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沉默

本章就担负起这一挑战,质问在信息设计和科技中的社会性别化要素。本章打破了沉默,这种沉默掩藏在一种虚幻客观性的外表之下。反击这些沉默需要构连科技创新和研究的新语言、新模式和新政治。这是一项跨学科的工作,需要几代人有意识的努力才能发生时代性的变革。本章提供对于上述工作本质的初步反思和一些有可能提供富有成效的创新论点的源泉。正像我的研究所批判的主流文本,此类文本也因其身处西方,实际上是美国的有利位置而被扭曲。它也包含了众多需要“他者”批判、更正和修订的沉默¹³。

尽管我坚信——如果想进一步发展传播学中批判的和文化的观点,必然取决于社会性别问题的充分理论化,但我认为,如果不能与男性主流研究适当妥协,那么就不能对科技进行切实可行的、女性主义角度的再思考。探讨科技的主流话语忽略了日常世界、私人领域、传统女性社会性别化技能的场域;然而,在女性主义视角之内,公共领域仍旧未被理论化14。这种理论上的紧张状态需要再次彻底地被质问。没有必要完全弥合这种差异——如自由主义者那样——只是探究这种紧张状态的来源和对封闭的抵抗,以此激发另类的关于公、私领域联结的概念化,鼓励对于社群构建进程的再思考,并检视科技在形成和调节当代社区的概念和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此时构连形成科技对话的新词汇,女性主义的选择是有限的。为了参与关于科技的可信赖的讨论,女性主义者必须参与并使用权威性的话语,即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所谓的“父亲的语词”¹⁵。一共有四种重要的方式和上述语言达成妥协:(1)投降;(2)逃脱到可以建立分离的女性主义的殖民地和批判符码的内部空间;(3)分等级地渗透,从而跻身于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所说的“符号学的游击战”中(semiological guerrilla warfare);(4)在(2)和(3)之间“变换”¹⁶。就我判断而言,最后一个选择是最负责任并且在政治上最有效的。前面的两种方式,好像是将孩子单独置身于危险的玩具中,会增加化学、生物和核灾难的风险17。第三个方法可以独立存在,但它身处辩证过程中;其可以破坏旧有的方式,但是缺乏必要的创新资源来武装新的思路。有一个窍门,就是要从主流话语中吸取创新资源,而不是完全被主流话语所规制。这个任务并不简单,但它与公开宣称的批判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论的格言相符合,它们包括理论的、方法的和意识形态的自反性18。

在本章余下的部分里,通过简单回顾一些女性主义对西方白种男人认识论立场的解构,我会尝试为女性主义“父亲的语词”的挑战提出更多的论据。这些解构表明,正如来自东方的黑人妇女,处于支配地位的男人也是从一种有利位置来看待她们,这影响了她们怎样看待、想象、建构和使用科技的方式和结果。接着,我会考虑一些传播的语言和模型的特质,它特别能够抵抗对知识观点的展示。最后,我指出一些途径,它们可以用来获得回应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视角系统(甚至“客观”和科学)的知识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