和现代的明确的意识,是长久以来型塑那种摒弃男人的实质部分,以‘夏娃’、‘女性’和‘劣等品’来称呼妇女的男性思维工具。”³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