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信息被社会性别化了吗?

真的有一个人在帘子后面,多萝茜(Dorothy)。不去理会各种各样的高科技,那样会很危险,这也许就是你的数字化未来。

——马克·斯多曼(Mark Stallman)《连线》(Wired)1994年3月

科技上的设计就是关于社会的设计。正如数学计算、发动机、凸轮、线路和硅芯片是紧密相关的一样,文化价值、经济利益和政治决策也是浑然一体的。随着20世纪步入尾声,由全球“信息时代”或“信息社会”的商务和军事设计掀起的辩论,已经成为了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抗争的主要焦点。

反过来,这些抗争为雄心勃勃参与政治的、批判的传播学研究议程提供了支持和推动力。批判的传播学研究有充足的数据和丰富的理论,为信息资本主义本土和全球结构的体制建构、经济要素、科技的可能性,以及职业和阶级的安排提供了系统化的评价。这项研究在传播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国际化特点揭示了欧洲中心主义价值观、优先论,以及适合全球信息系统设计发展的条件,比如科技进步、经济增长、生产力、生产效率及控制等。虽然如此,这个理论体系及其生成的实证评价却在很大程度上对信息时代知识—权力体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社会性别政治仍然保持沉默。

这种排斥的来源,即社会建构的沉默,充满悖论——既显而易见,却又令人迷惑不解。就某种意义而言,这种沉默的渊源昭然若揭,那是因为在西方语言和话语实践中,社会学和语言学建构的“科技”这一术语导致了这种沉默。只需粗略回顾一下关于科技的学术文献1,就可知“妇女”和“科技”等术语的构成是紧密相关的。在一般的权力—关系词汇表中,男人制造的对象和其所操控的工作被定义为“科技性”;相反,妇女制造和操控的对象及其所从事的工作却被视为“非科技”、“自然”,有的时候甚至是“养育”、“仁慈”或“人文主义”的。上述实践当然也和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理论惯例相契合。这些理论只认为男人有偿劳动是生产力、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而妇女的无偿劳动却被认为是生殖的工作,从而被排除在国民生产总额的计算之外。

作为这些约定俗成的实践的结果,西方科技史其实是男性的活动史2。这些历史注重的是工业和先进武器的铸造工具和科技,而不是分娩、烹饪或养育儿童的技能和策略3。通常这些历史受到未经推敲的带有大男子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进化论假设的护佑。当科技史提及妇女的时候(科技史很少涉及妇女),她们通常被构想成科技的消费者,诸如自行车、电话、打字机和传真机的使用者⁴。

简而言之,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长久以来关于科技的主流论战中经常忽略社会性别。已经确立的西方语言和思维的范畴和惯例将注意力从这个问题引开去,它们造成的沉默是如此普遍和根深蒂固,以至于简·卡普陀(Jane Caputo)把先进科技描绘为“阳具科技”⁵。