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传播理论中令人困惑的沉默

尽管如此,因为诸多原因,在批判的理论和信息科技评估中对以上“沉默”的草率复制仍然是令人迷惑和事与愿违的。

第一,传播学者涉足早被其他学科占领的领域,导致他们不得不去总结这些领域中的传播学特点。因此,当他们研究科技时,他们总会显示出较科学家、工程师、科技专家,甚至历史学家更强的语言自反性。

第二,批判的传播理论家,特别是新(或后)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直截了当并猛烈地挑战以启蒙主义为基础的、支持这些语言习惯的权力—知识词汇⁶。

第三,很多批判的传播学者公开表示支持以追求平等为目标的女性主义。然而,这些实践阻碍了该目标的实现。

第四,批判传播学的研究者对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所描述的传播工业中“去技能化”(de-skilling)过程感兴趣7。技能的社会性别化在科技密集型产业,尤其在电脑和其他电子产业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以至于政府和产业特遣队现在忙于以各种方式弥合所谓的数字鸿沟。这种鸿沟在本土和全球范围内分割了诸如男女之间、贫富之间以及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在科技上的“拥有”与“缺失”⁸。

第五,对计算机革命的历史和社会影响的研究显示,在信息数字化中“遗失”的知识也许正是保留了西方文明中弥足珍贵的价值的人文知识⁹。同样的价值在工业革命中也被科技社会性别化(阳具文本?)的话语所边缘化和女性化¹⁰。

第六,将批判和文化理论的新酒装在父权制语言范畴的旧瓶——这种做法妨碍了,甚至也许排除了对日常生活结构、权威、差异、社群以及与非人类环境关系彻底的重新概念化——这些范畴被当前传播学研究中批判和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所规定¹¹。总而言之,对科技话语的社会性别化缺乏批判性意识,会把可以争论的领域让位于复制权力和特权的陈旧模式的科技设计。

社会建构的沉默是由权力—知识的社会性别化语汇所支持的。这种沉默只是对科技讨论的装饰;而且如此顽固和持久,以至于女性主义发出了“对男性主流研究者发起挑战或者质疑,比如质疑这样的假设,即西方男性在传播和科技理论化方面有自己的独立和自足的位置,无须考虑被强加的诸如女性/男性、东方/西方、黑人/白人这些二元术语等级化的社会区隔的起源”¹²。或者正如女性主义者直言不讳的质问:“科技被社会性别化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